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的思想相当丰富，不仅包含反迷信的成分，还有辩证法范畴的理论，“和同论”便是他的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和同论”的引出是源自齐景公在狩猎归来同晏子说，只有梁丘据同景公是相和的，言外之意即晏子同景公是不和的。梁丘据是景公的宠臣，后人多认为梁是佞臣。晏子向齐景公指出，梁丘据和景公只是同，而不是和。景公反问和同之异，晏子便用厨艺来阐述君臣之间的“和同论”。晏子认为，所谓的“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对关系。“和”的状态譬如煮一锅肉羹，生火、添水，加入主料肉或者鱼，再往锅里添加酱醋盐梅等调料，厨师根据汤的咸淡，加水或者添盐，以便使羹的味道适中，味道鲜美。这个过程与厨师把握火候、味道的功夫是分不开的。君臣关系亦然，君有过失，臣纠之，臣有不足，君检之，这样君臣之间相得益彰，譬如音乐，琴瑟相伴，五声相和，平仄有律，这才是赏心悦耳的好曲子。好曲子的制作就需要乐师指挥得当，演奏者配合协调，这其中的过程就是对“和”的把握。而同则是两个方面不相协调，只是一味注重一方面的关系，这样只能是不利的方面越来越趋向不利。晏子指出像梁丘据一类的臣子只知道附和国君，国君言是即为是，国君言非即为非，这样根本不能算是“和”而仅仅是“同”而已。
晏子的“和同论”中的“和”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相互影响，从而达到一种平和、适中状态，亦即所谓的“和谐”状态。这是具有典型的原始辩证法的理论，这种理论早在西周末年周王室的史伯就提出了。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①
①《国语·郑语》。
史伯的“和同论”更具有理论化的趋势，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就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这种状态就是“和”，“和”的作用即“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的结果就是“尽乃弃矣”。史伯是西周末年的人物，晏子的“和同论”很可能受他的影响。
晏子具有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的思想，是春秋时期轻天重民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与春秋时期的轻天重民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首先，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并没有完全抛开鬼神观念。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的轻天重民思想在天人问题上，“对于天鬼往往介于信与不信之间”②。晏子的反迷信思想也是这样，晏子并没有完全抛开鬼神，但是他对待彗星等自然现象时又反对用巫术来祈祷，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也正是春秋时期社会思想的正常反映。
②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其次，晏子的辩证法思想缺乏系统化、理论化。晏子的“和同论”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理论化、系统化还没有达到西周末年史伯的水平。这既是晏子辩证思维的缺点也是特点。
再者，晏子的反迷信思想或者辩证思维往往和是否重民，施行德政联系起来，这是受春秋时期轻天重民思想影响的表现。
我们说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包含着重民思想和民本意识，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自西周末年国人大起义之后，国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到春秋时期“屡有国人与执政贵族抗争之事，国人既为贵族统治者实力之支柱（以治‘野人’，敌他国他族），贵族统治者不得不重视之，且不得不畏之。执政贵族中较开明分子为缓和阶级矛盾及贵族内部之矛盾，故高唱所谓‘重民’”①。还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春秋中后期掌握大权的新兴贵族如齐国田氏、晋国的赵氏，为了夺取国君手中的权力或者打击另一派贵族，不得不重视国人的作用。晏子作为相对保守的贵族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屡屡向景公提出宽政、惠民的建议。他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其实都是在劝谏齐景公的过程中提出的，这其中流露出重民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另一方面，随着春秋时期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人的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劳动力成为各国争霸战争中重点争夺的资源之一。因此，人的地位也相应地有所提高，反映在思想领域里就是重民思想的出现。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意义和影响都很大。晏子具有理性的反迷信思想影响了稍后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②的思想，实际上和晏子的反迷信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②《论语·雍也》。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也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墨家学派都受此影响，很多思想家就是借鉴晏子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思想。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对后世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阐发起了重要的影响。王充在他的《论衡·变虚》篇中就引用了晏子谏齐景公勿禳彗星的例子，可见王充的唯物思想很可能是在吸收晏子反迷信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
第三节 辩证思维
晏子的思想相当丰富，不仅包含反迷信的成分，还有辩证法范畴的理论，“和同论”便是他的辩证思维的集中体现。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 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①
①《左传·昭公二十年》。
晏子“和同论”的引出是源自齐景公在狩猎归来同晏子说，只有梁丘据同景公是相和的，言外之意即晏子同景公是不和的。梁丘据是景公的宠臣，后人多认为梁是佞臣。晏子向齐景公指出，梁丘据和景公只是同，而不是和。景公反问和同之异，晏子便用厨艺来阐述君臣之间的“和同论”。晏子认为，所谓的“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一对关系。“和”的状态譬如煮一锅肉羹，生火、添水，加入主料肉或者鱼，再往锅里添加酱醋盐梅等调料，厨师根据汤的咸淡，加水或者添盐，以便使羹的味道适中，味道鲜美。这个过程与厨师把握火候、味道的功夫是分不开的。君臣关系亦然，君有过失，臣纠之，臣有不足，君检之，这样君臣之间相得益彰，譬如音乐，琴瑟相伴，五声相和，平仄有律，这才是赏心悦耳的好曲子。好曲子的制作就需要乐师指挥得当，演奏者配合协调，这其中的过程就是对“和”的把握。而同则是两个方面不相协调，只是一味注重一方面的关系，这样只能是不利的方面越来越趋向不利。晏子指出像梁丘据一类的臣子只知道附和国君，国君言是即为是，国君言非即为非，这样根本不能算是“和”而仅仅是“同”而已。
晏子的“和同论”中的“和”实际上是事物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相互协调，相互影响，从而达到一种平和、适中状态，亦即所谓的“和谐”状态。这是具有典型的原始辩证法的理论，这种理论早在西周末年周王室的史伯就提出了。
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收经入，行姟极。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①
①《国语·郑语》。
史伯的“和同论”更具有理论化的趋势，他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所谓“以他平他”就是相辅相成，相互协调，这种状态就是“和”，“和”的作用即“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的结果就是“尽乃弃矣”。史伯是西周末年的人物，晏子的“和同论”很可能受他的影响。
晏子具有理性精神和辩证思维的思想，是春秋时期轻天重民思想的延续和发展。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与春秋时期的轻天重民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首先，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并没有完全抛开鬼神观念。正如童书业先生所说，这一时期的轻天重民思想在天人问题上，“对于天鬼往往介于信与不信之间”②。晏子的反迷信思想也是这样，晏子并没有完全抛开鬼神，但是他对待彗星等自然现象时又反对用巫术来祈祷，这种看似矛盾的思想也正是春秋时期社会思想的正常反映。
②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其次，晏子的辩证法思想缺乏系统化、理论化。晏子的“和同论”基本上是就事论事，理论化、系统化还没有达到西周末年史伯的水平。这既是晏子辩证思维的缺点也是特点。
再者，晏子的反迷信思想或者辩证思维往往和是否重民，施行德政联系起来，这是受春秋时期轻天重民思想影响的表现。
我们说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包含着重民思想和民本意识，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一方面，自西周末年国人大起义之后，国人的地位开始提高。到春秋时期“屡有国人与执政贵族抗争之事，国人既为贵族统治者实力之支柱（以治‘野人’，敌他国他族），贵族统治者不得不重视之，且不得不畏之。执政贵族中较开明分子为缓和阶级矛盾及贵族内部之矛盾，故高唱所谓‘重民’”①。还需要指出的一点就是，春秋中后期掌握大权的新兴贵族如齐国田氏、晋国的赵氏，为了夺取国君手中的权力或者打击另一派贵族，不得不重视国人的作用。晏子作为相对保守的贵族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屡屡向景公提出宽政、惠民的建议。他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其实都是在劝谏齐景公的过程中提出的，这其中流露出重民的意识也就不足为怪了。
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校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6页。
另一方面，随着春秋时期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人的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重视，劳动力成为各国争霸战争中重点争夺的资源之一。因此，人的地位也相应地有所提高，反映在思想领域里就是重民思想的出现。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意义和影响都很大。晏子具有理性的反迷信思想影响了稍后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孔子所谓的“敬鬼神而远之”②的思想，实际上和晏子的反迷信思想有着相通之处。
②《论语·雍也》。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和辩证思维也对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墨家学派都受此影响，很多思想家就是借鉴晏子的思想来充实自己的思想。
晏子的反迷信思想对后世尤其是东汉时期的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的阐发起了重要的影响。王充在他的《论衡·变虚》篇中就引用了晏子谏齐景公勿禳彗星的例子，可见王充的唯物思想很可能是在吸收晏子反迷信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