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中国，孔子思想是由他们引入欧洲的。孔子思想传入欧美的时间比较晚，虽然没有像在中国近邻那样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但对西方思想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意大利 意大利是最早接触孔子思想并把孔子思想引入本国的西方国家。1265年，威尼斯商人尼科罗、马菲奥兄弟经商来到元朝大都，1275年作为蒙古大使的副手在向罗马教廷递交了国书后带着儿子马可·波罗重又回到了中国，马可·波罗回国后所作的《马可·波罗游记》使众多的西方人第一次了解了中国。
将孔子思想最早引入西方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1579年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罗明坚进入了澳门，但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产生影响最大的是3年后进入中国的利玛窦（1552—1610）。利玛窦进入中国后发现传教非常困难，转而研究儒家思想，“遂就馆延师读儒书，不一二年，四子五经皆通大义”，了解了儒学，他尊敬孔子，尊重儒学，为便于接近中国官员和士大夫，他变服易装，穿儒服，戴儒冠，自称儒者，撰写《天学实义》，用儒家思想附会、论证天主教义，向中国人介绍天主教，撰写《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向欧洲人详细介绍孔子思想。此书先后被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出版，在欧洲社会和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西方学者认为它对“欧洲文学、科学、哲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17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同时利玛窦还将《四书》翻译成拉丁文，这是西方翻译的第一部儒家经典。利玛窦在华28年，最后客死中国，在华期间共撰写和翻译汉语著作19种，对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利玛窦的影响，许多意大利传教士接踵来到中国，他们大多主张将天主教义和儒家思想相调和，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儒经”，向中国人传播天主教义，向欧洲人介绍孔子思想。这些传教士或翻译儒家经典，或著书介绍孔子及儒学。利玛窦的弟子金尼阁（1577—1628）于1626年率先将《五经》译成拉丁文，1613年来华的艾儒略在华著述三十多种，对《四书》、《五经》很有研究。1659年来华的殷铎泽翻译了《论语》、《大学》和《中庸》，并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孔子传略》。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敕令编印出版的由五位传教士合著的《中国之哲人孔子》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学术界也开始承认孔子在哲学、政治学、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学术地位。
欧洲传教士的翻译和著述使欧洲人了解了孔子和儒家思想，并在欧洲形成了一股中国热，而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使欧洲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家“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孔子思想的非宗教性倾向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提供了思想武器。
除意大利人外，随传教士来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对介绍孔子思想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869年，中国人郭栋臣在意大利教授中文，杂取《论语》、《大学》、《孝经》、《朱子小学》、《三字经》等书编写了《华学进境》，向意大利人宣传介绍儒家思想。
由于意大利在东方没有殖民地，对东方文化不够重视，孔子思想的研究也就逐渐衰落，得风气之先的意大利的儒学研究也就逐渐被法国、英国、德国所超过。
法国 法国是欧洲孔子思想影响最大的国家，也是孔子思想传入仅晚于意大利的欧洲国家。最早将孔子思想引入法国的是来华传教士金尼阁，他是利玛窦的弟子，1611年进入中国，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1688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同时派遣张诚、白晋、李明、刘应、洪若翰五位传教士前往中国，他们同时带来西方的科学知识，吸引了康熙皇帝，得到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传教士借机宣传天主教义与孔子等中国传统思想并无矛盾。其中白晋在中国生活四十多年，并长期在清朝宫廷任职。
法国之所以成为欧州孔子思想影响最深的国家，是因为法国翻译的中国经典最多，除儒家经典外，还翻译了许多文史作品。翻译成法文的有《五经》、《四书》、《孝经》等儒家经典，《通志》、《文献通考》、《通鉴纲目》等史志书籍，《赵氏孤儿》、《玉娇梨》等文艺作品，《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传教士们除翻译中国典籍外，还纷纷著书立说，在巴黎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竺赫德著，1735年出版）、《耶稣会士书简集》、《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三书被称为关于中国的三大名著，《中华帝国全志》还被译成英语、德语、俄语出版，在西方造成很大影响。法国传教士还大量收集中国典籍运回法国，中国旅法的学者也纷纷著书介绍中国古代的文学、史学和科学。
孔子思想传入法国后引起强烈反响。在18世纪的法国，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争相了解、谈论中国，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教育学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以至形成了中国热。
受孔子思想影响最大的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18世纪，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的旗帜，向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神权发起猛烈的进攻，为资产阶级革命作思想准备。正如伏尔泰所说，他们从以孔子思想为主干的中国古代灿烂文化那里“发现了一个崭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儒家无神论的哲学思想，仁政德治的政治思想，融政治与道德为一体的伦理思想，重农轻商的经济思想，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和神权提供了借鉴和武器。百科全书派的领袖霍尔巴赫（1723—1789）反对法国和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崇孔子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在中国，理性对于君主的权力发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建立于真理之永久基础上的圣人孔子的道德却能使中国的征服者亦为所征服”，“国家的繁荣，需依靠道德”，“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百科全书》主编狄德罗认为儒教只需以“理性”或“真理”就可以治国平天下，赞美孔子思想简洁实用。重农学派的领袖魁奈（1694—1774）推崇儒家重农轻商的主张，“农人穷困则国家穷困，国家穷困则国王穷困”，由于他的提倡，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魁奈还推崇孔子举贤才的主张和中国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使工匠的子弟也能当上总督”。魁奈十分佩服孔子，他评论《论语》二十章说：“它们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此集满载原理及德行之言，胜过于希腊七圣之语。”由于他对孔子思想深有研究和大力推崇，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
法国最推崇孔子及其思想的是启蒙思想家伏尔泰（1694—1778）。他精读了儒家经典和介绍孔子及其思想的著作，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道德、科学完美无缺，“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这真是大不幸”；认为孔子的伦理道德规范和指导着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国才能国泰民安，万里长城未能阻挡住的外族人入主中原后也都被中原文明所征服。他主张法国也应当用儒家之道来治国，“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世上就不会有什么斗争了”。他十分敬重孔子，认为孔子只讲道德不讲鬼神，要比基督高明得多，基督只是禁人行恶，而孔子教人行善。在《哲学辞典》中，他引用了孔子的七句格言后说：“多么可悲，西方人也许应该但到羞愧……竟要到东方找到一位智者……他在公元前六百余年便教导人们如何幸福地生活……这位智者便是孔子……自他以后，普天之下有谁提出过更好的行为准则”，“普遍的理性抑制了人们的欲望，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条法则铭刻在每个人的心中”。所以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自己的礼拜堂内朝夕礼拜，并作诗赞颂孔子说：“子所言者唯理性，天下不惑心则明。实乃贤者非先知，国人世人俱笃信。”
孔子思想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1793年制定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明确宣示：“自由是属于所有的人做一切不损害他人权利之事的权利，其原则为自然，其规则为正义，其保障为法律，其道德界限则在下述格言之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格言成为自由的道德界限。
直到20世纪中期，法国还是儒家思想研究最有成果的欧美国家，出现了许多以研究儒家经典著称的汉学家。现在法国的儒学研究虽然赶不上美国，但在欧洲还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国家。
德国 德国是欧洲儒学传入较早但研究却稍晚的国家。1622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来到了中国，是传教士进入中国较早的欧洲国家，但德国直到1798年才开始翻译《论语》。由于德国是较晚发展资本主义的欧洲国家，德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也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寻找革命依据。
德国最早推崇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的学者是莱布尼茨。他没有来过中国，通过学习传教士们翻译的儒家经典和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著述了解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并与来华的法国传教士白晋、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建立了密切联系，收集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1698年他曾与白晋讨论《易经》，1703年3月他将自己1678年发明的二进位表送给白晋，当年10月白晋送给他《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莱布尼茨发现，如果将阴爻看作0，将阳爻看作1，那么《易经》图像从0到64都是二进位的连续数列，所以他深信中国哲学具有充分的科学根据，因此他赞美儒学，公然宣称在道德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优于欧洲人，斥责否定中国传统思想的欧洲学者：“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了野蛮状态的欧洲人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理由只是因为这种学说似乎和我们普通的经院哲学的概念不相符，这真是狂妄至极。”沃尔夫也公开赞美儒学。1721年，莱布尼茨的弟子沃尔夫在哈尔大学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实践哲学》的演讲中将儒学和基督教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对比，认为儒学可补基督教之不足。因为他的演讲赞美儒学而对基督教语带轻视，遭到了正统神学派的强烈反对。德国政府以他宣传无神论解除了他的教职，勒令他48小时内离开德国，否则将处以绞刑。沃尔夫虽然遭到了驱逐，但他却获得学者和民众的普遍同情和支持，他的哲学思想后来被各大学所采用，一时风靡德国哲学界。
到了18世纪后期，德国哲学界却对儒学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创始人康德（1724—1804）认为孔子“并非哲学家”，甚至认为整个东方就没有哲学，孔子的言论“不过是给皇帝制定的道德伦理教条，或者是提供些中国先王的事例”。而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认为孔子只是一个世间的智者，孔子的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
孔子思想对18世纪后期的德国哲学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在德国文学界却深受欢迎。大诗人歌德（1749-1832）读过《好逑传》、《玉娇梨》、《百美新咏》等中国文艺作品，深为中国文化所倾倒，进而赞美孔子思想，因此被称为“魏玛的孔夫子”。另一个大诗人席勒（1759—1805）也推崇中国文化，他曾摘译《论语》，试译过《好逑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积贫积弱，国际地位下降，孔子思想和中国文化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但到了19世纪末期，为了推广基督教，西方传教士极力将孔子思想和基督教进行调和。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虽然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但他却认为儒家思想中的一些伦理观念是可以与“耶稣道理同条共贯的”，并将仁、义、礼、智、信等伦理观念与基督教义相结合进行说教。传教士卫礼贤（1873—1930）在华传教25年，曾将《四书》、《易经》、《礼记》等译成德文，他将孔子思想与西方思想比较后认为，孔子思想比西方思想有许多优越性。他在孔教大学的开学讲经会上的《孔教可致大同》演讲中说：“凡所谓经济学说、社会学说，皆不如孔教。西国只知爱国，国之下缺家，国之上缺天，非孔教无以弥补之。西国一哲学家兴，即推倒前之学说而代之，中国则以孔教通贯数千。历代大儒虽代有扩充，而百变不离其宗，此孔教之所以为大也。今后惟孔教中和之道可致大同，以其无各宗教门户主奴之见，而又能时措咸宜，任环境之变迁，而教义日见光大。……何也？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如此推崇孔子及其思想，以至被人视为“儒教徒”。卫礼贤回国后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创建中国学院，创办汉学杂志，是德国二战以前著名的四位汉学家之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儒学研究遭到严重冲击，汉学书籍被损毁，研究机构被破坏，20世纪60年代以后儒学研究才恢复起来。但总的来看，普通德国人对中国和孔子思想了解不多，多数德国人认为孔子强调个人对国家、对父母的服从，对个人留下的发展余地很小。
英国 英国是欧洲大国中孔子思想输入较晚的国家，1807年英国的第一个传教士马礼逊才进入中国，他两次在华停留了25年，收集了一万多卷中国书籍带回英国。马礼逊与欧洲早期的传教士不同，他一方面传教，一方面进行殖民和商业活动，热衷于收集情报，对孔子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工作甚少。
英国的儒学研究真正发展起来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在华多年的英国传教士利雅各对儒学很有研究，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将《四书》、《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译成英文，回国后竭力提倡为了贸易和传教必须加强对中国和孔子思想的研究，牛津大学设置汉学讲座后聘他为汉学教授，他认为“孔子是古代著作事迹的保存者，中国黄金时代箴言的诠注者，解释者。过去他是中国人中的中国人，现在正如所有的人相信他那样，又以最好的和最崇高的身份代表着人类最美的理想”。到了20世纪，英国对中国的研究领域扩大，休中诚在华传教二十余年，著有《中国古代哲学》一书，除介绍孔子、子思、孟子外，还介绍了荀子、董仲舒、班固、王充等人的思想。总的来看，当时英国对孔子思想的研究水平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不适合于英国的国情和民族习惯，对研究汉学的学者也非常歧视，研究与讲授中国历史的学者不被承认是史学家，大学不准汉学学生读荣誉博士学位，培养汉学人才只是为了满足商业翻译的需要，师资水平也很低，主要由传教士和退休外交官员担任。在欧洲的“中国热”中，英国肯特公爵在丘园建造了欧洲第一座孔子庙，但他并不是为了祭祀孔子的需要，而是作为中国风格的建筑来点缀他的园林。
1945年以后，英国加强了对儒学的研究，牛津、剑桥等著名大学都开展了中国儒学、历史、文化的研究，聘请对儒学颇有造诣的著名学者主持。研究范围从孔子思想的政治、哲学、伦理、教育诸方面扩展到科学技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博士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孔子和儒家思想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继德国的莱布尼茨之后对《易经》与数学的关系进行研究，并指出“在历法领域中，数学在社会上属于正统的儒家知识的范畴”。自然科学史家梅森认为儒家思想虽是正统哲学，但并不排斥自然科学，并以朱熹的《朱子语类》为例说明朱熹有天文理论，从朱熹的“尝见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物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认为朱熹已经知道化石是生物残骸，“代表了中国科学最优秀的成就，是敏锐观察和精湛思辨的产物”。
最能代表英国思想界对孔子及儒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的应该是《新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儒学”条。该条翻译成汉字后有四万多字，详细介绍了孔子家世、生平和孔子所处的时代，孔子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孔子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儒学的发展和儒家经典等，最后评价说：“在其他许多方面，这位无名的鲁国教师的哲学概念也同样对中国和大半个东亚文化体系的形成发挥了如此强烈的影响，那么，孔子必须被承认为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
俄罗斯 俄罗斯接触孔子思想是从18世纪开始的。1700年彼得大帝亲自下达了派人到中国留学的指令，中国政府同意了俄国的要求，在会同馆为俄罗斯留学生专门建造了馆舍，派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选满汉教习各一人往馆教习满汉文”。1725年第一批4名俄罗斯留学生到达中国，此后每十年更换一次。俄罗斯派遣的留学生很多，但在儒学的研究与传播上的贡献不大。
真正研究和传播儒家思想的是东正教传教士，1715年俄罗斯政府正式委派的传教士团到达北京，其后的145年间先后派遣了13批。俄国传教士对传教并无兴趣，正如1818年8月4日俄国政府所规定的那样，“今后的主要任务不是宗教活动，而是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进行全面研究，并及时向俄国外交部报告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事件”。俄国传教士主要的任务是研究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其中产生了许多汉学家。第三批传教士中的列昂季耶夫将《大学》和《中庸》首先翻译成俄文，第七批的比丘林翻译了《三字经》，撰写了《中国的国情和习俗》、《中国及其居民、习俗、道德、教育》等著作，因此被称为俄国的汉学鼻祖。除从中国直接了解外，俄国还从西方引进研究中国的成果，在18世纪70年代翻译出版了竺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到19世纪，俄国就形成了研究中国的热潮，1837年高等学校开设了研究中国学的课程，1854年俄国政府颁发了成立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指令，建立了东方学系。
到20世纪初期，俄国的儒学研究与传播已经很广泛，《论语》、《孟子》、《诗经》、《春秋》等都被翻译成俄文，出现了许多研究中国的著作。库罗斯托维支1897年出版了《中国人及其文明》，多方面地评价了孔子及其思想，格奥尔吉耶夫斯基1888年出版了《中国的生活原则》、1890年出版了《研究中国的重要性》，书中大力赞扬孔子及儒家思想。他们称赞孔子是圣人、积极的思想家、伟大的道德家、人所共知的全民教育家、风俗改革家和哲学家等等。对孔子思想研究得也很全面，涉及孔子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等各个方面，高度评价孔子大一统的思想，推崇孔子的德治主张，甚至认为孔子并不反对法制，而是法制的拥护者。
十月革命以后，由于长期的战争，关于中国的研究进入一个低谷，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的中国研究又受到重视，虽然研究的重点转向现代，但是关于中国古代的研究仍然很活跃。苏联编写的百科全书和权威性著作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文学百科全书》、《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世界通史》、《哲学史》等著作都涉及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苏联大百科全书》评价说“孔学的要义是伦理、道德和国家管理问题”，“孔学是中国古代的伦理政治学说”，“对中国精神、文化、政治生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同时，苏联的学者们对孔子及儒家思想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取得许多很有价值的成果。他们高度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一致肯定孔子在教育方面的历史功绩，高度评价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特别是孔子大一统和仁政德治的思想。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比较重视儒学的研究，俄罗斯政治家很重视孔子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儒家思想开始进入决策层的政治文化，一般民众对孔子思想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新闻媒体在解释儒家文化圈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常常会引用孔子思想。著名的研究机构有远东研究所、东方研究所，当代最有名的学者是嵇辽拉，出版有《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1993年）、俄文《论语》（1998年）等著作，被称为“莫斯科的孔夫子”。他认为《论语》就是中国的《圣经》，建立了有价值的体系，是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的精神社会的根，俄罗斯不但要学习西方，而且要大力从东方特别是从孔子思想中吸取营养。
美国 美国是西方大国中孔子思想输入最晚但研究成就最大的国家。1784年美国的第一艘商船来到中国，1830年美国的第一个传教士裨治文来华传教，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大国，虽然进入中国晚，但发展却是最快，到19世纪末，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就已达1500多人。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任务已不是单独传教，更重要的任务已经从传教转向情报的搜集。传教士们深知要在中国立足必须认真对待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因此他们了解孔子思想，研究孔子思想，了解中国的历史、经济、文化、民风民俗，所以美国最早的汉学家就产生于传教士之中，其中著名的有裨治文、卫三畏、狄考文等人。传教士们在了解中国的同时也将中国介绍到美国，1832年裨治文在澳门创办了《澳门月报》（Chinese Repository，也译为《中国丛报》），1842年传教士和外交家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先后出版《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美国东方学翻译丛刊》，还成立了东方文献图书馆。
传教士了解、研究孔子思想的结果导致了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推崇。卫三畏在其所著的《中国总论》（The Chinese Kingdom）中说：“孔子的著作同希腊和罗马哲人的训言相比，它的总旨趣是良好的，在应用到它所处的社会和它优越的实用性质则超出了西方哲人”，“四书五经的实质与其他著作相比，不仅在文学上兴味隽永，文字上引人入胜，而且还对千百万人的思想施加了无可比拟的影响。由此看来，这书造成的势力，除了《圣经》以外是任何别种书都无法与之匹敌的”，因此他不主张排斥儒家思想，而是竭力主张将孔子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1883年来华的传教士李佳白改着中国服装，身穿长袍马褂，头戴假辫子，一手捧《圣经》，一手捧《四书》，用儒家经典附会基督教义，主张两者“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推崇儒家思想是教民之本，“孔教为颠扑不破之道，合之古今中外而皆宜”。传教士们推崇儒家思想并非是他们接受了儒家思想，而是想借助儒家思想宣传基督教义，最终取代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正如传教士狄考文所说：“作为儒家思想支柱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如果我们要对儒家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所以美国在华传教士纷纷创办学校，学校既学《圣经》，也学儒家经典。狄考文所创办的山东登州文会馆规定在9年时间内学完《四书》、《五经》。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在传教士的宣传影响下，美国国内开始了对中国的研究，1876年耶鲁大学在卫三畏的主持下设立了美国汉语教学研究室和东方学图书馆，其后加利福尼亚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纷纷设立研究中国的机构。进入20世纪，美国的基金会大力资助对中国的研究，到1930年，美国收藏的中国书籍已达35万多册，到二战前，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已经发展到90个，同时美国也已经培养出一大批研究中国的专家。这批专家大多肯定孔子及其思想的历史功绩，杜伦认为孔子的学说是哲学而非宗教，孔子一生的贡献是创造了一套高洁的贵族式的伦理条规，卜德认为孔子学说的道德观孕育了中国文明的精神基础，海思和威兰在合著的《世界通史》中认为孔子关于礼仪的规定以及关于道德的具有深意的箴言在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历程上是一个坚强的因素。但也有专家如孟录全盘否定孔子的教育思想，认为孔子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造就“一个能公正地治理国家的君主和盲目地服从国家法律、过着正直生活的人民”，教育的目的“不是发展独创性而是压制它，不是发展创造能力而是发展模仿能力”，他的这些观点是从考察中国科举制度的弊端后得出的，但并非是真正的孔子教育思想，所以当时著名的学者顾立雅、拉铁摩尔等也对此持有异议。
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的儒学研究异常活跃，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既有美国自己培养的费正清、顾立雅、拉铁摩尔、狄百瑞、芮沃寿等“中国通”，也有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移居的陈荣捷、杜维明、成中英等儒学专家。研究的领域也非常广泛，涉及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孔子思想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孔子及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的关系、后世儒家与儒学等等。对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基本是肯定的，顾立雅认为孔子的思想并非宗教，孔子不是守旧、反动的代表，“基本上是一个革命者”；费正清推崇儒家“以善为治”的政治理论；窦宗仪认为“孔学的价值是在于它所维护的一条处于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集体主义之间的、间接的道路，即中庸”，断言“在任何情况下，一切学说理论要发挥巨大的作用就必须遵循中庸之道”。
在学者们的影响下，美国政界人士也日益认识到孔子思想在当代的价值。早在1945年，美国国务卿退丁纽斯在广播中说：“上次大战威尔逊以军事、政治、经济力量维系世界和平，其结果不但未获得和平并造成二次的大战，此次惨于上次千万倍矣。处理今后之世界和平当以上次为之印鉴，其唯一办法，发扬人类道德，灌输仁人的道德精神，然道德必以中国孔子道德为目标”。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致祭孔大典筹委会主任的信中说：“孔子高贵的行谊与伟大的伦理道德思想，不仅影响了他的国人，也影响了全人类。孔子学说世代相传，提示全世界人类丰富的为人处世原则”，“我们尤应缅怀与推崇这位思想家的贡献”。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在纪念孔子诞辰的文告中说：“欣逢孔子2553岁诞辰，谨颁此文告表示祝贺”，“我同时也钦佩各地的祭孔委员会，他们热心举办祭孔活动，借以保存孔子思想，发扬中国文化，分享孔子教诲，鼓励世人学习这位伟大的哲学家的高尚的人格、慈爱精神、远大目标、精深思想。孔子的博大教诲启迪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世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越来越重视，伴随着孔子文化学院在世界的大发展，孔子思想将会日益深入人心，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美国萨克拉门托孔子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