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不仅是春秋时期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还是重要的思想家。晏子的思想包含反迷信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
反映晏子的反迷信思想的例子很多，例如：
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従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 ，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溲再辕稼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従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得了疥癣之病，一年没有痊愈。景公宠臣梁丘据与裔款建议景公杀掉祝、史，景公咨询晏子，晏子表示明确反对。他认为景公的病之所以长时间不痊愈，不是祝、史之罪，而是景公不修德行，专山林湖海之利，设立关卡，征收重税，同时又纵容大夫贵族强买强卖，国家征敛无度，宫室更改无常，役民万千，后宫之妾生活奢靡，外宠之臣更是巧取豪夺，民间怨声载道。齐国“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几乎全境民人皆诅咒国君暴政，祝、史即使再荐信与鬼神，为国君祈福，也赶不上民人的诅咒，因此祝、史的祈祷已经不起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修德，宽政，毁关卡，取消禁苑和垄断，薄赋敛，反省自己的过失。从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晏子并不是完全反对鬼神，相反，他在承认鬼神存在的基础上，把生老病死祸福的出现归结在人事上，而不是单纯地归结在鬼神身上。人君若不修德行，肆虐百姓，必定招致人神共怒，在神怒民痛的情况下，国君再让祝史去祈祷，这无异于让他们去掩盖过失，结果只能导致“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由此可见，晏子认为鬼神降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君“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 ，不惮鬼神”而导致的。暴虐民人属于“人道”的范畴，而祭祀鬼神属于“天道”的范畴。在晏子这里，“天道”和“人道”好像并列平行，然而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在不祭祀鬼神，对鬼神不虔诚上，而是要国君修德行，宽政惠民。国君只有对民施行德政方可化解人神之怒。这实际已经把民的地位抬到了鬼神之上，属于反封建迷信的理论范畴了。
我们说晏子已经把民的地位抬到了鬼神之上，民的地位要高于神，这是有道理的。先秦古人把许多自然现象归结为一种超人力的力量所操控，而这种力量往往被认为是鬼神所为。晏子看清了这种自然现象的本质，他反对把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因此他不赞成用巫术禳除这些灾害，而是倡导人事还需人来办的观点，通过修德惠民来除灾去秽。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从这则晏子谏景公禳除彗星的材料来看，晏子建议齐景公不要再用无益的巫术去禳除彗星了，彗星的有无和祈禳与否无关，德行的好坏在人不在天。在这里晏子明确地把人的行为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从而把天的运行与人的所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与春秋时期稍早于晏子的郑国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具有理性精神的反迷信活动思想在当时是相当可贵的。
第二节 理性精神
晏子不仅是春秋时期出色的政治家、外交家，同时还是重要的思想家。晏子的思想包含反迷信思想和朴素的辩证法。
反映晏子的反迷信思想的例子很多，例如：
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従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 ，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溲再辕稼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従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鲁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得了疥癣之病，一年没有痊愈。景公宠臣梁丘据与裔款建议景公杀掉祝、史，景公咨询晏子，晏子表示明确反对。他认为景公的病之所以长时间不痊愈，不是祝、史之罪，而是景公不修德行，专山林湖海之利，设立关卡，征收重税，同时又纵容大夫贵族强买强卖，国家征敛无度，宫室更改无常，役民万千，后宫之妾生活奢靡，外宠之臣更是巧取豪夺，民间怨声载道。齐国“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几乎全境民人皆诅咒国君暴政，祝、史即使再荐信与鬼神，为国君祈福，也赶不上民人的诅咒，因此祝、史的祈祷已经不起作用。唯一的办法就是修德，宽政，毁关卡，取消禁苑和垄断，薄赋敛，反省自己的过失。从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晏子并不是完全反对鬼神，相反，他在承认鬼神存在的基础上，把生老病死祸福的出现归结在人事上，而不是单纯地归结在鬼神身上。人君若不修德行，肆虐百姓，必定招致人神共怒，在神怒民痛的情况下，国君再让祝史去祈祷，这无异于让他们去掩盖过失，结果只能导致“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由此可见，晏子认为鬼神降祸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君“暴虐淫纵，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 ，不惮鬼神”而导致的。暴虐民人属于“人道”的范畴，而祭祀鬼神属于“天道”的范畴。在晏子这里，“天道”和“人道”好像并列平行，然而问题的解决并不是在不祭祀鬼神，对鬼神不虔诚上，而是要国君修德行，宽政惠民。国君只有对民施行德政方可化解人神之怒。这实际已经把民的地位抬到了鬼神之上，属于反封建迷信的理论范畴了。
我们说晏子已经把民的地位抬到了鬼神之上，民的地位要高于神，这是有道理的。先秦古人把许多自然现象归结为一种超人力的力量所操控，而这种力量往往被认为是鬼神所为。晏子看清了这种自然现象的本质，他反对把自然现象与人事联系起来，因此他不赞成用巫术禳除这些灾害，而是倡导人事还需人来办的观点，通过修德惠民来除灾去秽。
齐有彗星，齐侯使禳之。晏子曰：“无益也，只取诬焉。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秽也。君无秽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秽，禳之何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国。’君无违德，方国将至，何患于彗？《诗》曰：‘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乱，民将流亡，祝史之为，无能补也。”公说，乃止。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从这则晏子谏景公禳除彗星的材料来看，晏子建议齐景公不要再用无益的巫术去禳除彗星了，彗星的有无和祈禳与否无关，德行的好坏在人不在天。在这里晏子明确地把人的行为放在了最高的位置，从而把天的运行与人的所为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畴，这与春秋时期稍早于晏子的郑国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具有理性精神的反迷信活动思想在当时是相当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