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子》一书，《汉书·艺文志》在《儒家类》中有录：“《曾子》十八篇。”
班固并注明作者“名参，孔子弟子”。到《隋书·经籍志》记为：“《曾子》二卷，
目一卷，鲁国曾参撰。”未说明篇数。《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
《宋史·艺文志》所记与《隋书·经籍志》同。宋代私人撰写的目录学著作，如晁公
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高似孙《子略》，有称二卷十篇本者，
也有径称十篇本者。晁公武说他所见的二卷十篇本即唐本：“《汉艺文志》‘《曾子》
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此
书亦二卷，凡十篇，盖唐本也。”除了卷数与唐本相同外，晁公武所见的《曾子》一
书“有题曰传绍述本”。绍述，是唐朝人樊宗师的字。据《新唐书·樊泽传》，樊泽
的儿子宗师，字绍述，先后任国子主簿、著作佐郎、绵州刺史等职。唐时未有刻本，
大概是樊宗师传抄的本子。陈振孙著录的是：“《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礼》。
后人从其中录出别行，慈溪杨简注。”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说：“《曾子》十
八篇，隋、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
论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圆》，皆见于《大戴
礼》，盖后人摭出为二卷。”在《困学纪闻》卷十《诸子》篇中首列《曾子》，认为
“《汉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传视汉亡八篇矣。十篇见于《大戴礼》”。
即是说《曾子》十篇包括在《曾子》十八篇中，也就是《大戴礼记》中的十篇。此前，
高似孙作《子略》，已经申述了类似的看法：“《曾子》者，曾参与其弟子公明仪、
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讲论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修
身》至于《天圆》，已见于《大戴礼》，篇为四十九至五十八，他又杂见于《小戴礼》，
略无少异，是固后人掇拾以为之者欤?”“后人”是什么时候的人，各书看法不一。
高似孙接着说道：“刘中垒父子秦汉《七略》已不能致辩于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
《对策》已引其言，有曰‘尊其所闻则高明，行其所知则光大’，则书固在董氏之先
乎?”高似孙认为刘向、刘歆父子修《别录》、《七略》时已经辨别不清，何况是后
来的人呢?董仲舒引用过《曾子》中的话，其成书当在战国。《四库全书》编者在
《大戴礼记》条下所写《提要》，也肯定《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就是《汉书
·艺文志》所记《曾子》十八篇中留存的。
在宋代，《曾子》一书未受学林所重。晁公武的伯父晁说之(号景迂，曾官中书
舍人兼太子詹事，故晁公武称为“予从父詹事公”，王应麟尊之曰“景迂公”--编者)
“尝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盖寡；知子思《中庸》者虽寡，而
知读《曾子》者殆未见其人也”；又因为《曾子》一书文字错误甚多，所以将他收藏
的《曾子》和司马光收藏的《大戴礼记》参校，将北周卢辩《大戴礼记》注有关内容
纳入《曾子》之中。元代的周 编《古曾子》十篇，参考其它版本进行校勘，并作音
训注释。以上诸本都已失传或散佚。唐朝初年魏徵等纂修《群书治要》时，于《曾子》
一书作了摘引，计有《修身》、《立孝》、《制言》、《疾病》四篇中的部分内容
(详见附一)，与《大戴礼记》相关篇章文字比较，所摘者除个别字词有异外，其它均
同。《群书治要》在《宋史·艺文志》中已不见著录，大约亡于宋。此本传入日本，
日本人据此刊行，清嘉庆年间传回中国，于此可见唐代《曾子》传本的一些情况。
阮元于嘉庆三年(公元1798年)将《大戴礼记》中的四十九至五十八共十篇抽出，
定名为《曾子十篇》。阮氏在《自序》中指出：“百世学者皆取法孔子矣。然去孔子
渐远者，其言亦渐异。子思、孟子近孔子而言不异，犹非亲受业于孔子者也。然则七
十子亲受业于孔子其言之无异于孔子而独存者，唯《曾子十篇》乎!”阮氏把《曾子
十篇》视为孔门弟子中流传至今的著作硕果仅存者，故整理时颇为用力：《大戴礼记》
选用好的底本，校以魏徵《群书治要》中之《曾子》、马总《意林》中所引《曾子》；
在校勘基础上予以注释，吸取北周人卢辩注《大戴礼记》的成果又参以己意。《曾子
十篇》现在单行者惟此一种。这十篇的题目是《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
至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中、下三篇，《曾子疾
病》，《曾子天圆》，分四卷。是书首刻于嘉庆三年，重刻于道光二十五年(18 45年)。
有《皇清经解》本及《文选楼丛书》本，《文选楼丛书》本收入中华书局所编印的
《丛书集成·初编》之中。蒋伯潜《诸子通考》下编《诸子著述考》在《〈曾子〉考》
中说：“似《曾子》传本有二种：一种为十八篇本，一种为二卷十篇本也。”对于
《群书治要》引《曾子》，蒋氏又说：“魏徵《群书治要》中之《曾子》，见引于马
总《意林》者，均与《大戴记》合。似《大戴记》之十篇原在《曾子》十八篇中。自
唐至宋之二卷十篇本，亦皆与《大戴记》之十篇同。殆《汉志》所录之十八篇，亡其
八篇，仅存十篇，而此十篇即为大戴录入《记》中者也。”此说与南宋王应麟《困学
纪闻》中的说法一致。魏徵《群书治要》所引《曾子》第一篇为《修身》，《大戴礼
记》则作《曾子立事》；宋人晁公武等所见二卷十篇本，第一篇也是《修身》而不作
《曾子立事》。
对于《曾子》十八篇或《曾子十篇》是否是曾子的著作，亦有提出怀疑者。如宋
人黄震在其所著《黄氏日钞·读〈曾子〉》中说道：“曾子之书，不知谁所依仿而为
之。言虽杂而衍，然其不合于理者盖寡。若云‘与父言，言畜子；与子言，言孝父；
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言承兄。书皆世俗委曲之语；而‘良贾深藏如虚’，又近
于老子之学，殊不类曾宏毅气象。……特以‘天圆地方’之说为非，而谓天之所生上
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虽务博而未必然。”
《曾子十篇》比较集中地表现了曾子的思想。第一篇为《曾子立事》(《群书治
要》作《修身》)，泛论君子为学及立身行事之道，为《曾子十篇》的纲领。二至五
篇分别为《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阐述了曾
子的孝治思想。六篇至八篇为《曾子制言》上、中、下。清代学者孔广森说：“制言
者，法言也。法言本《孝经》‘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这是后学纂述先师的话，
将其视为先王的经典语言。三篇之中主要论述行礼、秉德、居仁、由义及进退不苟等
事。第九篇《曾子疾病》，记曾子临终遗言，重点是及身行道，以身行为言行的基础。
第十篇《曾子天圆》，反映了曾子的自然观，讲到阴阳、动植物及人的形成与圣人造
律历、兴礼乐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