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是记述春秋末年齐国著名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此书不是用传统的史书体例（编年体、纪传体等）写成的，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故事，刻画了晏婴忠君爱民、恪尽职守、忠言劝谏、节俭守礼、聪明机智、以身作则、勤政爱民的形象。
根据太史公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的相关记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我们可以知道在西汉前期，太史公撰写管晏列传时，《晏子春秋》一书在世上已经很多，相关晏子的故事流传甚广，太史公认为《晏子春秋》的记载相当详细，人们可以通过此书来了解晏子的相关言论和事迹。
《晏子春秋》在汉代早已成书，并在世上广为流传，可能有多个传本。西汉末年，经过刘向整理校订，编成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的定本。刘向《晏子叙录》：“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谨颇略前，皆已定，以杀青，书可缮写。”根据记录我们了解到，刘向校订《晏子春秋》至少参校了四个传本，其中，皇家藏书“中书十一篇”，私人藏书“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经过对刊比较，剔除重复，校改讹误，编为定本。
刘向在《晏子叙录》里还写到：“……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观，谨第录。臣向昧死上。”刘向对《晏子春秋》一书的内容作了分析，其中谏（含上、下）篇、问（含上、下）篇、杂（含上、下）篇，计有六篇，此六篇“文章可观，义理可法”，“可常置旁御观”；另外两篇与此六篇不同，但也各有其价值，故都予以保留，以供参考。全书总计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关于《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年代和学派归属，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自汉代以来，一直到唐代，学者们一般认为此书成书于战国时代，记载了晏婴的言行，内容基本可信，并将此书归于儒家类。关于作者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疑问。因为先秦时代和后世不同，大部分书籍非成于一人一时之手，很多古书的著者不能确定为某个具体的个人，当然，这并不排除最后成书时托称某一名人所作。《晏子春秋》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时人对其著者并不怀疑。又因为《晏子春秋》记载的故事可以和当时好多古书，比如《左传》、《国语》、《荀子》、《韩非子》、《墨子》、《吕氏春秋》等书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所以当时人们视《晏子春秋》为记载晏子政治主张的重要材料。又因该书内容大多反映晏婴重视礼治、讲究伦理纲常、节俭爱民、忠君等思想，“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与儒家的相关主张相类似，大多数学者便将此书归入儒家类。
自汉代到唐代相关的史志目录中有关《晏子春秋》的记载如下：
《七略》：“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见《史记·管晏列传》注引）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晏子八篇。”班固自注：“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善与人交，有列传。”师古曰：“有列传者，谓太史公书。”
四部丛刊本《晏子春秋》书影
《隋书·经籍志》子部“儒家”：“晏子春秋七卷，齐大夫晏婴撰。”
《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晏子春秋七卷，晏婴撰。”
需要指出的是，唐代柳宗元开始质疑《晏子春秋》的作者，并对将《晏子春秋》归入儒家类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应将此书归入墨家类。柳宗元在《辨晏子春秋》一文中写到：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河东集》卷四）
柳宗元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所反映的晏子思想与墨家思想有好多相似的地方，并推测此书乃是由齐国的墨子门徒编撰而成，是墨子门人的作品，理应归入墨家类。
此后，不少学者接受了柳宗元的观点，将《晏子春秋》归入墨家类。后世的史志目录中有关《晏子春秋》的记录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对此书的作者及学派归属有了新的认识：
《崇文总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晏婴撰。晏子八篇，今亡。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
《郡斋读书志》：“晏子春秋十二卷。右齐晏婴也。婴相景公，此书着其行事及谏诤之言，昔司马迁读而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之后为之。唐柳宗元谓：迁之言乃然，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墨好俭名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非儒、明鬼，皆出墨子，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自向、歆、彪、固皆录之儒家，非是，后宜列之墨家。今从宗元之说云。”
《中兴书目》：“晏子春秋十二卷，或以为后人采婴行事为书，故卷多于前志。”（王应麟《玉海》）
《直斋书录解题》：“晏子春秋十二卷，齐大夫平仲晏婴撰。汉志八卷，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号晏子春秋，今卷数不同，未知果本书否。”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作者以及学派归属，历代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各有所本。到了清代也是一样，有的学者认为属于儒家类作品，有的认为是墨家类作品。清人管同说：“吾谓汉人所言《晏子春秋》不传久矣，世所有者，后人伪为者耳……其文浅薄过甚，其诸六朝后人为之者欤？”（《因寄轩文集》）清代编撰《四库全书》，总结前代文化成果，对《晏子春秋》一书也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内的相关资料：
晏子春秋八卷，旧本题齐晏婴撰。晁公武读书志：“婴相景公，此书著其行事及谏诤之言。”崇文总目谓后人采婴行事为之，非婴所撰。然则是书所记，乃唐人魏征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特失其编次者之姓名耳，题为婴者依托也。其中如王士祯池北偶谈所摘齐景公圉人一事，鄙倍荒唐，殆同戏剧，则妄人又有所窜入，非原本矣。刘向、班固俱列之儒家中，惟柳宗元以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其旨多尚同、兼爱、非厚葬久丧者，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薛季宣浪语集又以为孔丛子诘墨诸条今皆见晏子书中，则婴之学实出于墨，盖婴虽略在墨翟前，而史角止鲁实在惠公之时，见吕氏春秋仲春记当染篇，故婴能先宗其说也。其书自史记管晏列传已称为晏子春秋，故刘知几史通称晏子，虞卿、吕氏、陆贾其书篇第本无年月，而亦谓之春秋。然汉志惟作晏子，隋志乃名春秋，盖二名兼行也。汉志、隋志皆作八篇，至陈氏、晁氏书目，乃皆作十二卷，盖篇帙已多有更改矣。此为明李氏绵眇阁刻本，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与汉志八篇之数相合。若世所传乌程闵氏刻本，以一事而内篇、外篇复见，所记大同小异者，悉移而夹注内篇下，殊为变乱无绪，今故仍从此本着录，庶几犹略近古焉。
案晏子一书，由后人摭其轶事为之，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旧列子部，今移入于此。（史部传记）
《四库全书》编选者认为《晏子春秋》一书乃是后人“摭其轶事而成，虽无传记之名，实传记之祖也”，将《晏子春秋》由子部调整到了史部传记类，将其进行了新的定位，有助于人们对此书的认识和利用。
清代学者学风扎实厚重，对《晏子春秋》的版本校订、文字校勘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有关《晏子春秋》的作者和学派归属仍然分歧很大。有的将其视为儒家学派，有的将其视为墨家学派，也有的认为其独成一家。在该书作者问题上，除了存留前代的看法以外，有的清代学者还认为此书是六朝人伪作。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近代以来，学者对此书关注不多，研究状况相对其他诸子来说相当薄弱，但因为学风和学术理念的变化，引进了西方的学术概念和思想评价标准。顺应时代变迁的需要，部分学者的研究侧重其思想史意义，注重阐发其中蕴含的哲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此书的关注逐渐增多，有关其成书和学派也多有争论。大部分人赞同此书为战国时期的作品，当然不是晏子自己所作，乃是后人写成，有多个传本，其思想内容复杂，难以用某一具体学派来给其定性，所以不再单纯讨论其归属儒家或是归属墨家。
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西汉墓中出土《晏子》残简共104枚，经整理为16章，内容与流传至今的本子相对照，基本一致。而这两座墓是西汉前期的墓，作为随葬品的书，其成书年代当远在下葬之前。这就再次印证了太史公所说的《晏子春秋》一书“至其书，世多有之”①的记载，也否定了此书为六朝人伪作的说法。
①《史记·管晏列传》。
综合以上的材料，我们现在一般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成书于战国时期，为先秦古籍。尽管我们不能排除后世的整理改造，但此书的主体和反映的主要思想都是先秦时期的。至于书的作者，考虑到先秦时期古书的成书历史，此书绝非成于一人一时之手，更不是晏子自己所作。此书为战国时期齐人所作的可能性极大，是一部主要反映晏子的言行和思想的著作，也是我们了解当时历史，研究齐国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学派归属问题，不能简单地以儒家或墨家这种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视角来看。我们在研究先秦思想的时候，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九流十家”②来套用到具体人物身上。一方面，先秦的学派区分并不是如后世理解的那样如此泾渭分明，学派之间的差别并不是那样的明显；另一方面，具体到个人而言，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包含着多个方面，不能用简单的某一学派思想来概括。其实就儒家学派、墨家学派而言，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思想都是有来源的。一种思想不是突然就产生的，也不是某一个人突发奇想创造的，而是有很深的思想渊源的。晏子本人要比儒家的孔子和墨家的墨子都早，晏子的思想中包含着类似后来儒家、墨家的思想。晏子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折冲樽俎之时，儒家学派、墨家学派并未创立，因此不能将《晏子春秋》归属到后起的儒家、墨家中去。《晏子春秋》内容丰富，它没有独立系统的思想体系，但这正是它的一大特点。我们今天看待《晏子春秋》，要超脱原来的作者、学派的论争，应将其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将其视为春秋时期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而不是一谈起传统文化就想到儒家、释家、道家，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先秦时代是中国原典文化的时代，当时有“诸子百家”之说。虽然我们不能机械地认为当时真有一百多个学派，但是先秦时代确实存在着好多学派。他们纷纷表达着自己学派的思想，阐述着不同的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视角。具体到个人而言，不见得他就是属于某个具体的学派。换言之，个人的思想中可能包含着许多不同学派的东西。个人根据不同的需要选择不同学派的东西“为我所用”，没必要固守某一家学派，而排斥另外一家学派的合理性的东西。这一点在统治阶层身上显示得尤为明显，他们以实用主义为最高鹄的，而绝不像某些学问家那样基于学理做单纯的论证。《晏子春秋》作为反映晏子言行和思想的著作，尽管它不是成于一人一时之手，并且存在后人整理加工的痕迹，但其价值应当值得我们重视。
②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之语，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晏子春秋》包含着众多故事，整本书不存在一个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换言之，此书思想内容丰富驳杂。今本《晏子春秋》总的篇目与刘向整理的《晏子春秋》相同，同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尽管我们不能肯定今本就是刘向整理的定本，但是大体上保持了刘向整理本的原貌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晏子春秋》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内篇、外篇之间存在重复交叉的故事。近人吴则虞先生整理的《晏子春秋重言重义表》，对此作了细致严密的对刊，可供参看对照。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直接地认为《晏子春秋》就是信史。毕竟此书不是专门的历史著作，而是带有浓厚文学色彩的故事汇编。但《晏子春秋》一书记载的故事是有相当多的历史依据的，是来源于历史的，所反映的思想都带有当时的时代特色。总之，《晏子春秋》一书是我们今天研究晏子的重要参考资料，对理解齐文化、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很有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