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是中国以外孔子思想传入时间最早、传播最广、影响最深的地区。
孔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的确切时间史无记载，目前有周初箕子、战国移民、秦末移民、汉初卫满、汉设四郡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比较认同汉设四郡说。西汉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汉朝灭亡了由中国燕人卫满创建的卫氏朝鲜，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北半部设置了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派遣汉族官吏前往治理。西汉自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开始以孔子思想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国学设立五经博士，设置博士弟子员，国家还不时策试贤良方正，选拔孝廉，大批儒生进入官吏队伍。由于汉朝官吏的努力，“早在公元一世纪初，就有一些朝鲜人背诵《诗经》、《书经》和《春秋》等”①儒家经书，孔子思想开始普及。
①《朝鲜简史》。
孔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时，朝鲜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孔子思想主张忠君尊王，有利于安定社会，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朝鲜半岛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都大力提倡。
高句丽（公元前37—公元668年）兴起于中国东北，以后南下，范围逐步扩展到半岛中部，得地利之便，最先接受孔子思想。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仿照中国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太学，以《春秋》、《礼记》、《书经》、《诗经》等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中国史籍教育贵族子弟，同时还广设扃堂教育平民子弟。为加快儒学传播，提高儒学水平，高句丽还派遣贵族子弟到唐朝留学。
百济（公元前18—公元664年）位于半岛西南角，与中国隔海相望，交往便利，接受孔子思想也很早。近肖古王二十九年（公元374年）设立儒学博士，以名儒高兴担任，枕流王即位（公元384年）后又设立太学。从公元四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南北分裂时期，百济加强了与南朝的联系，请求派遣学者前往百济传授儒学，公元534年、541年梁朝曾两次派遣毛诗博士前往。由于有中国的支持，百济的儒学水准提高很快，到公元405年，就开始对外输出，博士王仁携带《论语》进入日本，将孔子思想首先传入日本，以后百济还不断派遣博士前往日本讲授儒家经书。在公元6世纪，中国向百济派遣儒学博士，百济向日本派遣儒学博士，孔子思想从中国接力式地向朝鲜半岛和日本输出。
新罗（公元前57—公元917年）位于半岛东南角，与中国交往不便，孔子思想的传入比较晚，被高句丽臣服后，通过高句丽接受孔子思想。真德女王五年（公元651年）始设置国学官员大舍二人，设立国学比高句丽、百济晚了二百多年。新罗国学设置虽然很晚，但孔子思想在民间的影响却很大，最有代表性的是花郎徒。花郎徒原是新罗部落内传统的青少年组织形式，他们自称是弥勒化身，与僧侣一起生活修炼，以从中国传入的儒教、道教和新罗固有的仙教进行思想教化，以武术进行强身健体，以歌舞教养情操。花郎徒以圆光法师（公元531—630）创立的世俗五戒为行动准则，“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以信，四曰临阵无退，五曰杀生有择”，信条已经从佛门转向儒家伦理。韩国现代史学家认为，“体认生命有轻于鸿毛，有重于泰山，不屈不挠为正义真理而奋斗，以高昂的国家民族意识迈向战场，奋勇杀敌，此乃花郎徒的精神”；“花郎徒精神并不止于青少年，成年以后仍继续维持，成为巩固国民精神与伦理的基础，这是新罗统一三国的原动力”。①
①李元淳等《韩国史》
公元675年，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为了巩固统一，更加提倡孔子思想。孔子思想的大一统、等级名分、伦理纲常等观念非常有利于加强封建统治，所以新罗王朝虽然仍然推崇佛教，但在政治上却以孔子思想为治国理念，仿照唐朝设立官僚体系，兴学重教，实行科举制度，建庙祭祀孔子，派遣留学生到唐朝留学，孔子思想的影响日渐扩大。
景德王六年（公元747年），新罗设置国学的各业博士、助教，教授儒家经典。国学学生为16岁至30岁大舍（相当于司长）以下尚无官位的贵族及其子弟，以《论语》、《孝经》为必修课，以主修《周易》和《礼记》、《左传》和《毛诗》、《尚书》和《文选》而将教学科目分为三科。国学修业年限为九年，学习期满，考试合格即可出仕为官。元圣王四年（公元788年），又仿照唐朝实行以儒学为取士标准的科举制度——读书三品出身法。将能解读《左传》、《礼记》、《文选》，兼谙《论语》、《孝经》者列为上品；能解读《曲礼》、《论语》、《孝经》者列为中品；能解读《曲礼》、《孝经》者列为下品；对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破格擢用。“读书三品出身法”的实行将儒学与仕途结合起来，提高了儒学的地位，也促进了儒学的传播。
朝鲜半岛原来没有文字，采用汉字作为通用文字，汉字与朝鲜语音不合，使用起来很不方便，新罗人就用汉字字音记录朝鲜语言。到七世纪末，薛聪将汉字和朝鲜语言紧密结合，用新罗语解读儒经，这种方法称为吏读法，方便了人们学习，加快了儒学的传播。
“衣冠知奉礼，忠信识尊儒”，唐玄宗写给新罗国王诗中的这一联形象地说明此时的新罗已经受到孔子思想的很深影响。
取代新罗统一半岛的高丽王朝（公元918—1392年）崇信佛教，被后世称为佛教王朝。佛教被当做安身立命之教，但统治者深知“王者化成天下，学校为先，祖述尧舜之风，聿修周孔之道”，因此大力提倡孔子思想，以孔子思想作为治国理念，仿照中国实行三省六部制，推行儒家思想教育，大兴学校，推行科举制度。
高丽王朝儒学教育非常发达，京师开城有国子监、大学、四门学，地方有州学，民间有私学。私学由学者创办，崔冲、郑倍杰、卢旦、金尚宾等12位著名学者都创建了私学，一时弟子云从，被称为十二徒。尤以崔冲最为著名，他是国家元老，曾任侍中，在经过与契丹的近三十年战争之后，“干戈才息，未遑文教”，崔冲收徒设教，弟子众多，分为九斋，影响最大，崔冲也被称为“海东孔子”。此时的私学也以“九经”和“三史”为教育内容，与官学相比并没有多少差别。
光宗九年（公元958年），高丽采用旅居中国人、时任翰林学士的双冀的建议开始科举选士，444年间共举行科举考试251次，录取进士共约6663名。高丽王朝重文轻武，亡国前两年才议设武科。文科分为制述科、明经科、杂科三科，其中尤重相当于唐朝进士科的制述科，共约录取进士6167名，其次为明经科，约录取进士415名，杂科最轻，只录取了81名。制述科、明经科均考儒经，就连杂科也要考试儒经，杂科中还专有三《礼》、《春秋》三传的专科。
高丽王朝仰慕中国文明，先后向后晋、北宋、元朝派遣留学生。高丽时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中国人在高丽考中进士，也有高丽人在中国考中进士。北宋初年，中国禁止图书出境，但对高丽开禁，宋太宗、宋真宗、元世祖、明太祖均曾赐给高丽儒家经书。高丽初期抄书，后用木版刻印，中国活字印刷术传入后，高丽发明铜活字印刷儒家典籍，儒学传播更加快捷。
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北宋使者徐竞出使高丽，归来所作《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说：“上而朝列官吏闲威仪而足词采，下而闾阎陋巷间经馆书舍三两相望，其民子弟未婚者则群居而从师受教，既少长而择友各以其类讲习于寺观，下逮卒伍童子亦从乡先生学。”由此可见，此时的高丽举国上下都在学习孔子思想。
高丽前期奉行的儒家思想仍然是汉唐经学，13世纪末，入元随侍高丽世子的安珦将新刊的《四书集注》、《朱子全书》带回国内，开始传播朱子理学。他提倡忠、孝、信、诚、敬等儒家伦理，尽力排斥佛教，将意识形态上的崇佛引导到崇儒上来。“朱子学”在高丽传播得很快，入元的官僚学者白颐正、李齐贤，考中元朝进士的李穑以及郑梦周等都提倡宣讲，“朱子学”很快就取代了汉唐经学的地位。
1392年，推翻高丽建立的朝鲜王朝为了巩固统治，重建封建统治秩序，大力提倡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教成为国教，朝鲜王朝因此被称为儒教王朝。
朝鲜王朝以儒教立国，儒学教育非常普及。京师汉城设有最高学府成均馆，以进士和生员为学生，定员200名，下设五部学堂，每学定员100名；府、郡、县设立官办学校乡校，全国共设各级乡校361所，定员共15000名。国家规定，良民身份以上的16岁俊秀子弟都可入乡校学习。官办学校以外，各地都有私立的书堂、书斋，接受七八岁的平民子弟就读，书堂、书斋的优秀学生16岁也可进入乡校学习。校生经过考试取得进士或生员称号就可到成均馆进修，再经过文科考试就可入仕为官。到16世纪中期，官办教育衰退，书院教育趁机而起，发展到19世纪，书院竟达近千所。早期书院得到国王的支持，给予免税免役的优待，并向书院赐额甚至亲笔题额。学校教育内容主要为儒家经典，《学令》规定，诸生“常读四书五经及诸史等书，不携庄老、佛经、杂流、百家子集等书，违者罚”，只准读儒家经典和正史。在朝鲜，即使同是理学但批判“朱子学”的王阳明“心学”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排斥和批判。
朝鲜王朝坚持科举取士，文科考试三年一次，称为“式年试”，每次一般录取33人，此外还有别试，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外方别试、黄柑试等名目。500年间，“式年试”共举行163次，录取6063人，别试共举行581次，录取8557人，两种考试共举行744次，录取14620人，由此可见朝鲜科举之盛。为鼓励士子努力学习，殿试合格即可入仕为官，并赐以殊荣，“殿庭唱榜，御前赐酒，赐花与盖，优人呈戏，鼓吹前导，三日游街以荣之”，还恩及及第者父母，“其亲存者，则令所在官给酒乐以荣之，名曰荣亲宴，殁者设祭，谓之荣坟。中第一名者赐米”。①
①《朝鲜志·风俗》。
韩国首尔成均馆文庙大成殿
除利用教育普及儒家思想外，朝鲜还特别重视礼俗教育和伦理教化。早在理学传入的初期，被称为东方理学之祖、官居宰相的郑梦周就令百姓按照《朱子家礼》的规定建立家庙，设立神主，祭祀先祖，到朝鲜时期，“处处祈佛、家家祀神”的民俗已变为“处处祀孔，家家祀祖”的儒家礼俗。朝鲜王朝大力提倡忠孝节义等儒家伦理，褒奖忠臣孝子、节妇义夫，除使用中国通俗教材外，还自编了《孝行录》、《五礼仪》等通俗读物，翻译了《女四书》、《礼记大文谚读》。为教育文化水平低的百姓，还编印了图文并茂的《三纲行实图》，其中收录了百余名忠臣、孝子、列女的事迹，作为百姓学习的楷模。
朝鲜半岛从新罗圣德王十六年（公元717年）开始在京师祭祀孔子，高丽仁宗五年（1127年）将祭祀孔子推向地方，命各州设立学校，建设文庙，祭祀孔子，追随中国尊称孔子为文宣王、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朝鲜王朝大建孔子庙，县以上的城市都有乡校，乡校设文庙祭祀孔子，也像中国一样，每年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举行释奠大祭，每月初一、十五举行释菜、行香小祭。文庙主祭孔子，在清朝以前追随中国增加从祀的先圣、先贤、先儒。不同的是，朝鲜还以本国的儒学学者从祀，从高丽宣宗十一年（1020年）以崔致远从祀后，又陆续增加了薛聪、安珦、郑梦周、李滉、李珥等17人，他们被通称为东国十八贤。现在，韩国各地的乡校文庙仍然举行祭祀活动，大都按照古例举行由地方行政长官主祭的春秋释奠大祭，只是大多文庙减少了从祀的中国先贤先儒，一般文庙只祭祀孔子，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配配享，闵损等十哲和周敦颐、程颐、程颢、邵雍、朱熹、张载宋六贤配祀，朝鲜的东国十八贤从祀。
孔子思想传入朝鲜半岛初期，朝鲜人只是被动地接受，对汉唐经学很少阐释。理学传入后不同，很快就出现了一大批理学家，如前期的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发展期的金时习、徐敬德、赵光祖、李彦迪，鼎盛期的李滉、李珥，衰落期的金长生、宋时烈、奇正镇、李震相，他们对理学均有所阐释和发展，并形成了许多学派。理学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期，而输入朝鲜是在封建社会的发展期，朝鲜理学学者代表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反对保守，主张革新，对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朝鲜王朝对中国采取事大主义，他们仰慕中华文明，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因此上自朝廷法度，下至民间习俗全部效法中国，廷议言必称孔孟，街谈巷议也以四书五经为依据，儒学不仅作为治国理念，而且还扩大为社会规范。《朝鲜志·风俗》所说的“崇尚信义，笃好儒术，礼让成俗，柔谨成风”的民族性格和社会风尚就是儒家思想影响的必然结果。朝鲜人对此深为自豪，他们也以“小中华”、“海东中华”自居。
17世纪以后，朝鲜封建社会步入后期，作为封建社会指导思想的“朱子学”由前期的社会改革的推动力量转化为反对力量，朱子学者也由社会的改革者蜕变为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在学术上他们不顾社会的实际问题，故弄玄虚，清谈空论，甚至将学术论争蜕化为争权夺利的党争。为了巩固“朱子学”的正统地位，在学术上采取高压政策，对敢于对“朱子学”有“一字之疑”者就加上“斯文乱贼”的罪名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19世纪下半期，日本和西方列强入侵，朝鲜面临亡国的危险，正统朱子学者图谋以“卫正斥邪”为口号对从中国传入的实学思想、阳明学和从西方传入的天主教以及西方文化进行排斥，但正统“朱子学”已无力回天，朝鲜最后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是，朝鲜人民并没有屈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林在“卫正斥邪”的口号下与日本殖民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拿起武器组织义兵进行武装斗争，展现了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
日本投降后，韩国学术界痛定思痛，对历史进行反思，认为事大主义、党争、锁国、族阀、阶级斗争等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曾一度对儒家思想进行批判。但在接受西方文化、采用西方政治制度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主义、享乐思想成为社会的普遍价值观，舞弊腐败现象蔓延，造成道德堕落和民族主体意识涣散。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传统思想的价值，废弃了侧重儒家政治思想的传统，转而采用儒家思想扶持伦理，学术界也致力于从哲学、伦理学和历史学、社会学角度研究儒家思想及其在历史上所发挥的作用。
现在，韩国儒家思想的研究异常活跃，成立了许多学术组织和机构，出版了许多学术成果，几乎每所大学都开设了中文系，成均馆大学还开设儒学大学和儒学研究生院。儒家思想的普及非常普遍，1945年成立的儒道会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它以儒道精神为理念，以阐明道义、扶持伦理、弘扬修齐治平之道、淳化社会秩序为目的，下设青年儒道会、女性儒道会、儒学学生会，在首都设立总本部，在直辖市和道设立本部，在市、郡设立支部，在邑、面设立支会，在里、洞设立分会，四级行政区内都有儒道会组织，全国共设各级组织600多个，拥有信众1000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
孔子思想推动了朝鲜半岛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所起的进步作用是有目共睹的。1893年科举制度的废除，宣告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结束，但儒家思想并没有退出朝鲜半岛的历史舞台，失去了神圣的光环，反而更容易深入民间。而随着教育的发展，文化水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了孔子，了解了孔子思想，孔子思想越来越普及，越来越深入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