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以前，对戚继光的研究取得一些成果。谢承仁、宁可编写的《
戚继光》，1959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被录为《中国历史人物丛书》之一。此
外还有王业猷编写的《戚继光》。《大众日报》、《工人日报》分别刊登过研究戚
继光的文章，如万芳苓的《戚继光》、赖家度的《戚继光和他的“鸳鸯阵法”》。
为纪念戚继光入闽平倭400周年，1962年7月15日的《福建日报》上发表了刘惠孙的
《戚家军横扫倭寇》。这些论著仍侧重于戚继光的生平事迹研究。此外，对有关戚
继光的民间传说，也曾发表过几篇研究文章。如1964年9月20日《羊城晚报》发表
建和撰写的《戚继光与中秋曳石》；《人民日报》1965年7月27日刊登武慰萱的《
谈戚继光斩子的传说》等。
其中，谢承仁、宁可的《戚继光》，共9万余字，分七章，分别为“英雄的成
长”、“驰骋在浙江御倭战场上”、“福建御倭战争的胜利”、“戚家军和戚继光
的御倭的战略战术”、“镇守蓟州”、“《练兵实纪》和戚继光的战略战术”、“
英雄的晚年”。全书运用大量史料，比较完整地叙述了戚继光的一生，语言既通俗
流畅，又严谨准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该书在介绍戚继光生平的同时，辟有专
章介绍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著作，体现了这一时期对戚继光的研究已较前有所
发展。
但总起来说，这一时期对戚继光的研究，与其他杰出历史人物的研究相比，数
量仍较少，深度也不够。
“文化大革命”时期，戚继光研究基本陷于停滞状态，只发表了数篇论文，比
较重要的是洪城的《戚继光的治军思想》，发表于《历史研究》1975年第6期。
“文化大革命”以后，尤其是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对戚继光的
研究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其显著特点是研究人数增多、研究领域拓宽、研究深度加
大、研究成果突出。自80年代以后，已出版有关戚继光的著作近10种，文章近百篇。
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戚继光研究论集》(阎崇年主编，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戚继光》(谢承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再版)、《戚继光评传》(范中义
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其他著作还有虞裴明的《戚继光》(江苏人民出
版社，1983年版)，金文明的《戚继光的故事》(上海少儿出版社，1983年版)，邹
经的《〈纪效新书〉与〈练兵实纪〉总说》(军事出版社，1987年版)，等等。发表
的论文研究领域更为广泛，包括戚继光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战略战术、诗文价
值、著述、籍贯、与人的交往及有关事件等，为戚继光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戚继
光的研究队伍也进一步扩大，不仅有军事机关、科研单位及高校的专业研究人员，
而且在山东、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河北等地县还出现了一批非专业研究者。
由于研究领域拓宽，过去一些没有涉及的问题陆续提出并引起重视。
1987年10月15日至18日，“纪念戚继光逝世四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蓬
莱县举行。全国高校、科研、文博、新闻单位，以及军事史研究方面的专家、教授
等60余人，聚集蓬莱，就戚继光当时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与民族关系，对戚继光抗倭的评价、守蓟功绩、兵书价值及其在军事史上的地位等
学术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编辑出版了《戚继光研究论集》。这次学术
会议的举行及论集的出版，是戚继光逝世四百年以来的空前盛举，也是戚继光研究
的一件盛事。
80年代以后对戚继光的研究，重点突出在以下几个问题上，有相当的深度：
一、籍贯的研究
由于《明史·戚继光传》没有明确记载其籍贯，这一问题一度成为人们研究和
争论的重要内容。目前，对戚继光的籍贯问题，国内外史学界和研究者的认识渐趋
统一，即山东蓬莱。除此之外，还有安徽定远说。
“山东蓬莱说”一般以戚继光在蓬莱的遗迹和有关文献为依据。如高英《戚继
光是蓬莱人》(见《蓬莱文史资料》1987年3辑)、阎崇年《戚继光籍贯考》(见《文
史哲》1991年第3期)，以及郝子文、周恩惠《戚继光籍贯辩》(见《戚继光研究论
集》)等。郝子文、周恩惠的《戚继光籍贯辩》认为戚继光是蓬莱人。理由如下：
①遗迹包括宅第、祠堂、牌坊、祖墓等，均证明戚继光是蓬莱人；
②文献，主要有《年谱》、《止止堂集》、《戚氏族谱》等，明确戚继光是蓬
莱人。
“安徽定远说”一般以戚继光生前在安徽和北京东北的两处题刻及安徽定远的
遗迹作为依据。如熊鸣涛发表在《志苑》1987年第2期的《戚继光是不是定远人》，
王幼生、刘思祥发表在《滁州师专学报》1987年第1期的《戚继光爱国主义思想探
源：兼证戚继光是安徽定远人》以及范中义发表在《江淮论坛》1987第2期的《戚
继光的祖籍与卒年》等，均持此说。
二、民间传说的搜集、整理和研究
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志工作的开展，山东蓬莱及浙江、福建、江西、北京
等地的史志工作者对戚继光的遗迹和有关民间传说进行了大量的搜集与整理工作，
在此基础上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如鲁琪《戚继光与北京内长城》(《旅游》1980
年第1期)，祖而奇《戚继光以猴助战》(《北京晚报》1980年10月15日)，成大林《
抗倭名将与金山岭长城》(《百科知识》1981年第2期)，杜幼德《白龙潭与戚继光》
(《旅游》1982年第4期)，朱封鳌《戚继光海门屯兵处》(《文物天地》1984年第1
期)，朱封鳌、杨德盛《戚继光抗倭的铜钟》(《文物天地》1984年第1期)，刘文瑞
《戚继光和明长城》(《教师报》1985年3月17日)，郑绍宗《戚继光〈香山纪寿〉
刻石跋》(《河北学刊》1985年第6期)，赵栋《明长城和戚继光》(《唐山师专学报》
1987年第3期)，孟乃昌《戚继光与太极拳》(《体育文史》1987年第3期)等。许多
地方还结合有关戚继光的民间传说，与旅游、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开辟了一些
景点。
三、军事思想的研究
戚继光军事思想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他
的军事思想及其在军事领域中的地位，如白巍《戚继光的练兵之道》(《军事史林》
1987年第2期)，李鹏青《论戚继光的军事改革》(《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蔡俊士《戚继光在浙江台州抗倭斗争述论》(《杭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朱
亚非、赵志坚《戚继光军事思想简论》(《孙子学刊》1994年第3、4期)等。《戚继
光研究论集》中收录有朱清泽、童来喜《略论戚继光的军事思想》，范中义《论戚
继光的军事思想》，杨业进《戚继光战术的创革与中国古典战术的终结》，陈学文
《戚继光与戚家军》，张铁牛《戚继光与水师》，张习孔《论戚继光“大创尽歼”、
“以次剿除”的御倭作战术方针》，王兆春《戚继光对火器研制和使用的贡献》，
解立红《谈戚家军长短结合的兵器配备》等。许多文章阐述了一些新的观点与看法。
四、档案、文物的利用与研究
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登州卫致戚继光公文选》(《历史档案》1984年第2期)，
刊载了辽宁档案馆所藏《屏风档》中嘉靖三十三年八月至嘉靖三十四年九月登州卫
呈送给戚继光的公文，其中6件经戚继光亲笔批阅。这些档案，既记录了明朝官府
的贪赃枉法和社会风气的败坏，也反映了戚继光治理有方、为官清廉和疾恶如仇的
品德，是研究明史和戚继光其人的重要史料。
依据辽宁省档案馆公布的戚继光公文选，对戚继光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
如朱亚非《从历史档案看戚继光在山东的备倭活动》(见《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
、杨余练《戚继光在山东》(见《戚继光研究论集》)。二文依据历史档案，对戚继
光在山东的防倭活动进行了论述。
在戚继光所到之地，后人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陆续兴建了许多祠堂、馆阁、
碑亭，保存了大量有关戚继光的遗物、以及生平事迹传说等资料。80年代以来，各
地政府及史志、文物部门在恢复这些历史景点的同时，还着力收集和整理了大量有
关戚继光的资料，包括碑刻及文字、图片资料。这些资料为进一步开展对戚继光的
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港、台等地一些学者也对戚继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探讨，发表了若干学术
论文。如《畅流》1967年35卷1期发表了裴伯欣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中国国
学》1975年4期发表了《平定倭寇名将戚继光》，《黄埔月刊》1980年334期发表了
冯吉权的《平倭名将戚继光》，介绍了戚继光的抗倭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