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奉祀于国家学校最早的明确记载是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由此记载看，东汉似乎是从永平二年开始祭祀周公、孔子的，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以周公为主祀，孔子为配享。但是《后汉书·朱浮传》记载，建武七年（公元31年），朱浮在“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的上书中说：“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光武帝曾亲自前往太学观飨，所观之飨应该是释奠礼，也就是在太学举行的祭祀。太学是建武五年兴建的，“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①。初建太学时就取法古典，举行了祭祀活动，祭祀不仅使用了祭器笾豆，而且还有舞蹈，舞者手持干戚，属于武舞。太学奉祀人物没有讲明，但从文中的“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看，学校以“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为目的，不会不祭祀孔子的，因此可以说，早在光武帝时国家就已经奉祀孔子了。《礼仪志》说明帝在辟雍亲行养老、大射礼后“三雍之义备”也是不错的，它说的是在辟雍，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在辟雍未建之前国家也曾在太学举行过祭祀。明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①，也应该包括国家学校的祭祀制度。
①《后汉书·儒林传·序》。
①《后汉书·明帝纪》。
其实，行乡饮酒礼不是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开始的。建武五年，司徒伏湛“奏行乡饮酒礼，遂实行之”②。建武六年，李忠为丹阳太守时，“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③，举行乡饮酒礼。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李忠本传》。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立了专门教授文赋和书法的鸿都门学，在学校的墙壁上图画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画像，画像的目的是“以劝学者”，并非是为了祭祀。
学校的主祀到东汉后期发生了变化，改为主祭孔子。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的《乙瑛碑》说：“太常祀曹掾冯牟、史郭玄辞对故事：辟雍礼未行，祀先圣师，侍祀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④祭祀时是“河南尹给牛羊豕鸡”等祭品，“大司农给米”，太宰、太祝令侍祀。鲁国相国史晨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给朝廷请求国家出资祭祀阙里孔子庙的奏文中说：“臣伏见临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⑤皇帝临幸辟雍，以太牢祭祀孔子。
④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乙瑛碑》，碑在曲阜孔子庙。
⑤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史晨前碑》，碑在曲阜孔子庙。
到三国魏时，学校奉祀是圣孔师颜，尊孔子先圣为国学的主祀，孔子的弟子颜回先师为配享。圣孔师颜制度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都没有改变。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左仆射房玄龄等建议，周公、孔子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学校祭祀从晋宋梁陈以及隋大业以前都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请求恢复了原来的制度。但永徽年间，又改为圣周师孔，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根据太尉长孙无忌的建议，复改为圣孔师颜，将周公改为配享周武王。从此以后，学校主祀再无变化，孔子成为教育的祖师，思想文化的代表。
唐中期以前，孔子奉祀的位置一直是坐西面东。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亲至阙里孔子故居祭祀孔子，“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①。西晋时，皇太子国学释奠孔子时，仍然是“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牖”②。周公改为配享武王后，学校主祀孔子，孔子坐西面东仍然未改，配祀的颜回填补了周公的位置。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成书的《大唐开元礼》还明确规定“设先圣神坐于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神坐东北，南向，西上”，仍然坚持以坐西面东为尊。直到开元二十七年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时才改为居中面南为尊，“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礼经，苟非得所，何以示则？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宜依旧？宜补其坠典，永作程式，自今以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从此之后，孔子居中面南的方式再未改变。
①〔明〕李之藻《 宫礼乐疏》。
②〔西晋〕潘尼《释奠颂》，见《晋书·潘安传》。
第一节 主祀
孔子奉祀于国家学校最早的明确记载是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三月“上始帅群臣躬养三老、五更于辟雍，行大射大礼；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牲以犬”。由此记载看，东汉似乎是从永平二年开始祭祀周公、孔子的，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以周公为主祀，孔子为配享。但是《后汉书·朱浮传》记载，建武七年（公元31年），朱浮在“以国学既兴，宜广博士之选”的上书中说：“陛下尊敬先圣，垂意古典，宫室未饰，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学，造立横舍。比日车驾亲临观飨，以弘时雍之化，显勉进之功也。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光武帝曾亲自前往太学观飨，所观之飨应该是释奠礼，也就是在太学举行的祭祀。太学是建武五年兴建的，“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学，稽式古典，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①。初建太学时就取法古典，举行了祭祀活动，祭祀不仅使用了祭器笾豆，而且还有舞蹈，舞者手持干戚，属于武舞。太学奉祀人物没有讲明，但从文中的“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看，学校以“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为目的，不会不祭祀孔子的，因此可以说，早在光武帝时国家就已经奉祀孔子了。《礼仪志》说明帝在辟雍亲行养老、大射礼后“三雍之义备”也是不错的，它说的是在辟雍，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在辟雍未建之前国家也曾在太学举行过祭祀。明帝“遵奉建武制度，无敢违者”①，也应该包括国家学校的祭祀制度。
①《后汉书·儒林传·序》。
①《后汉书·明帝纪》。
其实，行乡饮酒礼不是从东汉明帝永平二年开始的。建武五年，司徒伏湛“奏行乡饮酒礼，遂实行之”②。建武六年，李忠为丹阳太守时，“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③，举行乡饮酒礼。
②《后汉书·伏湛传》。
③《后汉书·李忠本传》。
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在洛阳鸿都门内设立了专门教授文赋和书法的鸿都门学，在学校的墙壁上图画孔子和七十二弟子的画像，画像的目的是“以劝学者”，并非是为了祭祀。
学校的主祀到东汉后期发生了变化，改为主祭孔子。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的《乙瑛碑》说：“太常祀曹掾冯牟、史郭玄辞对故事：辟雍礼未行，祀先圣师，侍祀者孔子子孙、太宰、太祝令各一人。”④祭祀时是“河南尹给牛羊豕鸡”等祭品，“大司农给米”，太宰、太祝令侍祀。鲁国相国史晨在建宁二年（公元169年）给朝廷请求国家出资祭祀阙里孔子庙的奏文中说：“臣伏见临辟雍日，祀孔子以太牢，长吏备爵，所以尊先师重教化也。”⑤皇帝临幸辟雍，以太牢祭祀孔子。
④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乙瑛碑》，碑在曲阜孔子庙。
⑤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史晨前碑》，碑在曲阜孔子庙。
到三国魏时，学校奉祀是圣孔师颜，尊孔子先圣为国学的主祀，孔子的弟子颜回先师为配享。圣孔师颜制度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朝都没有改变。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改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左仆射房玄龄等建议，周公、孔子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学校祭祀从晋宋梁陈以及隋大业以前都是以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请求恢复了原来的制度。但永徽年间，又改为圣周师孔，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根据太尉长孙无忌的建议，复改为圣孔师颜，将周公改为配享周武王。从此以后，学校主祀再无变化，孔子成为教育的祖师，思想文化的代表。
唐中期以前，孔子奉祀的位置一直是坐西面东。东汉元和二年（公元85年），汉章帝亲至阙里孔子故居祭祀孔子，“帝升庙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①。西晋时，皇太子国学释奠孔子时，仍然是“夫子位于西序，颜回侍于北牖”②。周公改为配享武王后，学校主祀孔子，孔子坐西面东仍然未改，配祀的颜回填补了周公的位置。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成书的《大唐开元礼》还明确规定“设先圣神坐于西楹间，东向；设先师神坐于先圣神坐东北，南向，西上”，仍然坚持以坐西面东为尊。直到开元二十七年加封孔子为文宣王时才改为居中面南为尊，“至如辨方正位，著自礼经，苟非得所，何以示则？昔缘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坐岂宜依旧？宜补其坠典，永作程式，自今以后，两京国子监夫子皆南面坐，十哲等东西列侍，天下诸州亦准此”。从此之后，孔子居中面南的方式再未改变。
①〔明〕李之藻《 宫礼乐疏》。
②〔西晋〕潘尼《释奠颂》，见《晋书·潘安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