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作为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忠心辅佐君主，恪尽职守，遵守臣道，成为世人景仰的贤相的模范代表。但是晏子恪守臣道，绝非是说愚忠于君主，而是忠于国家社稷，不是仅仅忠于君主个人，在君臣关系上，晏子主张通过德行来报答君主的知遇之恩，而绝非完全跟从于君主；并认为君主有选择大臣的权力，而大臣们也有选择君主的权力，如果君主不接受臣子的意见，臣子有权利重新选择自己生活的道路，而不主张尸位素餐，主张对君主“有难不死，出亡不送”①。
①《晏子春秋·景公问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对以不与君陷于难》。
《左传》中记载，崔杼谋害齐庄公以后，晏子忠于国家社稷，对着齐庄公的尸体行臣子之礼后，从容地离开，充分表达了晏子对君臣关系的理解。
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归乎？”曰：“君死，安归？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将庸何归？”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人谓崔子：“必杀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②
晏子认为，作为国君应该保护国民，以国家社稷为重。作为臣子，决不应只为了获取俸禄，而是应该协助国君保护国家的社稷大业。如果国君为了国家的社稷大业而死而亡，那么作为臣子应该责无旁贷、义无反顾地跟随国君或死或亡；如果国君为了个人的私利私欲而死亡，那么除了君主私下亲昵的人，没有人应该随着君主的死亡而死亡。因此，当齐庄公因为荒淫被杀后，晏子只是对其行了臣子之礼，而再没有其他的行动。晏子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贪生怕死，更不是为了谋取私利，而是忠于国家社稷。崔杼、庆封弑君之后，谋劫齐国大臣盟誓时，晏子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拒绝参与盟誓。晏子发出的“婴所不唯忠于君利于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③的呼声，将晏子的大忠大勇表现得淋漓尽致。晏子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表达了大臣应该忠于国家社稷的呼声，而不应该屈服于外力，更不能谋求一姓一家的私利。
②③《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晏子认为，“夫社稷之臣，能立社稷，别上下之义，使当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为辞令，可分布于四方。”①国家的社稷之臣，不是为君主个人或君主的宗族服务的，而是服务于国家的社稷，使上下和谐，各得其理，上下有序，依礼行事；能够使百官各司其职，选择合适的人担任合适的官职，能够使国家正常运转，国家事务得到合理的处理；能够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在处理外交事务时能够充分发挥主动性、灵活性和实用性，维护国家的利益，为国家建立良好的邦交关系，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为国家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①《晏子春秋·景公使进食与裘晏子对以社稷臣》。
晏子认为，为臣之道在于：“见善必通，不私其利，庆善而不有其名；称身居位，不为苟进；称事授禄，不为苟得；体贵侧贱不逆其伦，君贤不肖，不乱其序；肥利之地，不为私邑，贤质之士，不为私臣；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而不伐其功。此臣之道也。”②“君正臣从谓之顺，君僻臣从谓之逆。”③作为臣子，要遵守臣节，见到好的行为和事情，应该感到高兴，并积极向君主报告，不为自己谋求私利；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担任合适的职务，不贪恋权势；根据自己的奉献来获取俸禄，不苟且地获取私利；要遵守伦理纲常、等级贵贱的秩序，不为自己谋求肥沃的封地，不将贤能的士人作为自己的家臣；君主采用自己的建议，人民获得利益，不以此作为自己的贡献，不张扬自己的功劳。恪尽职守，忠君爱民，不贪慕名利，节制自己的欲望，才能够做一个忠臣。对于君主的命令，做臣子的不能无原则地一味顺从，而是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要看君主的命令是否正确，“有道顺命，无道衡命”，反映了晏子较为独特的君臣观。
②《晏子春秋·景公问为臣之道晏子对以九节》。
③《晏子春秋·景公燕赏无功而罪有司晏子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