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晏子的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据《史记》司马贞索隐云：“名婴，平谥，仲字”；另一种说法是，名婴，字平仲，清代《山东通志》即采用此种说法，后人多直接称晏子为晏平仲。据《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故里乃“莱之夷维”，这已无疑义。《史记·管晏列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莱者，今东莱地也。”张守节《正义》引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为夷安县，属高密国。应劭云：‘故莱夷维邑。’”又据清代《山东通志》卷三载：“高密县周为莱国夷维邑，后属齐，秦属齐郡。汉置高密县，属高密国。东汉属北海国，晋属城阳郡，寻属高密国。南宋属高密郡，寻属北海郡。北魏复属高密郡，隋因之。唐属密州，宋金因之。元属益都路，明属胶州，随州隶莱州府。皇清因之，编户八十八里。”
晏子的故里乃是春秋时期东夷莱国之夷维邑，即今山东省高密市。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国灭掉莱国，夷维遂属于齐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晏弱的父祖辈已经在齐桓公时期参政了，并且也称晏子，晏姓的来源也就不是后人所说的晏婴被封到晏城而得之。鲁昭公三年，齐景公欲为晏子更宅，晏子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所谓的“君之先臣”即晏子的父祖辈，早在晏子前已经在齐国国都居住了，可见夷维是晏子的祖籍，很有可能晏子的始祖最早在莱国的夷维邑避居或者晏子的始祖就是东夷人。
晏子的生年不可考，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而晏子的卒年唯有《史记·齐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是岁，晏婴卒。”齐景公四十八年，即鲁定公十年，乃是公元前500年，因此后人多以为晏婴卒于是年。但是《史记》记载有时也有失误，钱穆先生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中将《史记·齐世家》晏子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的记载给推翻了，我们来看具体记载：
《史记·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①
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钱穆先生的考辨相当精辟，看来晏子的卒年也存在问题了。虽然晏子明确的生卒年不可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推测一下晏子的生卒年。按钱穆先生的推测，鲁襄公十七年晏子在其父晏弱卒时已过三十岁，我们就姑且假令晏子是年三十，晏子生年大约就在鲁成公五年左右即公元前586年左右，当然，我们不能就因此认定晏子的生年约为公元前586年，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晏子生于鲁成公初年，卒年当在鲁昭公末年至鲁定公初年。
关于晏子的长相，我们从现有的史籍中了解到最有特点的就是晏子的身高。《史记·管晏列传》中晏子的御者之妻对其夫云：“晏子身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很明显，太史公这段描述很可能是采用了《晏子春秋》上的记载。《晏子春秋》有好几处关于晏子的身高不满六尺的记载。尽管《晏子春秋》成书较晚，但所记之事也并非都是虚假的，因此，晏子的身高不满六尺应该不假。古代的一尺大约相当于现在23厘米多一点，按照这个记载，晏子的身高也就在一米四左右，身材的确短小。
晏子历仕齐灵、庄、景公三代，此时，齐国早已不是齐桓公时期那个中原诸侯国的霸主了。管仲和齐桓公卒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了争位相互残杀，内部的纷争严重削弱了齐国的国力。这时候，西方的晋国逐渐稳定下来，晋文公取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讨伐不庭周天子的诸侯，经过几次会盟，晋国的霸主地位逐渐确立起来。晋文公之后，襄公、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相继在位，中途霸业虽然受到楚国的强劲冲击，但是晋国还是保持住了中原诸侯国霸主的地位。春秋中后期，晋、楚、齐、秦四大国并列，南北两个联盟的局面已经形成。晋国虽然是中原诸侯国的霸主，但是北方还存在着两个大国——齐、秦，秦国自崤之战被晋国挫败后就专心经营西部，很少参与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争。齐国自桓公去世之后，虽然失去了霸主地位，但毕竟还是北方仅次于晋国的大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齐国自齐惠公即位后逐渐稳定下来，国力也有所上升。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即齐顷公十年，齐国试图恢复桓公霸业，同以晋国为首的晋、鲁、卫、曹四国联军在鞍地（今济南长清区境内）展开大战，结果齐国大败，东山再起的愿望遂受挫。此时晏子还没有登上齐国的政治舞台，晏婴的父亲晏桓子已经在齐国为大夫。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晏桓子卒，晏子继承父亲的爵位为大夫，从此登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事齐灵公、庄公、景公，名显诸侯。
齐国自管仲、桓公相继卒后，齐国便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五公子夺位事件，到齐惠公时期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然而内部旧贵族国、高二氏同新权贵崔杼的斗争又开始了，灵公时期，崔氏得宠，大有专权的趋势，齐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以上就是晏子参政前的齐国国内外形势：内部斗争不已，外部争霸战争趋于尾声，齐国已经很难重振桓公霸业了。晏子正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登上了政治舞台。
至于晏子在齐国的地位，后世多以为晏子曾担任过齐国的相，这可能是受战国以来成书的《晏子春秋》的影响。《史记·管晏列传》可能就受了该书的影响，因此太史公云：“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但是《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①。我们将在本志的第三篇详细地介绍《晏子春秋》的情况，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因此，晏子是否“相齐”还是一个问题。
①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
考《春秋左传》，晏子在鲁襄公十七年即齐灵公二十六年继父任为齐大夫。齐庄公时期，崔杼、陈须无的地位皆高于晏子，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庄公，遂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景公。景公初年，崔杼、庆封为齐国左右相，显然，此时晏子不是齐相。庆封乘崔氏内乱取代崔杼为相，庆封被逐后，齐公族惠公之后栾、高二氏专政。鲁昭公十年，陈、鲍二氏逐栾、高，陈氏逐渐取得齐国的大政，景公末年，陈氏专齐的局面形成。可见晏子很有可能没有担任过齐相。
晏子始见于《左传·襄公十七年》，是年即齐灵公二十六年，晏子之父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②。晏子行周时丧礼，其家宰曰：“非大夫之礼也。”晏子则对曰：“唯卿为大夫。”春秋中后期以周礼为基础的等级秩序遭到很大破坏，以下僭上越礼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晏子身体力行，笃行周礼，居丧期间不僭越卿大夫所行之丧礼。
②《左传·襄公十七年》。
鲁襄公十八年，齐灵公继齐顷公之后试图再一次复霸，但是不遂人愿，齐国被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联军击败于平阴（今山东省平阴县）。战争刚刚开始，晏子就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这场战争齐国必定失败①。看来晏子不大赞同齐国同当时中原诸侯国的盟主晋国发生冲突，这次战役齐国以一国之力试图对抗以晋国为首的十二个诸侯国的联军，实力悬殊太大，加之齐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斗争激烈，这样，在以寡敌众、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再加之灵公在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出怯战的情绪，这样的战争必败无疑。
①《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湨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
在外交政策上，晏子不主张齐国在国力不足够强大、内部不统一的情况下去冒险挑衅当时的中原诸侯国盟主晋国，相反，齐国应该同盟主晋国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内部不统一的问题。晏子的这一项外交主张在后来的齐庄公、景公在位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
鲁襄公十九年，崔杼乘齐灵公重病期间帮助太子光夺取君位，是为庄公。崔杼也借此机会铲除掉旧贵族高厚，兼并其室，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崔氏专权的局面逐步形成。鲁襄公二十二年，晋国为了禁锢流亡在外的栾盈，召集包括齐国在内的中原诸侯国会晤于沙随，齐庄公依旧不顾晋国的禁令私自收留并赞助栾氏，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
鲁襄公二十三年，栾盈潜入晋国发动叛乱，齐庄公趁机远程奔袭晋国。晏子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可见晏子此时是反对攻打晋国的，更重要的是，晏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他清醒地看到，崇尚勇力的齐庄公一旦奔袭晋国侥幸成功，必将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国君与专权的崔氏之间的矛盾势必更加尖锐，相对于羽翼已丰的崔氏来说，刚刚即位的齐庄公显然不是对手。正如晏子所预料的，齐庄公侥幸赢得了战争，但却丢掉了身家性命。
两年后，崔杼弑杀庄公，立庄公之弟杵臼为齐景公，崔氏为右相，庆封为左相，至此，崔氏达到了专权齐国的目的。崔杼弑掉庄公后，为了取得晋国的支持，重贿晋平公及六军诸将。崔杼自始至终都反对齐国奔袭晋国，但他的目的并非像晏子一样出于爱国，崔氏不主张齐国挑衅晋国，这仅仅是他夺取齐国大权的一个步骤，一方面可以取悦中原诸侯国霸主晋国，以便取得其他诸侯国的默许或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弑君的一个理由。一反一正，晏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当崔杼弑杀庄公后，晏子闻讯赶来，并没有像以往的大臣一样，在国君被弑后也跟着殉国或者是流亡。他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①晏子把国君同社稷结合起来，评价一个国君贤能与否，关键看他对社稷的态度。这种观点同后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的观点是相通的。但是，晏子并没有同崔氏同流合污，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成礼而去，即“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这种态度显然不是站在崔氏一边的，故崔氏的党羽要求崔杼杀掉晏子，崔杼却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可见晏子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了。清代朱鹤龄把晏子同晋国的赵盾比较，引用宋代叶梦得的话说：“弑君天下之大恶，使其与闻乎。故虽在四海之外，无所逃安取乎。越竟使不与闻，虽在朝如晏子，谁能责之？”③可见后世大都赞同晏子不死君难，成礼而去的做法。崔氏毕竟是通过弑君夺取大权的，在合法性上难以站住脚，因此崔杼不久就盟国人于太宫，誓词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子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而非以下犯上，谋弑国君的乱臣。④
①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孟子·尽心下》。
③朱鹤龄：《读左日钞》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台湾商务印书馆版。
晏子不是正卿，手中没有实权，面对卿大夫专权的局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后来无论是庆氏专权，身为公族的子尾、子雅专权，还是后来的陈、鲍专权，他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这说明他是反对卿大夫专权的，但因为自己的实力有限，不得以才保持这种中立态度。
鲁襄公二十八年庆氏逃亡后，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景公以为晏子忠，故有宠。晏子不为名财所累，又在次年听从来访的吴公子季札的建议，“纳政与邑”，可见晏子此时就连自己的官爵和封邑都献出来了。然而，从《春秋左传》上的记载来看，晏子在“纳政与邑”后，在齐国的地位似乎较以前提高了。这主要是因为在卿大夫专制的条件下，齐景公认识到晏子是忠于公室的，再加上晏子品德高尚，不迷恋权力和财产，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倍加信任晏子，常使晏子侍奉左右，以备咨询，或者委以重任，使其代表齐国出使列国，可能后世看到此点便认为晏子曾相齐。
鲁昭公三年，晏子为齐请继室于晋，同晋国大夫叔向谈齐国的情况时，表示出对田氏收买人心，壮大田氏宗族力量的担心。他认为，解决卿大夫专权的问题，唯有实行礼治。他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同景公的一次谈话中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礼可以明贵贱，辨等级。等级定，则民不乱，臣子不犯上。
晏子忠心辅佐景公，他用简单生动的例子向齐景公阐明“和与同”的区别，建议景公辨别忠奸；他不轻信鬼神，对待人民主张轻徭薄赋，宽政待民。晏子于公有着一颗大公无私的忠心，于民则有着一颗慈悲的爱心。
第二章 生平
关于晏子的名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据《史记》司马贞索隐云：“名婴，平谥，仲字”；另一种说法是，名婴，字平仲，清代《山东通志》即采用此种说法，后人多直接称晏子为晏平仲。据《史记·管晏列传》，晏子故里乃“莱之夷维”，这已无疑义。《史记·管晏列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云：“莱者，今东莱地也。”张守节《正义》引晏氏《齐记》云：“齐城三百里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汉为夷安县，属高密国。应劭云：‘故莱夷维邑。’”又据清代《山东通志》卷三载：“高密县周为莱国夷维邑，后属齐，秦属齐郡。汉置高密县，属高密国。东汉属北海国，晋属城阳郡，寻属高密国。南宋属高密郡，寻属北海郡。北魏复属高密郡，隋因之。唐属密州，宋金因之。元属益都路，明属胶州，随州隶莱州府。皇清因之，编户八十八里。”
晏子的故里乃是春秋时期东夷莱国之夷维邑，即今山东省高密市。鲁襄公六年（公元前567年），齐国灭掉莱国，夷维遂属于齐国。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晏弱的父祖辈已经在齐桓公时期参政了，并且也称晏子，晏姓的来源也就不是后人所说的晏婴被封到晏城而得之。鲁昭公三年，齐景公欲为晏子更宅，晏子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所谓的“君之先臣”即晏子的父祖辈，早在晏子前已经在齐国国都居住了，可见夷维是晏子的祖籍，很有可能晏子的始祖最早在莱国的夷维邑避居或者晏子的始祖就是东夷人。
晏子的生年不可考，史籍中也没有明确记载。而晏子的卒年唯有《史记·齐世家》载：“（齐景公）四十八年，与鲁定公好会夹谷。……是岁，晏婴卒。”齐景公四十八年，即鲁定公十年，乃是公元前500年，因此后人多以为晏婴卒于是年。但是《史记》记载有时也有失误，钱穆先生在其名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一书中将《史记·齐世家》晏子卒于齐景公四十八年的记载给推翻了，我们来看具体记载：
《史记·齐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今按：《左传》记晏子言行，止于鲁昭二十六年，即齐景之三十二年也。《晏子春秋》外篇第八，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饮诸大夫酒，其文又见于刘向之《说苑》。其说若可信，景公五十八年薨，晏子没，至迟当在景公四十二年前。晏子曾历事灵、庄、景三公，庄公被弑，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古人四十强而仕，其时晏子名德已高，当近四十，则其寿殆逾八十，故有相景公老而辞邑之说也。《左》襄十七年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粥，居倚庐，寝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礼也。曰：唯卿为大夫。是其时晏子已居大夫之位。自此下距崔杼弑君尚又八年，其时晏子当已过三十。以此推之，孔子适齐，晏子年逾七十矣。齐侯田于沛之年，晏子亦当六十五六，而孔子正三十耳，此亦可证是年景公、晏子适鲁与孔子问答之不可信。至晏子言行，大率见于《左传》者最为得实，今传《晏子春秋》有明袭《左氏》者，亦有袭取之《孟子》者，如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之一章是也。其书晚出，多不可据。如谓仲尼之齐，见景公而不见晏子，子贡曰云云，不知子贡是时尚未及孔门。又有晏子使鲁，仲尼使子贡往观，不知子贡之从孔子，晏子则已卒矣。至曰臣闻仲尼居处惰倦，廉隅不正，则季次、原宪待，气郁而疾，志意不通，则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骞雍侍，更不足辨。又谓仲尼相鲁，景公患之，晏子对以勿忧，则孔子相夹谷，晏子已先卒矣。若谓晏子即以是年卒，何以《左传》于鲁昭二十六年以后，历十六年之久，更不载晏子一言一事乎？证以《晏子春秋》没十七年之明文，其为不可信明矣。至后人谓《晏子春秋》出于墨家，观其多载孔门事，知亦非是矣。①
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0页。
钱穆先生的考辨相当精辟，看来晏子的卒年也存在问题了。虽然晏子明确的生卒年不可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地推测一下晏子的生卒年。按钱穆先生的推测，鲁襄公十七年晏子在其父晏弱卒时已过三十岁，我们就姑且假令晏子是年三十，晏子生年大约就在鲁成公五年左右即公元前586年左右，当然，我们不能就因此认定晏子的生年约为公元前586年，比较准确的说法是晏子生于鲁成公初年，卒年当在鲁昭公末年至鲁定公初年。
关于晏子的长相，我们从现有的史籍中了解到最有特点的就是晏子的身高。《史记·管晏列传》中晏子的御者之妻对其夫云：“晏子身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很明显，太史公这段描述很可能是采用了《晏子春秋》上的记载。《晏子春秋》有好几处关于晏子的身高不满六尺的记载。尽管《晏子春秋》成书较晚，但所记之事也并非都是虚假的，因此，晏子的身高不满六尺应该不假。古代的一尺大约相当于现在23厘米多一点，按照这个记载，晏子的身高也就在一米四左右，身材的确短小。
晏子历仕齐灵、庄、景公三代，此时，齐国早已不是齐桓公时期那个中原诸侯国的霸主了。管仲和齐桓公卒后，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了争位相互残杀，内部的纷争严重削弱了齐国的国力。这时候，西方的晋国逐渐稳定下来，晋文公取代齐桓公“尊王攘夷”，讨伐不庭周天子的诸侯，经过几次会盟，晋国的霸主地位逐渐确立起来。晋文公之后，襄公、灵公、成公、景公、厉公相继在位，中途霸业虽然受到楚国的强劲冲击，但是晋国还是保持住了中原诸侯国霸主的地位。春秋中后期，晋、楚、齐、秦四大国并列，南北两个联盟的局面已经形成。晋国虽然是中原诸侯国的霸主，但是北方还存在着两个大国——齐、秦，秦国自崤之战被晋国挫败后就专心经营西部，很少参与中原诸侯的争霸战争。齐国自桓公去世之后，虽然失去了霸主地位，但毕竟还是北方仅次于晋国的大国。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齐国自齐惠公即位后逐渐稳定下来，国力也有所上升。鲁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即齐顷公十年，齐国试图恢复桓公霸业，同以晋国为首的晋、鲁、卫、曹四国联军在鞍地（今济南长清区境内）展开大战，结果齐国大败，东山再起的愿望遂受挫。此时晏子还没有登上齐国的政治舞台，晏婴的父亲晏桓子已经在齐国为大夫。鲁襄公十七年（公元前556年）晏桓子卒，晏子继承父亲的爵位为大夫，从此登上了齐国的政治舞台，事齐灵公、庄公、景公，名显诸侯。
齐国自管仲、桓公相继卒后，齐国便陷入了长达几十年的五公子夺位事件，到齐惠公时期政局才逐渐稳定下来。然而内部旧贵族国、高二氏同新权贵崔杼的斗争又开始了，灵公时期，崔氏得宠，大有专权的趋势，齐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以上就是晏子参政前的齐国国内外形势：内部斗争不已，外部争霸战争趋于尾声，齐国已经很难重振桓公霸业了。晏子正是在这个春秋时期新旧势力斗争最激烈的阶段登上了政治舞台。
至于晏子在齐国的地位，后世多以为晏子曾担任过齐国的相，这可能是受战国以来成书的《晏子春秋》的影响。《史记·管晏列传》可能就受了该书的影响，因此太史公云：“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重于齐。既相齐，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语及之，即危言；语不及之，即危行。国有道，即顺命；无道，即衡命。以此三世显名于诸侯。”但是《晏子春秋》是一部“富有政治思想性的古典文学作品，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①。我们将在本志的第三篇详细地介绍《晏子春秋》的情况，这里就不复赘言了。因此，晏子是否“相齐”还是一个问题。
①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序言》，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
考《春秋左传》，晏子在鲁襄公十七年即齐灵公二十六年继父任为齐大夫。齐庄公时期，崔杼、陈须无的地位皆高于晏子，鲁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庄公，遂立庄公的弟弟杵臼为景公。景公初年，崔杼、庆封为齐国左右相，显然，此时晏子不是齐相。庆封乘崔氏内乱取代崔杼为相，庆封被逐后，齐公族惠公之后栾、高二氏专政。鲁昭公十年，陈、鲍二氏逐栾、高，陈氏逐渐取得齐国的大政，景公末年，陈氏专齐的局面形成。可见晏子很有可能没有担任过齐相。
晏子始见于《左传·襄公十七年》，是年即齐灵公二十六年，晏子之父晏桓子卒。“晏婴粗缞斩，苴绖、带、杖，菅屦，食鬻，居倚庐，寝苫，枕草”②。晏子行周时丧礼，其家宰曰：“非大夫之礼也。”晏子则对曰：“唯卿为大夫。”春秋中后期以周礼为基础的等级秩序遭到很大破坏，以下僭上越礼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晏子身体力行，笃行周礼，居丧期间不僭越卿大夫所行之丧礼。
②《左传·襄公十七年》。
鲁襄公十八年，齐灵公继齐顷公之后试图再一次复霸，但是不遂人愿，齐国被以晋国为首的中原诸侯国联军击败于平阴（今山东省平阴县）。战争刚刚开始，晏子就以敏锐的观察力看到这场战争齐国必定失败①。看来晏子不大赞同齐国同当时中原诸侯国的盟主晋国发生冲突，这次战役齐国以一国之力试图对抗以晋国为首的十二个诸侯国的联军，实力悬殊太大，加之齐国内部新旧贵族之间斗争激烈，这样，在以寡敌众、内部不稳的情况下，再加之灵公在战争一开始就表现出怯战的情绪，这样的战争必败无疑。
①《左传·襄公十八年载》：“冬十月，会于鲁济，寻湨梁之言，同伐齐。齐侯御诸平阴，堑防门而守之，广里。夙沙卫曰：“不能战，莫如守险。”弗听。诸侯之士门焉，齐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鲁人、莒人皆请以车千乘自其乡入，既许之矣。若入，君必失国。子盍图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婴闻之曰：“君固无勇，而又闻是，弗能久矣。”
在外交政策上，晏子不主张齐国在国力不足够强大、内部不统一的情况下去冒险挑衅当时的中原诸侯国盟主晋国，相反，齐国应该同盟主晋国搞好关系，以便解决内部不统一的问题。晏子的这一项外交主张在后来的齐庄公、景公在位时期体现得更加明显。
鲁襄公十九年，崔杼乘齐灵公重病期间帮助太子光夺取君位，是为庄公。崔杼也借此机会铲除掉旧贵族高厚，兼并其室，扩大了自己的实力，崔氏专权的局面逐步形成。鲁襄公二十二年，晋国为了禁锢流亡在外的栾盈，召集包括齐国在内的中原诸侯国会晤于沙随，齐庄公依旧不顾晋国的禁令私自收留并赞助栾氏，晏子曰：“祸将作矣！齐将伐晋，不可以不惧。”
鲁襄公二十三年，栾盈潜入晋国发动叛乱，齐庄公趁机远程奔袭晋国。晏子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济，国之福也。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可见晏子此时是反对攻打晋国的，更重要的是，晏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德而有功，忧必及君”。他清醒地看到，崇尚勇力的齐庄公一旦奔袭晋国侥幸成功，必将骄傲自满，目空一切的国君与专权的崔氏之间的矛盾势必更加尖锐，相对于羽翼已丰的崔氏来说，刚刚即位的齐庄公显然不是对手。正如晏子所预料的，齐庄公侥幸赢得了战争，但却丢掉了身家性命。
两年后，崔杼弑杀庄公，立庄公之弟杵臼为齐景公，崔氏为右相，庆封为左相，至此，崔氏达到了专权齐国的目的。崔杼弑掉庄公后，为了取得晋国的支持，重贿晋平公及六军诸将。崔杼自始至终都反对齐国奔袭晋国，但他的目的并非像晏子一样出于爱国，崔氏不主张齐国挑衅晋国，这仅仅是他夺取齐国大权的一个步骤，一方面可以取悦中原诸侯国霸主晋国，以便取得其他诸侯国的默许或支持，另一方面也是弑君的一个理由。一反一正，晏子的拳拳爱国之心，天地可鉴。
当崔杼弑杀庄公后，晏子闻讯赶来，并没有像以往的大臣一样，在国君被弑后也跟着殉国或者是流亡。他认为“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①晏子把国君同社稷结合起来，评价一个国君贤能与否，关键看他对社稷的态度。这种观点同后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②的观点是相通的。但是，晏子并没有同崔氏同流合污，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成礼而去，即“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这种态度显然不是站在崔氏一边的，故崔氏的党羽要求崔杼杀掉晏子，崔杼却说：“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可见晏子当时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了。清代朱鹤龄把晏子同晋国的赵盾比较，引用宋代叶梦得的话说：“弑君天下之大恶，使其与闻乎。故虽在四海之外，无所逃安取乎。越竟使不与闻，虽在朝如晏子，谁能责之？”③可见后世大都赞同晏子不死君难，成礼而去的做法。崔氏毕竟是通过弑君夺取大权的，在合法性上难以站住脚，因此崔杼不久就盟国人于太宫，誓词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晏子再一次表明了自己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而非以下犯上，谋弑国君的乱臣。④
①④《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②《孟子·尽心下》。
③朱鹤龄：《读左日钞》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春秋类，台湾商务印书馆版。
晏子不是正卿，手中没有实权，面对卿大夫专权的局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表明自己的态度而已。后来无论是庆氏专权，身为公族的子尾、子雅专权，还是后来的陈、鲍专权，他都保持了中立的态度。这说明他是反对卿大夫专权的，但因为自己的实力有限，不得以才保持这种中立态度。
鲁襄公二十八年庆氏逃亡后，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景公以为晏子忠，故有宠。晏子不为名财所累，又在次年听从来访的吴公子季札的建议，“纳政与邑”，可见晏子此时就连自己的官爵和封邑都献出来了。然而，从《春秋左传》上的记载来看，晏子在“纳政与邑”后，在齐国的地位似乎较以前提高了。这主要是因为在卿大夫专制的条件下，齐景公认识到晏子是忠于公室的，再加上晏子品德高尚，不迷恋权力和财产，在社会上有相当的知名度，因此倍加信任晏子，常使晏子侍奉左右，以备咨询，或者委以重任，使其代表齐国出使列国，可能后世看到此点便认为晏子曾相齐。
鲁昭公三年，晏子为齐请继室于晋，同晋国大夫叔向谈齐国的情况时，表示出对田氏收买人心，壮大田氏宗族力量的担心。他认为，解决卿大夫专权的问题，唯有实行礼治。他在鲁昭公二十六年同景公的一次谈话中说：“唯礼可以已之。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礼可以明贵贱，辨等级。等级定，则民不乱，臣子不犯上。
晏子忠心辅佐景公，他用简单生动的例子向齐景公阐明“和与同”的区别，建议景公辨别忠奸；他不轻信鬼神，对待人民主张轻徭薄赋，宽政待民。晏子于公有着一颗大公无私的忠心，于民则有着一颗慈悲的爱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