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文字发明以来，中国就有了记载历史的传统。《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文献典册，以后历代均设有主管历史的史官，也积累了众多的历史资料。但是，早期的中国史官主要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的记载，虽然也有一些史官善于分析形势，并能对历史趋势进行判断，但总的来看，对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探索。在古代史学的初始阶段，已经有了秉笔直书的传统，但史学思想还尚未形成。孔子则不然，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能探索出历史的规律。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权力中心越往下移，掌权者的寿命就越短，这是孔子对他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历史考察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自孔子开始，中国史学思想开始了大发展。
孔子的史学思想注重道德伦理。中国古代史官记事直书，注重记事准确，很少对事情进行评价。孔子则不同，他记述历史非常重视对其进行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评价。虽然孔子高度评价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他在著书时却并不信守这个传统，而是“笔则笔，削则削”，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渗透到史书的字里行间。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寓褒贬，显示“微言大义”。后世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称之为“春秋笔”、“春秋笔法”。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所记载的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的事情，行文笔法不过一般史书的笔法。孔子说，他著《春秋》就不一样，借用了《诗经》褒善贬恶的大义。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编纂史书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也确实发挥了他所预期的社会作用。
孔子将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有机统一，提出了“因、损、益”结合的历史观。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通过分析历史上的因、损、益就能把握将来。
治史要慎重，是孔子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语语·卫灵公》），赞扬古代史书保留缺字的传统，对历史要慎重，缺失了的字宁愿空着也不要随便去补。在《论语》中，孔子只谈尧舜时代和尧舜以后的事情，尧舜以前的历史毫未涉及，因为尧舜以前的史料非常少，所以孔子避而不谈。对历史的研究孔子也非常慎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历史的研究要以文献为依据。
孔子虽然对历史采取“笔则笔，削则削”的态度，但只是在需要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时候偶尔采用，总的看来，孔子还是赞成秉笔直书传统的。晋灵公做事不合君道，横征暴敛，随意弹打百姓，厨师烹治熊掌不熟就被杀死，臣子劝谏不听，他还阴谋杀害大臣赵盾，结果被臣子赵穿杀死，赵盾准备逃亡国外，没到边境就返回来，重新执政。晋国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赵盾不同意，董狐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人，杀死国君的不是您还是谁？”赵盾觉得董狐的话有道理。孔子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赞扬董狐是好史官，依法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赵盾太可惜了，如果逃亡出了国境就可以不用背负杀君的罪名了。孔子曾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但是从他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看，孔子主张文采、朴实要搭配得当，因为朴实超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就显得虚浮。
第七节 史学思想
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文字发明以来，中国就有了记载历史的传统。《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三千多年前的商朝就有了文献典册，以后历代均设有主管历史的史官，也积累了众多的历史资料。但是，早期的中国史官主要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简单的记载，虽然也有一些史官善于分析形势，并能对历史趋势进行判断，但总的来看，对历史现象所反映的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探索。在古代史学的初始阶段，已经有了秉笔直书的传统，但史学思想还尚未形成。孔子则不然，他通过对历史事件的考察能探索出历史的规律。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权力中心越往下移，掌权者的寿命就越短，这是孔子对他那个时代及其以前历史考察后得出的正确结论。自孔子开始，中国史学思想开始了大发展。
孔子的史学思想注重道德伦理。中国古代史官记事直书，注重记事准确，很少对事情进行评价。孔子则不同，他记述历史非常重视对其进行政治的、道德的、伦理的评价。虽然孔子高度评价古代史官秉笔直书的传统，但他在著书时却并不信守这个传统，而是“笔则笔，削则削”，把自己的思想观点渗透到史书的字里行间。孔子根据鲁国史书作《春秋》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寓褒贬，显示“微言大义”。后世经学家认为《春秋》每用一字必寓褒贬，称之为“春秋笔”、“春秋笔法”。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离娄下》）。晋国的史书《乘》、楚国的史书《梼杌》所记载的不过是齐桓公、晋文公一类的事情，行文笔法不过一般史书的笔法。孔子说，他著《春秋》就不一样，借用了《诗经》褒善贬恶的大义。孟子评价孔子作《春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孔子编纂史书具有明确的社会目的，也确实发挥了他所预期的社会作用。
孔子将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性有机统一，提出了“因、损、益”结合的历史观。弟子子张问“十世可知也”时，孔子回答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通过分析历史上的因、损、益就能把握将来。
治史要慎重，是孔子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语语·卫灵公》），赞扬古代史书保留缺字的传统，对历史要慎重，缺失了的字宁愿空着也不要随便去补。在《论语》中，孔子只谈尧舜时代和尧舜以后的事情，尧舜以前的历史毫未涉及，因为尧舜以前的史料非常少，所以孔子避而不谈。对历史的研究孔子也非常慎重，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论语·八佾》）历史的研究要以文献为依据。
孔子虽然对历史采取“笔则笔，削则削”的态度，但只是在需要表现自己政治观点的时候偶尔采用，总的看来，孔子还是赞成秉笔直书传统的。晋灵公做事不合君道，横征暴敛，随意弹打百姓，厨师烹治熊掌不熟就被杀死，臣子劝谏不听，他还阴谋杀害大臣赵盾，结果被臣子赵穿杀死，赵盾准备逃亡国外，没到边境就返回来，重新执政。晋国史官董狐记载“赵盾弑其君”，并宣示于朝。赵盾不同意，董狐说：“您是正卿，逃亡没有走出国境，回来后又不讨伐杀死国君的人，杀死国君的不是您还是谁？”赵盾觉得董狐的话有道理。孔子评价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乎！越竟乃免。”赞扬董狐是好史官，依法直书其事而不加隐讳。赵盾太可惜了，如果逃亡出了国境就可以不用背负杀君的罪名了。孔子曾说“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又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但是从他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来看，孔子主张文采、朴实要搭配得当，因为朴实超过文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超过朴实就显得虚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