《孝经》一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特别是自汉文帝立《孝经》
博士、汉代统治者宣传“以孝治天下”的思想以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它成为人
们修身的必备教科书。但关于《孝经》的作者却众说纷纭，约有以下六说 (宋人王应
麟《困学纪闻》称“冯氏曰：子思作《孝经》，追述其祖之说乃称字，是书当成子思
之手。”“子思作《孝经》”一说后无赞成者，不单列。) ：孔子自作，曾参自作，
孔子与曾参共作，七十子之徒作，曾参门人作，汉儒假托。
孔子作《孝经》《汉书·艺文志》说：“《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对于班固的这一记载，郑玄《六艺论》申述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
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
中引用汉代纬书《孝经援神契》等的说法：“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
经》。’于是授《春秋》于丘明，授《孝经》于曾子。”对“孔子为曾子陈孝道”而
写《孝经》，宋代为《孝经》作疏的邢 引刘炫《〈孝经〉述义》提出了不同看法：
“炫谓孔子自作《孝经》，非曾子请业而对也。……因弟子有请业之道，师儒有教诲
之谊，故假弟子之言，以为对扬之体，非曾子实有此问也。”明人姚舜牧《孝经疑问》
指出：“余读《孝经》，大都出孔子口吻，而汉儒不无附会其间。如‘则天之经，因
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以下等语，似类汉儒之
言。且各章皆引《诗》、《书》为结，与《韩诗外传》、《天禄阁外史》相类。”
曾子作《孝经》《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关于曾参情况介绍说：“孔子以为能通
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 (《史记》此语为曾子作《孝经》的最早记录，但
这段话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孔子授曾子学业，曾子作《孝经》，中华书局校点本
在“故授之业”下加句号，即作如是解；一种是孔子授曾子学业，写作了《孝经》，
因“授之业”与“作《孝经》”的主体都是孔子。班固《汉书》吸收《史记》成分甚
多，其所言“《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所据亦是《史记》里的这段话。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二十八于《仲尼弟子列传》所加按语，作同样理解：“史公盖
以《孝经》为孔子作，故《汉艺文志》云……”) 元人熊禾为董鼎《孝经大义》一书
作序称：“孔门之学惟曾氏得其宗。曾氏之书有二，曰《大学》，曰《孝经》。”
孔子、曾参合作明人吕维祺作《孝经或问》。有人问孔子为什么只把《孝经》传
给曾子，吕氏回答说：“曾子平日笃实，又能纯心行孝。此道非曾子不能传，故因闲
居而谆谆言之，曾子退而笔记之也。然必有经孔子之笔削者。《史记·曾子传》云：
孔子以曾参通孝道，与之共著《孝经》，近是。或谓孔子假曾子之问而自著之，或谓
曾子之门人为之，皆非。”
七十子之徒作清人毛奇龄承认《孝经》是孔子的书，但他认为：“旧谓《孝经》
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谓夫子口授曾子，俱无此事。此仍是春秋、战国间七十子之徒
所作，稍后于《论语》，而与《大学》、《中庸》、《孔子闲居》、《仲尼燕居》、
《坊记》、《表记》诸篇同时，如出一手。故每说一章，必有引经数语以为证。”纪
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孝经》之文，去二戴所录为近，
要为七十子之徒之遗言。向使河间献王采入《记》一百三十一篇中，则亦《礼记》之
一篇，与《儒行》、《缁衣》转从其类。”陈东澧《东塾读书记》也说：“《孝经》
为七十子之遗书，与《礼记》为近。开首‘仲尼居，曾子侍’与《礼记》之‘孔子闲
居，子夏侍’、‘仲尼燕居，子张、子夏、言游侍’，文法相同。此已侪《孝经》于
《礼记》诸篇矣。但《孔子闲居》未尝称‘卜子侍’，《仲尼燕居》未尝称‘颛孙子、
卜子、言子侍’也。窃疑《孝经》之作，又在此二篇之后；作者去孔子日远，而又以
轻心掉之，故着此痕迹；然正因着此痕迹，方得据以推知非孔子所作、曾子所记，且
未得与《仲尼燕居》、《孔子闲居》二篇比耳。”
曾子弟子作与“七十子之徒作” 的说法相近的是“曾子弟子作” 。宋人司马光
《古文孝经指解序》说：“圣人言则为经，动则为法。故孔子与曾参论孝而门人书之，
谓之《孝经》。”南宋胡寅、晁公武等也持同一见解。元人董鼎撰《孝经大义》一书，
他认为《孝经》一书是“曾子闻于孔子，而曾子门人又以所闻于曾子者合而记之，以
为一经”。清代学者崔述《洙泗考信录》卷四有《〈孝经〉非孔子作》一文，阐述了
是“曾子门人笔之于书耳，非孔子自为书也”的观点以后，又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
如果《孝经》系孔子所作，不能称自己的学生叫“曾子”；二是“经”这一概念，为
后人尊崇古代圣人的书籍而起，孔子、孟子时代没有“经”名，“经”之名始于汉，
孔子不会把自己的作品称《孝经》；三是圣人谦虚，尽管圣人行孝但“心必不自以为
孝”，孔子怎么会说“吾行在《孝经》”这样的话呢?当代学者张岱年说：“《孝经》
不是曾参自己所作，而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汤
祺廷认为“当是属于孔子的教言，经过曾子的口头传述，到了战国的后期，由曾子的
门人集录成书的”(《十三经直解》本《孝经直解·前言》)。
汉儒伪托宋代朱熹《孝经刊误》对《孝经》首段“仲尼闲居，曾子侍”至“自天
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一段，认为是夫子、曾子问答之言，
而由曾氏门人所记，是“经”；以下是“传”。在传文中，如“以顺则逆”以下几句
认为是“杂取《左传》所载季文子、北宫文子之言”；在《刊误》之末，朱熹作《记》
指出：原来见过胡宏《论语说》中怀疑《孝经》引《诗》不是《孝经》的原文，开始
很吃惊，后来才明白胡公的话可信。而且《孝经》可疑之处不只这些，就写信向程迥
求教。程迥回信说：汪应辰也认为此书多出后人附会，“于是乃知前辈读书精审，其
论固已及，又窃窃自幸有所因述而得免于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书之言可发此
经之旨者别为外传，顾未敢耳”。至清代学者姚际恒作《古今伪书考》，于《孝经》
一书，定其“出于汉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姚氏具体指出伪托的
根据：其一，《三才章》中“夫孝，天之经”至“因地之义”，抄袭《左传》中子太
叔叙述子产的话，只把“礼”字改成“孝”字；《圣治章》“以顺则逆”至“凶德”，
抄袭《左传》季文子回答鲁宣公的问话；“君子则不然”以下抄袭《左传》中北宫文
子论“仪”方面的言论；《事君章》“进思尽忠”二语，抄袭《左传》士贞子劝告晋
景公的话。其二，《论语》中有曾子“吾闻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
的记载，既是曾子亲听孔子所说的话，为什么《孝经》中反而没有呢? 其三，孔子说
“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孝经》中《谏争章》却说：
“父有争子故当不义，子不可不争于父，从父之令，焉得为孝? ”与孔子之言不类。
其四，诸经书古代不加“经”字，此书名曰《孝经》，可知非古；如去掉“经”字，
又不像《易》、《诗》、《书》可以用一个字作书名；班固也似乎知道这个道理，所
以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这是曲折回
护之词。其五，篇首称“仲尼居”，明显不是孔子自己所作。姚际恒根据《孝经》的
行文风格，认为与《戴记》中《曾子问》、《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
相似，故是汉儒所作。
蒋伯潜《诸子通考》关于《孝经》系汉儒伪托的问题，同意姚际恒等人的意见。
胡适也说：“一部《孝经》，称孔子为‘仲尼’，称曾参为“曾子”，又夹许多‘诗
云’，‘子曰’，可见决不是孔子做的。《孝经·钩命诀》说‘吾志在《春秋》，行
在《孝经》’的话，也是汉人假造的诳语，决不可信。” (《中国古代哲学史》，台
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5月1版) 黄云眉断言：“此书为汉人伪托，灼然可知。”而伪
托的时间，“必在《戴记》后”(《古今伪书考补证》)。
有两条反证很引人注目：一是《吕氏春秋·察微篇》引《孝经》曰：“高而不危，
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
人。”这是《孝经·诸侯章》中的话。二是有战国时魏文侯曾作《孝经传》之说，魏
文侯为战国初年人，并且是孔子弟子子夏的学生。蒋伯潜考证后指出，《吕氏春秋》
引《孝经》两处，只有一处称“《孝经》曰”，且汉代高诱注《吕氏春秋》时并不解
释《孝经》是何书，故“疑‘《孝经》曰’三字乃读者旁注，后乃误入正文者”。蒋
氏认为，《吕氏春秋》中这两段文字，“乃作《孝经》者袭《吕氏春秋》，非《吕氏
春秋》引《孝经》也”。至于魏文侯作《孝经传》之说，“其事不见于《史记·魏世
家》，其书不见于《汉志》、《隋志》、《唐志》，本不足信也” (《诸子通考》下
编《诸子著述考》) 。蒋氏的这种看法，当今学者多不认同。钟肇鹏指出：“《吕氏
春秋》为杂家，乃汇集百家之说纂成。《孝行览》显然是儒家孝治派之说，取自《孝
经》 、 《曾子》等书。……如果认为《孝经》后于《吕氏春秋》，则是《孝经》取
《吕览》之文伪造而成。这是很难想象的。”他认为，《孝经》之“经”表示“孝是
天下的大经大法”，源于《孝经》上“夫孝，天之经也”及《曾子大孝》“夫孝，天
下之大经也”，不是“经典”之“经”。在西汉，《孝经》不在儒家经典之列，而被
视为“传”，如汉武帝赐翟方进策引“传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这是《孝
经·诸侯章》之文，便是明证。
《孝经》 的版本有三个体系， 即今文《孝经》、古文《孝经》与“刊误”后的
《孝经》。
今文《孝经》 ， 据称出于汉初。汉惠帝时废除“挟书之律”，河间人颜芝原藏
《孝经》，他的儿子颜贞拿了出来，河间献王刘德上奏朝廷。因为是用通行的隶书字
体书写，所以称今文《孝经》。此书《汉书·艺文志》载称十八章，各章原无标题，
到南朝梁时皇侃始加标题；唐玄宗时又召集通儒对标题等作了讨论，成为通行的本子。
十八章的篇目为《开宗明义章》、《天子章》、《诸侯章》、《卿大夫章》、《士章》、
《庶人章》、《三才章》、《孝治章》、《圣治章》、《纪孝行章》、《五刑章》、
《广要道章》、《广至德章》、《广扬名章》、《谏诤章》、《感应章》、《事君章》、
《丧亲章》，共1806字。
第一个为今文《孝经》作注的称为“郑氏”，据南朝宋人荀昶说是东汉学者郑玄，
也有认为是郑玄之孙郑小同的。
《汉书·艺文志》载有“《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因为是用先秦古文
字书写，所以称为古文《孝经》。相传孔子裔孙孔鲋在秦末时藏书于屋壁，武帝时鲁
恭王扩建宫舍，推倒孔子故居墙壁，发现了这批先秦古书 (关于古文《孝经》等出孔
氏壁中一事，文献记载各异：一是《孔子家语》说孔滕藏这一批书；《汉书·尹敏传》
称为孔鲋所藏；《隋书·经籍志》记为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孔子裔孙孔
惠所藏之书，《史通》也主张是孔惠所藏。) ，其中就有《孝经》。孔安国进行了整
理，并作注，献于朝廷。此书在南朝梁末亡佚。清人阮福认为，献古文《孝经》的不
是孔安国，而是西汉昭帝时的鲁国三老。根据是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儿子许冲在献其
父所著《说文解字》的表文里称：许慎学过《孝经》孔氏古文，是东汉建武年间给事
中议郎东海郯人卫宏传授的，许慎又传授给许冲。原先都是口头传授，许冲把昭帝时
鲁国三老献的古文《孝经》用今文记录整理，献于朝廷。据东汉人桓谭在《新论》中
说， 古文《孝经》共1872字，与今文《孝经》不同的有400余字。到了隋朝开皇十四
年(594年) ，秘书学士王孝逸找到一本古文《孝经》交给了著作郎王邵，王邵又给了
刘炫， 叫他核定， 刘炫于是作了《古文孝经稽疑》。当时学者就指出：所谓的古文
《孝经》是刘炫伪作，《隋书·经籍志》也从此说。刘炫的古文《孝经》，宋刻本为
1810字。唐朝开元七年(719年) ，唐玄宗召集诸儒研讨今、古文及郑注、孔注异同。
史官刘知几主张用孔注古文《孝经》，国子祭酒司马贞主张用郑注今文《孝经》，后
确定用今文而参考古文。
清朝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年)，安徽歙县鲍廷博刊印《古文孝经孔氏传》，在
跋文中说，此书是他的朋友汪翼沧坐船到日本在长崎见到的，原刊时间是康熙十一年
(1672年)，刊刻者为信阳太宰纯。太宰纯的序言说，此书相传很久，错误很多，所以
用力校勘而成定本，字数为1861个，而“其经文与宋人所谓古文者亦不全同”。《四
库全书》收录，但认为是伪托。
现在流传的今文《孝经》与古文《孝经》略有不同。一是个别地方字句不同，如
首章今文为“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则是“仲尼闲居，曾子侍坐”。二是分章不
同，今文《三才章》“其政不严而治”与“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是一章，古文则分
为两章；今文《圣治章》“其所因者本也”与“父子之道，天性也”通为一章，古文
则分作两章，又将“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又分作一章。古文中之《闺门章》22字，
今文全无。总体上说区别很小，无关宏旨。
宋代朱熹认为《孝经》是真假杂糅的一部书。他以古文《孝经》为基础进行整理，
认为从开头“仲尼闲居，曾子侍坐”到“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是“夫子、曾子问答之言而曾氏门人之所记也”，即“所谓《孝经》者，
其本文止如此。其下则或者杂引传记以释经文，乃《孝经》之传也。”因此，朱熹将
他认为可疑之处作了删节，把《孝经》中所引《诗经》及《尚书》中的句子大都删去，
连带其它， 共删223字，将二十二章合并为十五章，计经文一章，解经之文十四章。
其后，元代吴澄作《孝经定本》，也仿照朱熹的办法进行“刊误”。他以今文《孝经》
为底本，将开头到“未之有也”合为一章，其它是解经之传，分为十二章，并且改变
次序：如将原第十六章“昔者明王事父者”改为传的首章，原第八章“昔者明王以孝
治天下也”列为传的第二章，等等。
流传最广的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 疏的《孝经正义》。此本分作十八章，
每章字数多寡不等，以孔子、曾子问答方式阐发了孝治思想。第一章《开宗明义章》
指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
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
于立身。”这是《孝经》的主旨，此后则分别言之。《天子章》至《庶人章》，以等
级观念规定不同的孝道标准；《三才章》突出强调了孝的地位和作用，即“夫孝，天
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
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孝经》中的《五刑章》提出了“五刑
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的论点，把不孝列为诸罪之首；而在《广扬名章》中则把
事亲与事君联系在一起，且突出了扬名后世的功利观点：“君子事亲孝，故忠可移于
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是以行成于内而名立于后世矣。”
这些思想，与《曾子》一书中所表达的内容可以互相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