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本身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思想主张首要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在于服务于国计民生的需要、服务于当时政治生活的需要，以取得实效为出发点。因此，晏子的礼制思想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特点。作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礼的基本原则，晏子是坚决捍卫的。《晏子春秋》中记载了不少晏子劝谏君主按照礼来行事的故事。有时候看似很细小的一个动作，因为关系着国家的礼制，晏子都坚决主张按礼来行事，决不随意而为。晏子深知礼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触动的，基本原则动摇了，那就会造成私欲恶性膨胀，物欲横流，好勇斗狠，寡廉鲜耻，国将不国。但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活动中，晏子又很灵活，而不墨守成规，以实用性原则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晏子主张“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①，体现了齐文化的实用性、灵活性。
①《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我们可以根据《史记》的有关记载来看晏子和孔子在礼治上的差异：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①
①《史记·孔子世家》。
这段史料的大意是说孔子的这一套学说，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具体落实到现实的治国理事、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上来，则很难实现。并且孔子主张的这些礼仪内容烦琐，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才能够显现礼仪的威严壮丽，要掌握这套礼节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与齐国的民风民俗差别很大，贸然引进这些东西移风易俗的话，是不利于齐国发展的。齐景公听从了晏子的劝告，没有采纳孔子的主张。
在讲究伦理纲常、等级贵贱、各守其位、各有其礼这些方面，晏子和孔子的主张是相同的，简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为政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角色定位，根据不同的角色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遵守不同的规则。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齐文化和鲁文化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和分歧在晏子和孔子的关系上体现得也很明显。孔子奉行的是典型的周礼文化，特别讲究伦理纲常、等级规范，并且对礼仪也很讲究，可谓是原典化的周文化。鲁文化不但遵守周礼的原则，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也主张按照周礼的礼节来行事，因此不免呈现出烦琐的特点。这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熟悉掌握那些具体的礼仪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而齐文化是相当讲求实用的，齐鲁开国政策的不同，奠定了齐鲁文化不同的基调。因此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在向齐国传播过程中遭到晏子的反对。晏子决不是反对礼治，而是反对烦琐的、难以掌握的、和齐国民风民俗差别很大的礼文化。在这一点上，再次显现了晏子作为大政治家的眼光和高明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
第三节 晏子礼治思想的特点
晏子本身首先是个政治家，他的思想主张首要的着眼点和出发点在于服务于国计民生的需要、服务于当时政治生活的需要，以取得实效为出发点。因此，晏子的礼制思想呈现出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特点。作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礼的基本原则，晏子是坚决捍卫的。《晏子春秋》中记载了不少晏子劝谏君主按照礼来行事的故事。有时候看似很细小的一个动作，因为关系着国家的礼制，晏子都坚决主张按礼来行事，决不随意而为。晏子深知礼的基本原则是不能触动的，基本原则动摇了，那就会造成私欲恶性膨胀，物欲横流，好勇斗狠，寡廉鲜耻，国将不国。但在处理具体政治事务活动中，晏子又很灵活，而不墨守成规，以实用性原则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处理。晏子主张“大者不逾闲，小者出入可也”①，体现了齐文化的实用性、灵活性。
①《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五》。
我们可以根据《史记》的有关记载来看晏子和孔子在礼治上的差异：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①
①《史记·孔子世家》。
这段史料的大意是说孔子的这一套学说，虽然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具体落实到现实的治国理事、富国强兵、保境安民上来，则很难实现。并且孔子主张的这些礼仪内容烦琐，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才能够显现礼仪的威严壮丽，要掌握这套礼节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与齐国的民风民俗差别很大，贸然引进这些东西移风易俗的话，是不利于齐国发展的。齐景公听从了晏子的劝告，没有采纳孔子的主张。
在讲究伦理纲常、等级贵贱、各守其位、各有其礼这些方面，晏子和孔子的主张是相同的，简言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为政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角色定位，根据不同的角色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遵守不同的规则。但在具体的操作层面，齐文化和鲁文化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和分歧在晏子和孔子的关系上体现得也很明显。孔子奉行的是典型的周礼文化，特别讲究伦理纲常、等级规范，并且对礼仪也很讲究，可谓是原典化的周文化。鲁文化不但遵守周礼的原则，在具体的行为方式上也主张按照周礼的礼节来行事，因此不免呈现出烦琐的特点。这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熟悉掌握那些具体的礼仪也需要大量的时间。而齐文化是相当讲求实用的，齐鲁开国政策的不同，奠定了齐鲁文化不同的基调。因此孔子为代表的鲁文化在向齐国传播过程中遭到晏子的反对。晏子决不是反对礼治，而是反对烦琐的、难以掌握的、和齐国民风民俗差别很大的礼文化。在这一点上，再次显现了晏子作为大政治家的眼光和高明的判断能力、选择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