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仪共秉周家礼，学问同尊孔氏书”，与中国山水相连的越南是孔子思想传入最早、影响最深最大的国家之一。
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与影响的历史比较独特。越南在公元939年独立以前，北半部一直属于中国管辖，孔子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也主要在北半部，越南独立后，孔子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也随着越南的向南推进逐渐向南发展。越南独立前，中国政府派遣官员前往治理，采用和中国基本相同的管理方式，孔子思想的传播与影响也基本与中国相同，推行传播主要是由中国人来进行的；越南独立后，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采用与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制度，孔子思想逐渐从治国理念发展成为统治思想，推行传播的主角变成了越南人。
秦朝时，在越南北半部设立象郡，派遣官员前往治理，同时还发迁内地罪人与本地人杂居。秦末动乱之际，秦朝派遣的官吏南海龙川令、代理南海尉赵佗趁机自立为南越王，建立南越国（公元前207—前111年），占领南海、桂林和象郡，辖境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和越南中部和北部。赵佗是中国河北真定人，在位71年，对汉称臣。越南史学家黎嵩说他“武功慑乎蚕丛，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①，以孔子思想为治理理念，用孔子思想教化人民。可见在公元前2世纪末孔子思想已经进入越南，并且成为教化团结人民、移风易俗的工具。
①《越鉴通考总论》。
汉武帝灭掉南越国，在越南北部设置交阯、九真、日南三郡22县，将越南北部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千余年。赵佗虽然用孔子思想治理越南，但时间很短，而且范围有限，西汉时越南社会仍然很落后，“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以渔猎为业，不事耕种”，大部分地区仍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前往治理的中国官员注意用先进的中国礼乐文化进行教化。西汉末年、东汉初年，孔子思想在越南的传播进入第一个高潮。此时锡光担任交阯太守，任延担任九真太守，治理时“乃教其耕犁，使之冠履，为设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仪”，同时将避乱南迁的中原移民“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用中国先进的衣冠文物、婚姻制度和孔子思想改造越南尚未开化的风俗，因此大受越南人民的欢迎。任延本来就是博通儒学的学者，当然要用孔子思想教化人民，治理九真四年，卸任北归后“九真人为之立祠，其生子皆名曰‘任’焉”。经过锡光、任延等中国官吏的教育，越南到东汉时期就出现了许多人才，越南人可以和中原人一样考取茂才，荐举孝廉，出仕为官。越南人李琴曾官至司隶校尉，负责纠察首都百官、外戚、诸侯，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同是朝中最显赫的高官之一。
三国至南朝时期是孔子思想在越南传播的第二个高潮。汉末以后，中原地区进入长达三百多年的动乱，而越南北部却成为远离战火的一方净土，大量中原士子南下避乱，儒学学者许慈、许靖、刘熙、薛综、程秉等都曾避难越南，加快了儒学的传播。最重要的是，其间有许多贤良官员出任地方行政长官，陶璜四世五人出任交州刺史，多行善政，卓有政绩，杜惠度父子两任刺史，击退南方林邑的多次入侵，保护了交州的安宁，“惠度布衣蔬食，俭约质素……禁断淫祀，崇修学校”，守土爱民，以礼乐进行教化。第二个高潮的代表是士燮（公元137—236），他祖籍鲁国汶阳，出生在越南，少年游学洛阳，通《左传》和古今《尚书》，名扬京师，举孝廉，中茂才，公元187年出任交阯太守。交州刺史朱符贪婪暴虐被杀，州郡动乱。士燮收拾残局，趁机夺取交州权力，三个弟弟也分别担任了合浦、南海、九真太守，兄弟合力安定了交州。士燮任职交州四十多年，以孔子思想教化人民，保全一方，深受越南人民爱戴，被越南人民称为“士王”，立庙祭祀。越南《四字经》歌颂说：“三国吴时，士王为牧，教以诗书，熏陶美俗。”《越鉴通考总论》评价说：“士王习鲁国风流，学问博洽，谦虚上下，化国俗以诗礼，淑人心以礼乐，治国逾四十年，境内无事。”古代史学家吴士连评价说：“我国通诗书，习礼乐，为文献之邦，自士王始。其功德特施于当时，而有以远及于后代。”
隋唐时期是孔子思想在越南传播的第三个高潮。隋唐都是强大的大一统帝国，加强了对越南的治理，建立了完备的地方军政机构。隋代平定了李佛子的叛乱，打退了南方林邑的进攻，还一度攻破林邑，将林邑纳入中国版图，在林邑故地设置三郡十二县，在越南设立交州道行军总管府，统一管理越南事务。唐承隋制，在越南设置交州总管府、都督府，公元622年改称安南都护府，从此越南又称安南。隋唐时期由于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度，官员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派往越南的官员大都大力提倡文教，唐贞观四年下令州县学校都要设立孔子庙，越南也大兴学校，所以孔子思想的普及更加广泛。前往越南治理的循吏有隋代大将军令狐熙，在越南“为建城邑，开设学校，华夷感激，称为大化”。唐代安南都护马总“廉清不挠，用儒术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交阯令王福畤（诗人王勃之父）“大兴文教，士民德之，至今祀之，号王夫子祠”。唐代时，中国和越南的文人交往频繁，唐初著名诗人杜审言（杜甫祖父）、沈佺期曾被流放越南，中晚唐诗人刘禹锡、韩偓也曾到过越南。安南都护高骈击败南诏，保护了越南安全，位高望重，诗作被越南人当做范本。越南士子也北上中原，安南诗人裴泰北上担任唐朝中书舍人，南下担任安南都护，无碍上人、黄知新游学中原，与诗人王维、贾岛诗文唱和。通过中国官吏的教化和两国学者的交流，越南文化水准上升很快，唐朝也准许越南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考试合格，可以在唐朝为官。越南人姜公辅进士及第，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出身于越南并在中国任职的第一位宰相。
晚唐时期，中原社会动乱，无力顾及越南，越南土豪趁机割据，曲氏、杨氏、矫氏、吴氏相继称雄，互相攻战。公元963年，丁部领消灭了十二使君，统一了越南北部，公元968年建立独立政权大瞿越，但国祚很短，12年后被黎桓取代，建立前黎朝，29年后前黎朝又被李公蕴取代，建立了李朝。
越南虽然独立了，但直到中法战争以前一直奉中国为宗主国，国王接受中国皇帝的册封。
越南独立初期的两朝虽然时间很短，但由于长期受孔子思想的影响还是推崇儒家思想，丁废帝曾观明堂辟雍，黎龙铤曾向宋朝请求颁给儒家九经，宋真宗按照请求如数赐给。
李朝开国君主李公蕴出身僧侣，年轻时“不事生产作业，惟涉猎经史，慷慨有大志”，颇通儒学，所以即位后以佛教为国教，以孔子思想为治国理念，仿造中国官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后世子孙按照儒家重农主张发展农业生产，以忠孝观念治军平叛，以儒家伦理教化人民，向宋朝求购儒家经典，大兴学校，1075年开始实行科举制度，1070年建庙祭祀孔子，孔子思想在独立后的越南形成了第一个兴盛期。
陈朝（1225—1400年）非常重视儒学，皇帝亲自学习儒家思想，圣宗“诏求贤良明经者为国子监司业，能讲谕四书五经之义者入仕经幄”，英宗“命天章学士阮士固讲五经”，命通晓儒家思想的学者为自己授课；陈朝皇帝非常重视皇室教育，尤其重视对皇太子进行系统的儒学教育，太宗“亲写铭文，赐诸皇子，教以忠孝和逊、温良恭俭”，圣宗“选天下儒学有德行者入仕东宫”，明宗征拜理学家朱安为国子监司业“授太子经”，对皇子、皇太子进行系统儒学教育，更好地保证国家用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大力兴办学校，将官办学校推广到地方州镇，继续推行科举制度，重用儒学学者，虽然宰相必用宗室贵族，但也必须选用“有道义、通诗书者为之”。国家尊儒重道，提倡儒学，越南的儒学水平也大有提高，出现了朱安、张文超、杜子平、黎文休等一批儒学家，其中尤以朱安最为著名，他所著的《四书说约》是越南最著名的理学著作，因此被称为越“儒宗”。朱安、张文超、黎文休、黎括等极力排斥佛教，佛教地位逐渐下降，儒学的政治地位逐渐上升，儒学终于取代佛教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朱安、张文超扬儒斥佛有功，分别于1370年、1372年被允许从祀孔子庙。越南进入了独立后的第二个兴盛期。
越南河内国子监文庙大成殿
1400年，外戚胡季犛依靠宫廷政变夺取政权，建国号为大虞，但史家一般称为胡朝。胡季犛是一位很有思想的政治家，他推崇周公，贬抑孔子，称韩愈为盗儒，说周敦颐、二程、朱熹等“学博而才疏，不切事情而务为剽窃”，立国7年，厘定科举办法，仿照元朝进行考试。胡朝建国后大力改革，但操之过急，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之连年对外用兵，骚扰明朝边境且耍弄手腕，终被明朝灭掉。因为陈朝皇帝的子嗣已被胡季犛杀光，无法选立新国主，明朝将越南纳入中国版图，派遣官员前去治理。明朝统治越南21年，命府、州、县建立学校文庙，将学校由原来的州镇推向了县，向每所学校颁发《四书》、《五经》、《性理大全》、《孝顺事实》、《为善阴骘》等儒学经典和伦理通俗读物，命学校按照中国制度向国家选送贡生，从选拔的九千多名“明经博学、贤良方正、孝弟力田”人士挑选担任越南各级政权官吏。
从后黎朝（1428—1527年，1533—1789年）开始，儒家思想在越南进入全盛期，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历朝无不大力提倡儒家伦理，莫朝（1527—1677年）开国君主莫登庸认为“三纲五常，扶植天地之栋干，奠安生民之柱石，国而无此，则中夏而夷狄，人而无此，则衣裳而禽兽。自古至今，未有舍此而能立于覆载之间也”，因此国家大力提倡纲常伦理，黎圣宗制定颁布的《激劝忠义令》和《二十四条伦理》、黎玄宗颁发的《申明教化四十七条》、黎嘉宗的训诫百官都突出提倡忠孝节义。后黎朝和割据政权莫朝、郑主（1539—1787年）、西山阮朝（1778—1802年）以及其后的阮朝（1802—1907年）无不大兴学校，大兴科举，后黎朝1514年的会试应试举人竟多达5700人，而取中进士只有少得可怜的43人。为鼓励士子学习，科举考试后，皇帝亲自召见新科进士，赐官赐宴，命鼓乐导引，良马送回府第，又命刻名立碑于国子监。国家独尊儒术，孔子地位空前提高，孔子庙（文庙）遍及越南全国，县以上城市无不建设孔子庙，每年春秋都要举行释奠大祭，皇帝有时也亲自去文庙行礼。
1884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但越南人民并没有屈服，在乡官吏和举人以忠君爱国相号召，组织人民进行勤王抗法斗争。殖民者力图消灭越南的民族意识和传统文化，将矛头指向已经成为越南民族思想文化主干的儒家思想，将研究、提倡儒家思想的学者指为“亲华派”严厉打击，1917年颁布法令废除科举，废除汉字和以汉字为基础创造的越南喃文，强令越南人民使用拼音文字。但一些世家大族仍然坚持学习儒学，有的学者公开赞颂孔子及其思想，有的学者为适应拼音文字的新形势，将《四书》、《五经》翻译成新文字，用新文字撰写介绍研究儒家思想的著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越南分为南北两部分。南方仍然坚持尊孔读经，中学开设汉学课程，顺化大学设立汉学院，经学为主，词章为辅，专门培养汉学人才。儒学研究非常活跃，成立了孔学会等学术团体，翻译出版儒学书籍，编印儒学刊物，维修新建文庙，恢复祭孔活动，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全国放假一天，将西贡的两条大街分别命名为孔子大道、孟子大道。北方由于共产党早期以反帝反封建为号召，将孔孟哲学列为批判对象。但是夺取政权后，逐步正确对待传统思想和文化。胡志明早年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认为“孔子学说优点在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其精华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用孔子的仁、义、智、勇、廉概括革命干部的人格，用“忠于党，孝于民”教导军人。革新开放以来，针对西方文明带来的弊端，越南也越来越重视儒家思想在民族文化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将孔子思想当做民族思想文化的一部分，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到文庙孔子像前上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