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辑孔子与西方｜墨子志｜诸子名家库

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讲经布道。对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礼仪，如祭祖、祭孔、祭天等等，传教士的看法有严重分歧。以利玛窦为首的部分耶稣会士，持宽容态度，认为这些做法与天主教教义并不冲突。但是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以及耶稣会士中的龙华民一派人则认为这些理论是异端，信奉天主教的华人绝对不可从事这些活动。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发展为严重的争吵，于是连篇累牍地撰文写书，阐明自己的观点，并且上告到罗马教皇那里，请求裁决。从十七世纪初到十八世纪初，他们一直争了一百多年，这样有意无意地向欧洲各界介绍了中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中国的各种思想流派，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１６８７年，巴黎出版了拉丁文译本的《大学》、《中庸》、《论语》，这是孔子学说正式传入西方的一年。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兹是较早接触儒家学说的一位西方学者。早在１６７６年，他就已经读过儒家书籍，１６８９年后与在华耶稣会士闵明我等人建立联系，使他更多地了解中国情况。莱布尼兹认为，在政治、伦理方面，中国远胜于欧洲。中国人“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有如宗教”，中国的农夫婢仆之间的交际都彬彬有礼。中国帝王康熙也十分贤明。他认为，在理论科学方面，中国不如欧洲，因此中国可以把实践哲学即政治、伦理等等传给欧洲，而欧洲把理论科学传给中国，以便共同促进人类的幸福。莱布尼兹在１６７８年创立了以０和１两元素表示所有数字的二元算术，当他二十年后看到《周易》六十四卦卦象时，兴奋异常，以为中国古代的圣王伏羲，几千年前已经运用二元算术的原理安排六十四卦的顺序了。他说： “这个《易图》可以算现存科学之最古的纪念物，然而这种科学，依我所见，虽为四千年以上的古物，数千年来却没人了解它的意义。这是不可思议的—— 它和我的新算术完全一致，……要是我没发明二元算术，则此六十四卦的体系，即为伏羲《易图》，耗费了许多时间也不会明白的罢！”（转引自《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第２１１页）按宋儒邵雍《先天图》所排六十四卦的次序，从坤　开始，到乾　结束，如用０代表－－，用１代表—，那末以二进制表示，坤为００００００（即０），乾为１１１１１１（即６３），从坤到乾恰为十进制的０至６３之数。中国古人不自觉地运用了二元算术，莱布尼兹用二元算术来解释它，使他更感到二元算术的妙用。沃尔夫是继莱布尼兹之后的一位儒家文化崇拜者，莱布尼兹用拉丁语写作，沃尔夫则主要用德语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哲学，因而他的影响更大。１７２１年他在哈尔大学讲《中国的实践哲学》，极力赞美儒教，并有轻视基督教倾向，结果被国王赶出普鲁士。这种粗暴的镇压不但没有搞垮沃尔夫，反而使他在德国和欧洲名声大振。沃尔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精神，是由古代国王兼哲学家的尧舜等创立，孔子发扬光大的思想。儒家学说以自然和理性为基础，与基督教的神启和信仰并不矛盾，两者可以相辅相成，这就明白告诉人们，基督教要用儒家道德原则补充。他赞美中国儒学的理性主义，认为只有理性是真正的道德原则。沃尔夫以理性取代信仰的倾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再传弟子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放逐信仰，为理性争阵地，开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中国文化在法国引起了更广泛的兴趣。中国和孔子不仅是知识界讨论政治、宗教问题的题材，也是文艺和娱乐的题材。法国宫廷在十八世纪的第一个元旦，举行华人假面舞会，剧院中不时演出中国戏剧。有人曾经说，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对于中国要比对于欧洲任何国家知道得多。这固然有些言过其实，但可以从中看出当时的中国热。十八世纪上半叶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导启蒙运动走向高涨的时期，启蒙思想家们崇拜理性，反对教会。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思想在他们面前展现了一个非基督的世界，使他们欣喜欲狂。启蒙学者的最大代表伏尔泰说：“欧洲的王族同商人发现东方，只晓得求财富，而哲学家则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的与物质的世界。”（《礼俗论》一四三章）他把他心目中的中国与西方对比，尖锐批评基督教和法国的专制政府。他赞扬孔子“只诉诸道德，不宣传神怪” （同上书十六章），在孔教影响下，中国人具有完备的道德。站在自然神论的立场上，伏尔泰说：“道德是来自神的，到处是一律的；神学是来自人的，所以到处不同而且可笑。”（《法国十八世纪思想史》第１４页）他认为孔子和中国哲学家都是有神论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真正相信道德，而摒弃宗教迷信。欧洲的教会恰恰相反，相信迷信而不讲道德。他说：“我们不能象中国人一样，这真是不幸。”（列维布留尔《法国哲学史》１２０页引）在政治上伏尔泰主张开明专制，反对君主专制，因为它是君主不守法律，任意剥夺人民生命财产的政治。他认为与此相反的是开明专制，中国即是这种开明专制的模范。在中国，政府要遵守法律，以增进人民福利为第一义务，人民则把君主官吏看作家长，敬重并且顺从他们。他说：“人类的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织。” 伏尔泰认为中国的思想、制度都来自孔子，所以对于孔子十分崇拜。他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为了宣传孔子的伦理思想，他把中国的戏剧《赵氏孤儿》搬上法国舞台，他为此剧本写的副题即是《五幕孔子的伦理》。他认为孔子是天下唯一的师表，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悬挂孔子像，写诗赞美，朝夕礼拜。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形成的百科全书派把启蒙运动推向高峰。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孔子学说也十分倾倒。他认为孔子学说简洁可爱，不要暴力和迷信，强调以道德、理性治平天下，与基督教完全不同。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尔巴赫主张以儒家道德来代替基督教道德，象中国那样把政治与道德结合起来。他说：“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向人们显示，国家的繁荣须依靠道德。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道德成为一切合于理性的人们的唯一宗教。”“在中国，法律充满圣智，甚至曾经征服中国的野蛮的满洲人，亦为所屈服。这就是说，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力，使中国的征服者反而被征服了。”（《社会体系》一卷第８６页）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法国重农学派，对孔子学说也很推崇。重农学派领袖魁奈认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他认为，他所提倡的自然法，即依自然规律行事，实际上是儒学提倡的天理。他说：“中国文化均依据于天理天则，天理天则即不外乎自然法。”（后藤末雄《支那思想的法兰西西渐》４１４页引魁奈《中国专制政治论》第八章）他认为中国专制制度为开明的合法的专制制度，君主依法而不是凭个人好恶行使主权，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形式。魁奈著名的《经济表》，也被认为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的弟子大米拉博曾说：“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方，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现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表。 ”（《关于经济与哲学》转引自朱谦之《中国思想对于欧洲文化之影响》第２８６页）因为魁奈如此敬重孔子，他自己也得到了“欧洲孔子”的雅号。启蒙学者和重农学派学者之所以推崇孔子，一方面是因为，孔子思想中具有尊重理性、道德，排斥迷信、暴力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思想家需要有一种不同于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不同于基督的权威，给自己以启发、借鉴、支持与鼓舞。他们心目中的孔子和中国是根据需要美化了的，与孔子和那时的中国有很大距离。然而这种需要并不是绝对的。因此同是启蒙派学者，因文化素养不同，孟德斯鸠和卢梭对中国的看法就跟伏尔泰颇不一致。孟德斯鸠是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倡导者。对于中国文化他既看到优点，也看到缺点，他认为，中国的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对专制制度、宗教迷信有匡正作用的儒家学说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但是，他指出中国是专制国家，对待帝王若有些小过失，都可以用大不敬罪处死乃至灭族，造成许多冤狱。他还指出，中国历代王朝的开国君主，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都能崇尚道义，禁止淫侈，然而后来的继位者奢糜腐化，倒行逆施，与前朝的末代完全一样。他认为中国风俗也有弊病，统治者治民，荣耀与惩罚并用，人民一有不当，立即遭受鞭挞，这样的人民怎么会有光荣感呢?他指出的这些缺点，实际上与儒家也是有关系的。卢梭，这位著名的《社会契约论》的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伏尔泰正相反。他有一个理论，认为科学艺术的发展将败坏礼俗，例证便是中国。他说：“亚洲有一个大国，其中学术可以是一个人登龙的工具。如果学术真正能够使人有纯洁道德，如果真正能够教育人为祖国而流血，那么，中国人必然是智慧的、自由的和不可征服的。但事实上，什么恶他们都会犯，什么罪行在他们都很通行。如果说她的大臣们的才智，或者它的法律的所有睿智，甚至人民众庶，都不能保卫国土，以致被愚悍的蛮族所屈服，那么所有这种智士又有什么用处呢?”（转引自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第８４—８５页）前面提到的伏尔泰关于野蛮民族征服中国反而被中国文化征服的言论，即为驳斥卢梭而发。其实，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中国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它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多方面的，执其一端而进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总之，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法国，虽有反对孔学的论调，但是基本倾向是赞扬、倾慕；孔子思想确实启发了启蒙派思想家的头脑。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欧洲大陆上资产阶级在政治和思想领域里的革命已经完成，发展了资本主义生产并且开始发动对中国和东方的侵略，这时中国成为西方舆论攻击的对象，孔子形象也一落千丈。他除了在侵略中国时尚被利用之外，在正常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已渐被人们忘却，仅仅成为少数学者的研究对象。孔子学说展示了不同于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的另一种文化，它为中国封建文明的高度发展做出了贡献，其积极因素，按照列宁关于人类文化继承性的原理（详见本书《导论》），经过必要改造也可以为别种社会制度服务。有人认为，日本经济的奇迹，应归因于西方技术与孔子伦理思想的结合，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社会的发展导致千百万家庭关系的破裂，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乃至道德的沦丧。因此促使西方一些思想家向孔子学说寻求关于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启示。这种对孔子学说的兴趣，将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方兴未艾地持续下去，在研究、批判和扬弃的过程中，孔子思想中所包涵的人类智慧的积极成果，终将得到合理的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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