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改变社会失序的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了建设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其要点是尊崇天子，推行仁政，实行德治，富民教民，选用贤才。
春秋时期，社会失序，社会动乱，孔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周天子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诸侯擅权，不尊王室，互相攻伐，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使社会有序，就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局面。孔子自知人微言轻，难以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只能以笔代刀，将自己的观点寄托在著述中。在《春秋》中，孔子开始就书“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首书“王正月”，是表明天下统一，各地都实行周天子的政令。周天子被晋国很不礼貌地召到践土，这种不尊王室的行为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孔子为尊者讳，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孔子在《春秋》中维护大一统，尊崇周天子，笔诛乱臣贼子，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尊王实际上就是维护大一统，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巩固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德治，推行仁政，薄赋敛，轻徭役，厚施与，省刑罚。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主张依据道德来处理政事，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治理社会，用礼教对人民进行整顿，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人民有羞耻之心就能自觉地不去犯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之心，这种免于犯罪是不敢而不是自觉地避免，当然要比自觉地不去犯罪低了一等。用道德引导、用礼仪整治，当然要比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治要高明得多。
孔子主张德治，提倡进行教化，反对严刑峻法，但他并不否定刑罚，教化与刑罚都是治国的手段。“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赞同用严厉作为宽大的补救，但孔子反对不进行教育就严厉处罚，“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便进行杀戮就是对人民的虐待。
薄赋敛就是减少向人民征收的赋税。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收成不好，公室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建议将税收标准由十分之二改为十分之一，鲁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怎么能减少呢？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富足了，国君才能富足，百姓不富足，国君怎么能富足呢？这种“以民为本”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论语》中的这段话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但它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季孙氏要增加土地赋税，派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季氏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照常增加田赋，冉求作为季氏的家臣也帮助推行，孔子就公开宣布冉求不是自己的弟子，鼓动弟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
轻徭役就是少派人民去从事不必要的国家建设，“省力役，少赋敛，则民富矣”，节省劳役，减少赋税，人们就会富裕；使用劳役要不误农时，“使民以时”；使用劳役要合乎道义，“使民也义”；使用劳役要做人民愿意做的事情，“择可劳而劳之”。厚施与就是要多给人民好处，要“养民也惠”，“施取其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要贵族平白无故地拿出财物给人民也是很困难的，孔子提倡“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省刑罚就是对人民要减少刑律处罚，要“胜残去杀”。季康子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怎么样时，孔子明确反对，“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反对残暴的政治，“苛政猛于虎也”是他的著名观点。
富民教民是孔子的又一个重要政治主张。孔子进入卫国看到人口众多，不禁称赞说：“庶矣哉！”弟子冉有问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教之。”教育他们。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富民教民的重要观点，现代学者把它简称为庶、富、教。在春秋时期，地广人稀，人是宝贵的资源，统治者喜欢人多，人多就能多创造财富，但孔子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统治者不同，他首先考虑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人民富裕起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也体现了孔子爱人的思想，孔子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
孔子深知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者，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弟子子贡在公孙朝询问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时候，子贡告诉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孔子特别强调贤人的重要，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所以孔子提出要“举贤才”，选拔有能力的人来执政。鲁哀公问政时他说“尊贤为大”，尊重贤人最重要。弟子子游任武城宰，孔子便问他：“女得人焉耳乎？”弟子仲弓问怎样找到人才，孔子告诉他：“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人民服从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在选拔人才上，孔子主张选用平民出身的人才，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的是平民子弟，先做官然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的平民子弟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度，政府中的主要官员都是世袭，做官的主要是贵族子弟，孔子的主张打破了任人唯亲的传统。
第二节 政治主张
为改变社会失序的局面，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了建设理想社会的政治主张，其要点是尊崇天子，推行仁政，实行德治，富民教民，选用贤才。
春秋时期，社会失序，社会动乱，孔子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周天子失去了管理国家的权力，诸侯擅权，不尊王室，互相攻伐，给人们带来无穷的灾难。“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要使社会有序，就必须尊崇周天子，维护周天子的绝对权威，恢复大一统的局面。孔子自知人微言轻，难以扭转这种混乱局面，只能以笔代刀，将自己的观点寄托在著述中。在《春秋》中，孔子开始就书“王正月”。对此，《公羊传》解释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何谓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首书“王正月”，是表明天下统一，各地都实行周天子的政令。周天子被晋国很不礼貌地召到践土，这种不尊王室的行为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为了维护周天子的权威，孔子为尊者讳，记载为“天王狩于河阳”。孔子在《春秋》中维护大一统，尊崇周天子，笔诛乱臣贼子，所以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尊王实际上就是维护大一统，孔子大一统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巩固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孔子主张仁者爱人，爱人的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要实行德治，推行仁政，薄赋敛，轻徭役，厚施与，省刑罚。
孔子非常重视道德，主张依据道德来处理政事，进而形成了系统的德治思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用道德治理社会，用礼教对人民进行整顿，使人民有羞耻之心，人民有羞耻之心就能自觉地不去犯罪；“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整顿，人民虽然也能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之心，这种免于犯罪是不敢而不是自觉地避免，当然要比自觉地不去犯罪低了一等。用道德引导、用礼仪整治，当然要比用政令引导、用刑罚整治要高明得多。
孔子主张德治，提倡进行教化，反对严刑峻法，但他并不否定刑罚，教化与刑罚都是治国的手段。“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虽然赞同用严厉作为宽大的补救，但孔子反对不进行教育就严厉处罚，“不教而杀谓之虐”，不加教育便进行杀戮就是对人民的虐待。
薄赋敛就是减少向人民征收的赋税。鲁哀公问有若：“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收成不好，公室费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建议将税收标准由十分之二改为十分之一，鲁哀公认为“二吾犹不足”，怎么能减少呢？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百姓富足了，国君才能富足，百姓不富足，国君怎么能富足呢？这种“以民为本”思想是非常可贵的。《论语》中的这段话出自孔子弟子有若之口，但它也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季孙氏要增加土地赋税，派冉求去征求孔子的意见，孔子主张“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季氏没有听从孔子的意见，照常增加田赋，冉求作为季氏的家臣也帮助推行，孔子就公开宣布冉求不是自己的弟子，鼓动弟子们敲着鼓去攻击他。
轻徭役就是少派人民去从事不必要的国家建设，“省力役，少赋敛，则民富矣”，节省劳役，减少赋税，人们就会富裕；使用劳役要不误农时，“使民以时”；使用劳役要合乎道义，“使民也义”；使用劳役要做人民愿意做的事情，“择可劳而劳之”。厚施与就是要多给人民好处，要“养民也惠”，“施取其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当然，要贵族平白无故地拿出财物给人民也是很困难的，孔子提倡“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省刑罚就是对人民要减少刑律处罚，要“胜残去杀”。季康子问孔子“如杀无道以就有道”怎么样时，孔子明确反对，“子为政，焉用杀”。孔子反对残暴的政治，“苛政猛于虎也”是他的著名观点。
富民教民是孔子的又一个重要政治主张。孔子进入卫国看到人口众多，不禁称赞说：“庶矣哉！”弟子冉有问人多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富了以后怎么办，孔子说：“教之。”教育他们。这段对话反映了孔子富民教民的重要观点，现代学者把它简称为庶、富、教。在春秋时期，地广人稀，人是宝贵的资源，统治者喜欢人多，人多就能多创造财富，但孔子考虑问题的角度和统治者不同，他首先考虑的是改善人民的生活，让人民富裕起来，在人民富裕起来后，还要对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这也体现了孔子爱人的思想，孔子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政治家。
孔子深知政治的好坏取决于执政者，他说：“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中庸》）弟子子贡在公孙朝询问孔子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时候，子贡告诉他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孔子特别强调贤人的重要，他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所以孔子提出要“举贤才”，选拔有能力的人来执政。鲁哀公问政时他说“尊贤为大”，尊重贤人最重要。弟子子游任武城宰，孔子便问他：“女得人焉耳乎？”弟子仲弓问怎样找到人才，孔子告诉他：“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鲁哀公问怎样才能使人民服从时，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
在选拔人才上，孔子主张选用平民出身的人才，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的是平民子弟，先做官然后学习礼乐的是贵族子弟，孔子主张选用先学习礼乐然后做官的平民子弟是非常可贵的，因为当时采用的是世卿世禄制度，政府中的主要官员都是世袭，做官的主要是贵族子弟，孔子的主张打破了任人唯亲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