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国之君，虽然拥有至高的权力，富贵尊荣异于常人，可他本身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一个理想的君主对手中掌握的权力应该谨慎使用，因为担负着将祖先创立的基业发扬光大，保护好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的责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够承担起他身上的这份责任，并且因为手中掌握着权力，人性的弱点因此能够无限制地放大，同时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限制机制，再加上国君个人的修养不足以自我约束，往往出现君主肆意妄为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利益受损，黎民百姓遭殃。
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随心所欲，尽管看似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高统治者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能超越时代和历史的限制，不能随意破坏既有的传统，要尊重业已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要顾及臣民的感受，要考虑到自己行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做亡国之君，尽管历史不因君主个人的感受而改变，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君主都想做一个能够富国强兵，能够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明君圣君。君主本身也是人，每个人都存在缺点和弱点，有着七情六欲和不同的个性，本身的才智和能力也不同，如何自觉约束、节制自己的欲望，如何对待忠臣的建议、如何区分忠臣贤臣等等都是很复杂的，很多情况下君主本身是不能够选择的。在按血缘选择继承人的政治体制下，君主是什么样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够选择的。臣民能够做的不是选择君主，而是希望君主能够按照既定的礼法来行事，充分尊重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需要，选贤任能，能够从谏如流，勤政爱民。君主作为个人，本身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需要人帮助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并且能够将这些合理化的建议进行选择，并通过官僚机构来贯彻落实这些正确的政策；并且君主的行为要符合礼制的要求。而一个君主能否按人们希望的去做，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保社稷、安黎民的责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合理使用手中的权力，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天生的明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部分君主是平常的人，因缘际会成为统治者，能否做好一个统治者，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君应有为君之道，在齐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有很多教育君主如何做一个明君的事例。当然，能否做一个明君是一回事，教育君主怎样做一个明君则是另外一回事。管仲曾经回答齐桓公如何做一个明君：
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①
①《管子·四称第三十三》。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②
②《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①
①《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管子（或管子学派的人）的这些思想决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际发展出来的。君主因为所处的地位特殊，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因此他个人所思所想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和黎民百姓的生活。作为君主，应该以国家社稷为重，尊重贤臣，将人才选拔到自己的身边，担任合适的官职，以便帮助君主处理政务，照顾民众的需要，帮助民众组织生产生活，体恤百姓的艰难，重视农业生产，在处理国家外交事务时能够有礼有节，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君主本身的行为应该有所节制，应该节俭，合理使用民力，要赏罚分明，行动要合乎礼法，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或厌恶而随意更改制度，应尊重天时、地利，要充分尊重民众的利益，倾听贤臣的建议。
晏子继承了管子的有关思想，并加以发展。他经常向君主提出建议，劝谏国君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晏子春秋》里记载有很多关于如何做明君的故事，值得人思考和回味。
晏子认为，“（古之圣君）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诛不避贵，赏不遗贱；不淫于乐，不遁于哀；尽智导民，而不伐焉，劳力岁事，而不责焉；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罪顺于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②
②《晏子春秋·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
人君应该节制自身的欲望，对人民施以厚恩，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德行，以身作则，注重教化民众，不滥用自己的权威；在使用财富时，要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刺激个人的物欲；赏罚分明，不因对方身份的贵贱而破坏既有的立法制度；做事情不走极端，留有分寸；照顾百姓的利益，不自以为有功于百姓，役使百姓要有节制；使各个阶层能够各得其所；刑罚合乎法度，使受刑的人不埋怨；使贤能之士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肖之人不发出怨恨之声，四海之内安定和谐。
晏子还认为，“（贤君）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穷；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从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上无骄行，下无谄德；上无私义，下无窃权；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不事骄行而尚司，其民安乐而尚亲。贤君之治国若此。”①
①《晏子春秋·景公问贤君治国若何晏子对以任贤爱民》。
贤君治理国家，应该重用贤能之士，使其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爱民如子，为民众安居乐业创造条件；合理控制个人的欲望，不过分追求个人的享受；贵贱有等，不随意侵犯低贱人士的利益；赏罚分明，行善有赏，为恶受罚；为政时对统治阶层要严厉一些，对下层民众要宽厚一些；不因为统治者的欲望而随意赏赐，也不因为统治者的厌恶而乱施刑罚，赏罚都应该合乎礼法，不因为统治者的欲望而私自更改；不随心所欲地役使民众，不因为君主个人的喜怒而轻易做出危害国家的行为；统治者不能骄奢淫逸，做臣子的不能阿谀奉承君主；统治者不应该私自施加小恩小惠，臣子不应该窃专国权；君主收藏的财富应该有一定限度，不能够国库里存积的物品都坏掉了，而民众却因为缺衣少食而死亡；统治者应该选用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使国家机器运转良好，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相亲相爱。
一个贤明的君主，要承担起责任，以国家社稷为重，以保国利民为务，节制自己的欲望，尊重民众的利益，选择贤能的人士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要建立严格的赏罚制度，注重对民众的教化，并以身作则，引导百姓守礼向善，加强对统治阶层的管理控制，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较为合理地分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得其所。如此一来才能上下和谐，国家合理有序运转。而这寄希望于君主能够按照圣君贤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望君主能够提高自己的修养，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听从忠臣的合理化的建议。至于能否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则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晏子作为臣子，能够积极引导国君按照一个圣君贤君的高标准去做，及时指出君主的不足和缺陷，不计个人安危，忠言进谏，树立了贤臣的榜样。
第二节 晏子的明君观
作为一国之君，虽然拥有至高的权力，富贵尊荣异于常人，可他本身也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一个理想的君主对手中掌握的权力应该谨慎使用，因为担负着将祖先创立的基业发扬光大，保护好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的责任。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够承担起他身上的这份责任，并且因为手中掌握着权力，人性的弱点因此能够无限制地放大，同时因为缺乏必要的监督和限制机制，再加上国君个人的修养不足以自我约束，往往出现君主肆意妄为的局面，随之而来的是国家利益受损，黎民百姓遭殃。
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随心所欲，尽管看似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高统治者行使手中的权力，不能超越时代和历史的限制，不能随意破坏既有的传统，要尊重业已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要顾及臣民的感受，要考虑到自己行政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没有一个君主愿意做亡国之君，尽管历史不因君主个人的感受而改变，历史上绝大多数的君主都想做一个能够富国强兵，能够让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的明君圣君。君主本身也是人，每个人都存在缺点和弱点，有着七情六欲和不同的个性，本身的才智和能力也不同，如何自觉约束、节制自己的欲望，如何对待忠臣的建议、如何区分忠臣贤臣等等都是很复杂的，很多情况下君主本身是不能够选择的。在按血缘选择继承人的政治体制下，君主是什么样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不能够选择的。臣民能够做的不是选择君主，而是希望君主能够按照既定的礼法来行事，充分尊重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需要，选贤任能，能够从谏如流，勤政爱民。君主作为个人，本身的能力都是有限度的，需要人帮助他，提出合理化的建议，并且能够将这些合理化的建议进行选择，并通过官僚机构来贯彻落实这些正确的政策；并且君主的行为要符合礼制的要求。而一个君主能否按人们希望的去做，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保社稷、安黎民的责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合理使用手中的权力，则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天生的明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大部分君主是平常的人，因缘际会成为统治者，能否做好一个统治者，受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为君应有为君之道，在齐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中，有很多教育君主如何做一个明君的事例。当然，能否做一个明君是一回事，教育君主怎样做一个明君则是另外一回事。管仲曾经回答齐桓公如何做一个明君：
夷吾闻之于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庙、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圣人在前，贞廉在侧，竟称于义，上下皆饰。形正明察，四时不贷，民亦不忧，五谷蕃殖。外内均和，诸侯臣伏，国家安宁，不用兵革。受币帛，以怀其德；昭受其令，以为法式。此亦可谓昔者有道之君也。①
①《管子·四称第三十三》。
故一人之治乱在其心，一国之存亡在其主。天下得失，道一人出。②
②《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故明主有六务四禁。六务者何也？一曰节用，二曰贤佐，三曰法度，四曰必诛，五曰天时，六曰地宜。四禁者何也？春无杀伐，无割大陵，倮大衍，伐大木，斩大山，行大火，诛大臣，收谷赋。夏无遏水达名川，塞大谷，动土功，射鸟兽。秋毋赦过、释罪、缓刑。冬无赋爵赏禄，伤伐五谷。①
①《管子·七臣七主第五十二》。
管子（或管子学派的人）的这些思想决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而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实际发展出来的。君主因为所处的地位特殊，承担着重大的责任，因此他个人所思所想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存亡和黎民百姓的生活。作为君主，应该以国家社稷为重，尊重贤臣，将人才选拔到自己的身边，担任合适的官职，以便帮助君主处理政务，照顾民众的需要，帮助民众组织生产生活，体恤百姓的艰难，重视农业生产，在处理国家外交事务时能够有礼有节，积极维护国家的利益，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君主本身的行为应该有所节制，应该节俭，合理使用民力，要赏罚分明，行动要合乎礼法，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或厌恶而随意更改制度，应尊重天时、地利，要充分尊重民众的利益，倾听贤臣的建议。
晏子继承了管子的有关思想，并加以发展。他经常向君主提出建议，劝谏国君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晏子春秋》里记载有很多关于如何做明君的故事，值得人思考和回味。
晏子认为，“（古之圣君）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其处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诛不避贵，赏不遗贱；不淫于乐，不遁于哀；尽智导民，而不伐焉，劳力岁事，而不责焉；为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尚相爱，故民不以相恶为名；刑罚中于法，废罪顺于民。是以贤者处上而不华，不肖者处下而不怨，四海之内，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遗教，此盛君之行也。”②
②《晏子春秋·景公问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对以问道者更正》。
人君应该节制自身的欲望，对人民施以厚恩，重视提高自身的修养和德行，以身作则，注重教化民众，不滥用自己的权威；在使用财富时，要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刺激个人的物欲；赏罚分明，不因对方身份的贵贱而破坏既有的立法制度；做事情不走极端，留有分寸；照顾百姓的利益，不自以为有功于百姓，役使百姓要有节制；使各个阶层能够各得其所；刑罚合乎法度，使受刑的人不埋怨；使贤能之士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不肖之人不发出怨恨之声，四海之内安定和谐。
晏子还认为，“（贤君）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其取下节，其自养俭；在上不犯下，在治不傲穷；从邪害民者有罪，进善举过者有赏。其政，刻上而饶下，赦过而救穷；不因喜以加赏，不因怒以加罚；不从欲以劳民，不修怒而危国；上无骄行，下无谄德；上无私义，下无窃权；上无朽蠹之藏，下无冻馁之民；不事骄行而尚司，其民安乐而尚亲。贤君之治国若此。”①
①《晏子春秋·景公问贤君治国若何晏子对以任贤爱民》。
贤君治理国家，应该重用贤能之士，使其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爱民如子，为民众安居乐业创造条件；合理控制个人的欲望，不过分追求个人的享受；贵贱有等，不随意侵犯低贱人士的利益；赏罚分明，行善有赏，为恶受罚；为政时对统治阶层要严厉一些，对下层民众要宽厚一些；不因为统治者的欲望而随意赏赐，也不因为统治者的厌恶而乱施刑罚，赏罚都应该合乎礼法，不因为统治者的欲望而私自更改；不随心所欲地役使民众，不因为君主个人的喜怒而轻易做出危害国家的行为；统治者不能骄奢淫逸，做臣子的不能阿谀奉承君主；统治者不应该私自施加小恩小惠，臣子不应该窃专国权；君主收藏的财富应该有一定限度，不能够国库里存积的物品都坏掉了，而民众却因为缺衣少食而死亡；统治者应该选用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使国家机器运转良好，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相亲相爱。
一个贤明的君主，要承担起责任，以国家社稷为重，以保国利民为务，节制自己的欲望，尊重民众的利益，选择贤能的人士辅佐自己治理国家，要建立严格的赏罚制度，注重对民众的教化，并以身作则，引导百姓守礼向善，加强对统治阶层的管理控制，使利益在各个阶层之间较为合理地分配，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各得其所。如此一来才能上下和谐，国家合理有序运转。而这寄希望于君主能够按照圣君贤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希望君主能够提高自己的修养，慎重使用手中的权力，听从忠臣的合理化的建议。至于能否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则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晏子作为臣子，能够积极引导国君按照一个圣君贤君的高标准去做，及时指出君主的不足和缺陷，不计个人安危，忠言进谏，树立了贤臣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