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研究晏子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着《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时代、学派归属进行讨论，因为各家所持立场不同，各有所本，往往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清代考据学扎实厚重，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文字校勘、版本异同，做了大量翔实的基础工作，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传统思维模式下，学者们对《晏子春秋》之类的子书关注不够。当然，这跟此书的性质也有关系，《晏子春秋》全书由大量的故事组成，塑造了忠君爱民、聪明机智、务实而又不失灵活的晏子形象，全书结构比较松散，包含着好多对话，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庞杂，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何认识和利用此书的材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晏子春秋》与单纯的史学著作不同，尽管其所依托的故事是有相当可靠的历史基础的，但确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传统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从学派归属、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与墨家思想的关系来展开。长期以来，对《晏子春秋》的作者、晏子思想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将《晏子春秋》视为伪书，因此对其研究和利用程度也受到限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西方的学术理念、学术评判标准和价值体系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思路和视野进一步开阔，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在转型过程中，时代话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引入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之后，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有了新的认识。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对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的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传统时代占据主导的经学走下了神坛，在经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的同时，诸子学开始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子思想，关注传统社会中原本不太被重视的诸子学说，近代以来对晏子及《晏子春秋》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晏子和《晏子春秋》的研究，一方面是引入西方新的学理，用新的理念来对晏子的思想进行解读，一方面还是延续传统的研究方式，侧重考据校勘。以“蛤笑”发表的《晏子春秋学案》为代表，运用西方宪政、民权观念来研究晏子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中西简单比附的问题，却跳出了传统的学派论辩圈子，开始思考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后的时代特色。当然，类似蛤笑先生这种研究在《晏子春秋》研究方面并不太多。更多的《晏子春秋》研究者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路子，围绕着《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年代、学派归属展开讨论，尽管大家各执一词，但也有部分共识，如《晏子春秋》非晏子自著，也非六朝人的伪作。①在《晏子春秋》校勘考证方面，民国时期的学者也作了相当扎实的工作。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人们的视野和思路进一步开阔，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进行研究。当然，对晏子和《晏子春秋》的研究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人们对其认识逐步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人们逐步认识到《晏子春秋》一书绝非伪书，并且成书较早，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随着新思想、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晏子思想和《晏子春秋》进行研究。
有关《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作者、学派归属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只有先解决了这几个关键性问题，才能对《晏子春秋》一书作出准确地定位，进而对晏子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先对《晏子春秋》进行研究的是从事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如董治安先生、高亨先生、吴则虞先生。他们从文学文献研究角度出发，对《晏子春秋》的性质、成书年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董治安、高亨两位先生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代，不是晏子自著，乃是后人（弟子、门客或其他人）编写而成，并肯定了《晏子春秋》在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地位。吴则虞先生则认为此书作者为由齐入秦的博士淳于越，并指出晏子本人的思想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晏子的思想也不属于某种学派，将此书视为一种富有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集，称此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董治安先生不同意吴则虞先生的意见，双方展开了讨论，促进了对《晏子春秋》的研究和认识。
1962年，吴则虞先生《晏子春秋集释》出版，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晏子春秋》研究著作，也是历代研究《晏子春秋》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今人的最高成果。正如孟周《评〈晏子春秋集释〉》所指出的：“吴则虞同志所著《晏子春秋集释》，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精心之作。”“是一部偏重校订的书，它纂集了清人的比较重要的有参考价值的校订文字。作者对《晏子春秋》在校勘考订方面用了很大的工夫。在《集释》中，作者自己所编撰的校订文字在千条以上，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除校订外，作者还录入了一些注释性的文字”，“‘附录’里，作者搜集了《晏子春秋》的佚文和晏婴的传记材料以及其他有关《晏子春秋》的研究论著等。最后所附《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表》，作者从《晏子春秋》中，详加比勘，遇到那些内容和文字重复的篇章，摘举出它的篇目来，这也是一项有意义的考订工作。”其不足，也正如孟周所指出的：“对于一般读者说来，注释之处嫌略。”但这点比起《集释》整体成就来，乃是白璧微瑕，《集释》仍堪称《晏子春秋》研究的经典之作。①吴先生此书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提供了文献文本基础。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讨论古书的写作年代，有时候单纯从文献到文献，通过内证和文本校勘，很多情况下不能达成共识，人持己见，众说纷纭。而考古材料的发现，有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古书的认识。竹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有助于我们认清此书的成书年代，进而深化了我们对此书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多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书，其中有《晏子春秋》十六章（《银雀山汉墓竹简》第1辑，文物出版社出版）。1973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也发现有《晏子春秋》残文（《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及《儒字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晏子春秋》的残文（《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这三批竹简，皆为西汉遗物，最早的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其时代为文帝时墓葬；其次是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为武帝时期的墓葬；最晚的是河北省定县中山怀王刘修汉墓，其时代为宣帝时期的墓葬。其中河北定县和安徽阜阳两处出土的《晏子春秋》竹简数量比较少，而且残损也较严重，只有一些不完整的文句。数量最多，而且竹简也较为完整的是山东临沂银雀山墓出土的《晏子春秋》。经过整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竹简共一百零二枚，有些竹简首尾完整，有些竹简是由数枚残简缀联而成。其内容分为十六章。竹书没有书名，没有篇题，也没有题撰集人姓名。简本十六章的内容散见于今本《晏子春秋》八篇之中的十八章，其篇章分合也与今本不尽相同。①
①参看骈宇骞《对〈晏子春的秋〉的再认识——兼谈古书的形成与发展》，《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
银雀山简《晏子》虽仅有十六章，却含有今传本“不合经术者”中的两章，即第一章和第十八章。看来（《晏子》）原书并不那么合于汉人推崇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作为《晏子》形成较早的一项证明。②
②参看李学勤《〈晏子〉研究二题》，见《晏子研究文集》，王振民主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推翻了《晏子春秋》为伪书之说。学界一般认为，此书成书较早，有不同的流传系统，它决非一人一时之作，其最早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最后由刘向等所编定，流传至今，是研究晏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此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为先秦古籍之一。在晏子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上，超越了单纯的儒家或是墨家的二元对立判断，具体分析《晏子春秋》中的思想内容，不再局限于简单定性，而是着重分析其思想内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研究内容概括起来分为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礼治思想、君臣观、人才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尚俭思想、文化意识、人生哲学、爱国忠君思想、民本思想、社会教育思想、无神论思想、美学思想等等，可见其研究思想的转变和视点的深入，体现了新时期区别于以往的新的时代特征。”①专门研究晏子、晏子思想、《晏子春秋》的著作也增多了，这里面既有对传统典籍《晏子春秋》的注释、注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众对晏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专门探讨晏子思想的学术专著，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晏子思想的认识。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研究文集的出版、学术刊物上的研究专题（比如《管子学刊》上的“晏子研究”专栏）的设立，搭建起了良好的研究平台，推动了学界对晏子的研究。文学、哲学、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晏子思想。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另外，伴随着齐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晏子文化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在有关齐文化的研究著作中，学者们对晏子事迹、晏子思想、晏子的历史影响都有专门的分析，将晏子思想纳入整个齐文化发展史中来进行定位和观察，深化了对晏子的认识。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晏子学”的概念，用此概念来涵盖、指代相关的研究对象，颇有新意。对晏子思想的研究的深入，也有助我们全面把握传统文化，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
第二章 近现代晏子研究
传统研究晏子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着《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时代、学派归属进行讨论，因为各家所持立场不同，各有所本，往往各执一词，难以达成共识。清代考据学扎实厚重，对《晏子春秋》一书的文字校勘、版本异同，做了大量翔实的基础工作，为下一步研究打下了较为坚实的资料基础。传统思维模式下，学者们对《晏子春秋》之类的子书关注不够。当然，这跟此书的性质也有关系，《晏子春秋》全书由大量的故事组成，塑造了忠君爱民、聪明机智、务实而又不失灵活的晏子形象，全书结构比较松散，包含着好多对话，涉及的方面很多，内容庞杂，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如何认识和利用此书的材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晏子春秋》与单纯的史学著作不同，尽管其所依托的故事是有相当可靠的历史基础的，但确有相当浓厚的文学色彩。传统学者们的研究侧重从学派归属、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与墨家思想的关系来展开。长期以来，对《晏子春秋》的作者、晏子思想归属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很多人将《晏子春秋》视为伪书，因此对其研究和利用程度也受到限制。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西方的学术理念、学术评判标准和价值体系传入中国，中国人的思路和视野进一步开阔，对传统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评价。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中国的学术文化也在转型过程中，时代话语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引入了西方文化作为参照物之后，中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和价值体系有了新的认识。近代以来的学者们对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的研究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传统时代占据主导的经学走下了神坛，在经学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代的同时，诸子学开始兴起，学者们开始关注诸子思想，关注传统社会中原本不太被重视的诸子学说，近代以来对晏子及《晏子春秋》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
民国时期，学者们对晏子和《晏子春秋》的研究，一方面是引入西方新的学理，用新的理念来对晏子的思想进行解读，一方面还是延续传统的研究方式，侧重考据校勘。以“蛤笑”发表的《晏子春秋学案》为代表，运用西方宪政、民权观念来研究晏子思想，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尽管在某些方面存在中西简单比附的问题，却跳出了传统的学派论辩圈子，开始思考深层次的思想问题，展现了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后的时代特色。当然，类似蛤笑先生这种研究在《晏子春秋》研究方面并不太多。更多的《晏子春秋》研究者还是延续了传统的路子，围绕着《晏子春秋》的作者、成书年代、学派归属展开讨论，尽管大家各执一词，但也有部分共识，如《晏子春秋》非晏子自著，也非六朝人的伪作。①在《晏子春秋》校勘考证方面，民国时期的学者也作了相当扎实的工作。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此同时，人们的视野和思路进一步开阔，人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对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进行研究。当然，对晏子和《晏子春秋》的研究有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人们对其认识逐步深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伴随着地下考古资料的出土，人们逐步认识到《晏子春秋》一书绝非伪书，并且成书较早，书中所反映的思想值得我们重新审视和研究。随着新思想、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晏子思想和《晏子春秋》进行研究。
有关《晏子春秋》的成书年代、作者、学派归属仍然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只有先解决了这几个关键性问题，才能对《晏子春秋》一书作出准确地定位，进而对晏子思想展开深入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首先对《晏子春秋》进行研究的是从事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的学者，如董治安先生、高亨先生、吴则虞先生。他们从文学文献研究角度出发，对《晏子春秋》的性质、成书年代、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董治安、高亨两位先生观点基本一致，认为《晏子春秋》成书于战国时代，不是晏子自著，乃是后人（弟子、门客或其他人）编写而成，并肯定了《晏子春秋》在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地位。吴则虞先生则认为此书作者为由齐入秦的博士淳于越，并指出晏子本人的思想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派，晏子的思想也不属于某种学派，将此书视为一种富有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集，称此书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也可以说是一部最早的‘外传’、‘外史’”。董治安先生不同意吴则虞先生的意见，双方展开了讨论，促进了对《晏子春秋》的研究和认识。
1962年，吴则虞先生《晏子春秋集释》出版，此书是新中国成立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晏子春秋》研究著作，也是历代研究《晏子春秋》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今人的最高成果。正如孟周《评〈晏子春秋集释〉》所指出的：“吴则虞同志所著《晏子春秋集释》，是一部后来居上的精心之作。”“是一部偏重校订的书，它纂集了清人的比较重要的有参考价值的校订文字。作者对《晏子春秋》在校勘考订方面用了很大的工夫。在《集释》中，作者自己所编撰的校订文字在千条以上，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除校订外，作者还录入了一些注释性的文字”，“‘附录’里，作者搜集了《晏子春秋》的佚文和晏婴的传记材料以及其他有关《晏子春秋》的研究论著等。最后所附《晏子春秋重言重意篇目表》，作者从《晏子春秋》中，详加比勘，遇到那些内容和文字重复的篇章，摘举出它的篇目来，这也是一项有意义的考订工作。”其不足，也正如孟周所指出的：“对于一般读者说来，注释之处嫌略。”但这点比起《集释》整体成就来，乃是白璧微瑕，《集释》仍堪称《晏子春秋》研究的经典之作。①吴先生此书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晏子思想及《晏子春秋》，提供了文献文本基础。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讨论古书的写作年代，有时候单纯从文献到文献，通过内证和文本校勘，很多情况下不能达成共识，人持己见，众说纷纭。而考古材料的发现，有时候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材料，有助于我们对古书的认识。竹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有助于我们认清此书的成书年代，进而深化了我们对此书的认识，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某些多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竹书，其中有《晏子春秋》十六章（《银雀山汉墓竹简》第1辑，文物出版社出版）。1973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在河北省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也发现有《晏子春秋》残文（《河北定县40号汉墓发掘简报》及《儒字者言释文》，《文物》1981年第8期）。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发掘的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中也出土了一些《晏子春秋》的残文（《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8期）。这三批竹简，皆为西汉遗物，最早的是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其时代为文帝时墓葬；其次是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为武帝时期的墓葬；最晚的是河北省定县中山怀王刘修汉墓，其时代为宣帝时期的墓葬。其中河北定县和安徽阜阳两处出土的《晏子春秋》竹简数量比较少，而且残损也较严重，只有一些不完整的文句。数量最多，而且竹简也较为完整的是山东临沂银雀山墓出土的《晏子春秋》。经过整理，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竹简共一百零二枚，有些竹简首尾完整，有些竹简是由数枚残简缀联而成。其内容分为十六章。竹书没有书名，没有篇题，也没有题撰集人姓名。简本十六章的内容散见于今本《晏子春秋》八篇之中的十八章，其篇章分合也与今本不尽相同。①
①参看骈宇骞《对〈晏子春的秋〉的再认识——兼谈古书的形成与发展》，《管子学刊》1990年第1期。
银雀山简《晏子》虽仅有十六章，却含有今传本“不合经术者”中的两章，即第一章和第十八章。看来（《晏子》）原书并不那么合于汉人推崇的道德标准，这可以作为《晏子》形成较早的一项证明。②
②参看李学勤《〈晏子〉研究二题》，见《晏子研究文集》，王振民主编，齐鲁书社1998年版。
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推翻了《晏子春秋》为伪书之说。学界一般认为，此书成书较早，有不同的流传系统，它决非一人一时之作，其最早可能产生于战国时期，最后由刘向等所编定，流传至今，是研究晏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部分研究者认为此书成书于战国时代，为先秦古籍之一。在晏子思想的学派归属问题上，超越了单纯的儒家或是墨家的二元对立判断，具体分析《晏子春秋》中的思想内容，不再局限于简单定性，而是着重分析其思想内涵。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其研究内容概括起来分为政治思想、伦理思想、法律思想、礼治思想、君臣观、人才思想、经济思想、军事思想、外交思想、尚俭思想、文化意识、人生哲学、爱国忠君思想、民本思想、社会教育思想、无神论思想、美学思想等等，可见其研究思想的转变和视点的深入，体现了新时期区别于以往的新的时代特征。”①专门研究晏子、晏子思想、《晏子春秋》的著作也增多了，这里面既有对传统典籍《晏子春秋》的注释、注译，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众对晏子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专门探讨晏子思想的学术专著，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深化了对晏子思想的认识。相关学术会议的召开、学术研究文集的出版、学术刊物上的研究专题（比如《管子学刊》上的“晏子研究”专栏）的设立，搭建起了良好的研究平台，推动了学界对晏子的研究。文学、哲学、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关注和研究，有助于全面把握晏子思想。
①参看刘文斌《20世纪〈晏子春秋〉研究综述》，《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另外，伴随着齐文化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作为齐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晏子文化也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对象。在有关齐文化的研究著作中，学者们对晏子事迹、晏子思想、晏子的历史影响都有专门的分析，将晏子思想纳入整个齐文化发展史中来进行定位和观察，深化了对晏子的认识。有的学者还提出了“晏子学”的概念，用此概念来涵盖、指代相关的研究对象，颇有新意。对晏子思想的研究的深入，也有助我们全面把握传统文化，更加深入地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