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清照及其作品的研究，自宋代以来延绵不断，历久不歇。古代的研究多见于诗话
词话或笔记序跋文字。对易安评价，自南宋以来，无不称赞其文采才华，激赏其词章，
而于其性格风节，则偶有微词。如王灼《碧鸡漫志》盛赞其“才力华赡”，“不可多
得”，在妇人中“当推文采第一”。但却批评她写词出语无所顾忌。朱《萍洲可谈》
推易安为宋代女性作家之首，词章“未见其比”，却感叹她“不终晚节”。胡仔《苕
溪渔隐丛话》后集，辑存其“词论”，而不满其指摘前辈之短。宋代这三家的评论，
时代较早，影响也大。朱弁《风月堂诗话》称述其诗文，朱熹赞其“文笔最高，《金
石录》煞做得好”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 。张端义、罗大经、张炎等人评赏其
《永遇乐》、《声声慢》词，于是名篇佳句更为人所传诵。在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宋
代，不仅陶钧长养了这位女词人，而且认同了她的才华和成就，也载录了某些有关史
料，尽管由于当时人们受封建妇女观的局限，对她的改嫁、个性要强等有所訾议，但
毕竟为后世研究这位女作家奠定了基石。
元代诗词创作与评论处于低潮，文人谈及易安者不多。杨维祯《东维子集》在第
一篇书序中涉及李清照、朱淑真，有“出于小听挟慧”、“未适乎情性之正”之语，
显然一副道学口吻。伊世珍《琅孉记》所引录的有关李清照的两则故事，倒颇能发人
雅兴。明代文林对宋代词家多有称述，对易安评论有所展衍。其中除叶盛《水东日记》
斥其文字为“不祥之具”，田艺蘅指责其“无检操”(《诗女史》)，出语比较苛刻外，
其余各家多取推尊之旨。如杨慎、李攀龙、沈际飞等在《草堂诗余》，茅暎在《词的》，
赵世杰在《古今女史》等选集中，对易安名篇佳句，进行评点式鉴赏，往往撷英揽粹，
时有妙解。 祝允明评《金石录后序》 ， 赞其才、识，誉为“闺阁之杰”。王世贞
《弇州山人词评》将易安与李璟父子、晏殊父子、耆卿、子野、美成、少游并提，称
为“词之正宗”。宋征璧《倚声初集》论宋词，谓宋代词坛跷楚，可举永叔、子瞻、
少游、子野、方回、小山与易安七人，词风各具特色。足见李清照在词史上的贡献已
开始有定位之评。有关李清照行实，徐 在《徐氏笔精》中，对胡仔进行驳议，倡为
更嫁辨诬之议，谓“更嫁之说，不知起于何人，太诬贤媛也”。藏书家毛晋考索李清
照词作，予以辑录梓行，为今存《漱玉词》最早辑本，有功于词林良多。
清代诗词评论趋于繁盛，词论名家辈出，易安成为文林关注的热点之一。对李清
照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易安作品流播日广，评论鉴赏层出不穷， 时有
新见， 也不乏争议。彭孙 《金粟词话》、王士禛《花草蒙拾》、李调元《雨村词
话》、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等很多词话名作，都谈论漱玉词，多有名论和定评。至
于陈廷焯论易安词有“其源自从淮海、大晟来，而铸语多生造”之语，沈曾植《菌阁
琐谈》谓“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之苏辛，非秦柳也”。由诸如此类论析，则可
看出，论者的着眼点亦有所不同，但都各有独得。其二，在清人的评论中，李清照在
词史上的地位逐渐升高，屹然确立，并得到评论家的普遍认同。有名的论断，如沈谦
的二李当行说， 王士禛的两派称首说， 况周颐的下开南宋说，都很有影响。沈谦谓
“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 (《填词杂说》)。王士禛谓词派有二，
“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花草蒙拾》)。
况周颐谓“易安笔情近浓至，意境较沉博，下开南宋风气”(《蕙风词话》)。这都是
有见之言，不易之论。其三，清代《漱玉词》，除《四库全书》收编毛晋汲古阁刊本
而外，又刊行收采较广的王鹏运四印斋刻本及补遗本，说明清代辑佚工作也已起步。
其四，清代对李清照事迹的采摭考辨，也有所建树。俞正燮用力最勤。俞氏广搜博采，
排比辨证，编成《易安居士事辑》，足为研究易安取资。其后陆心源撰《癸巳类稿易
安事辑书后》，李慈铭又有《书陆刚甫观察仪顾堂题跋后》。俞氏倡始网罗易安事迹，
功不可没，唯其为改嫁辨诬的立足点，不免受着封建妇德观的捆束。而陆、李两文专
为辨诬举证，而于有关史实缺少发掘，恐对于考察易安行实助益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