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求礼治的社会，这在周朝尤为明显。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为了加强对天下的控制，一方面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维持“天下共主”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礼乐文化建设，增强周文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制度建设上下了大功夫。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以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礼乐文化建设、政治制度建设，通过分封制，封建了大批诸侯国，将周文化传播到诸侯国。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世卿世禄制、国野制度等等开始成为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奉行的重要原则。当然，各个诸侯国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当时各诸侯国是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地域特色的，但主要的文化是遵从周文化的。周代封建齐国、鲁国，姜太公、姬伯禽根据不同的国情，推行了不同的建国政策。姜太公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将周文化和齐地原有的东夷文化进行了融合，逐渐形成了务实理性、开放宽容的齐文化；姬伯禽根据鲁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实行了“革其俗、变其礼”，传承了周文化，在鲁地形成了极富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规范指导中国人行为的重要标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究礼仪的社会，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礼来规范和调整。对统治者而言，能否遵守礼制，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的稳定，而且影响基层民众能否守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上层遵礼而行，能够身先示范，带动百姓行礼；上层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置礼义廉耻于不顾，民众就会对统治阶层失去信心，统治者的号令就会失去号召力，社会秩序就会混乱，亡国灭家也就不远了。
进入春秋以来，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到冲击，周王朝自身力量衰退，诸侯国实力上升。原有的礼乐制度受到冲击，等级伦理纲常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屡屡受到破坏，所谓的“礼崩乐坏”局面开始出现，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原有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统治者为了谋求私利，不惜破坏既有的礼乐制度，导致了国家政局的混乱；他们肆意追求享乐，不顾百姓的利益，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社会上弥漫着怨气和统治危机。晏子进入政治舞台开始政治活动时就是面临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晏婴在齐灵公末年继任父亲晏弱的大夫之职，齐灵公废长立幼，引发齐国政局动荡，权臣专权；齐庄公继位以来，崇尚武力，不顾齐国势力已经衰退的现实，不服从当时盟主晋国的领导，多次发动战争，并且举动乖张，结果后来被崔杼弑掉；崔、庆之乱延续近50年，严重危及了齐国的政治稳定；齐景公继位以来，骄奢淫逸，举动违礼之处甚多，同时，陈氏家族开始施惠于民，与公室争夺民心，姜齐统治面临着种种危机。晏子忠君爱民，提倡礼治，主张行为方式要合乎礼仪规范，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别亲疏、等贵贱，使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能守礼而行，用礼治来规范和约束各个等级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晏子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多种文化的结晶，是齐文化在晏子时代的新发展。它既有周文化中讲求伦理纲常的一面，又带有齐文化重视实用的传统，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需要为最高指南；不是固守礼节，而是在尊重礼治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选择、吸收、利用。晏子主要的身份是一个政治家，现实的政治需要是他行动的主要出发点。如何维护齐国的利益，稳定齐国的政治局面，使齐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限制日益扩大的权臣的势力，维护齐国公室的利益，一直是晏子要解决的大问题。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实行礼治，用礼来调节和规范各自的行动。各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上下安定，和谐共存。
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周文化的基本原则也作为文化主导在各诸侯国家得到尊奉。周文化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讲求伦理纲常、等级秩序，特别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是不可逾越的。换言之，历史是不能随便僭越的，不同的等级必须恪守各自的行为准则。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每个人的身份因为出身的不同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在血缘宗法制占主导的时代，礼乐文化确保统治集团内部遵守共同承认的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节制人们的私欲，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上下级之间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理想状态下，礼乐文化应该得到很好的执行，统治阶层带头遵守礼制，充分尊重各阶层的利益，照顾到民众的需求，节制自己的私欲，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滥赏、不淫刑；统治集团能够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进而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民众遵奉统治阶层的号令，为国家提供财富和兵员，确保国家的繁荣稳定。可理想的状态往往被统治集团赤裸裸的利益享受所打破。统治集团掌握了权力，私欲膨胀，个人的修养不足以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而是将它们演化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没有尽到统治阶层的责任。统治阶层带头违背礼制，在道德上失去号召力和影响力，又缺乏相应的监督调控机制。下层民众的利益需求得不到保障，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心，民间怨声载道，统治秩序逐渐受到冲击。统治集团内部有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本来也是通过礼制来规范、约束和调整，扩大手中的权力是人们的正常诉求，在理想状态下，因为有礼来规范和调整，最高统治者带头奉行礼治，在统治集团内部树立起了良好的榜样，能够很好地掌控局面，能够合理分配权力，照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实现均衡的局面。而一旦最高统治者本身沦为礼制的破坏者，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充满了血腥、暴力，对权力的强烈诉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造成了一幕幕难以表述的悲剧，最后的获胜者获得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要重新整合人心，收拾残局的代价太大了。多少人命丧黄泉，多少年不得安定，生灵涂炭，局势动荡，百姓遭殃。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思想不仅直接推动了齐国的富国强兵，而且对整个齐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晏子作为大政治家，非常重视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继承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推动了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管子主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非常重视礼，将其视为国家的四大支柱之一。有关礼的具体论述，我们来看《管子》中的记载：
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①
①《管子·五辅》。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在管子（或是管子学派）看来，礼有八条基本原则：上下、贵贱、长幼、贫富之间存在基本的准则，都有基本的行为规范，等级伦常是不能够轻易更改的；根据人所处的不同身份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通过礼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礼来行事；大家能够各得其所，相互之间能够恭敬、尊让、不相逾越，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就能够防患于未然。而这种重视礼治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为晏子所继承，在晏子的思想主张中多有体现。
第一节 礼治思想来源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求礼治的社会，这在周朝尤为明显。周朝取代商朝以后，为了加强对天下的控制，一方面依靠强大的国家实力维持“天下共主”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礼乐文化建设，增强周文化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在制度建设上下了大功夫。周公制礼作乐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周初在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以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礼乐文化建设、政治制度建设，通过分封制，封建了大批诸侯国，将周文化传播到诸侯国。宗法制、嫡长子继承制、世卿世禄制、国野制度等等开始成为从周天子到各诸侯国奉行的重要原则。当然，各个诸侯国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当时各诸侯国是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身的地域特色的，但主要的文化是遵从周文化的。周代封建齐国、鲁国，姜太公、姬伯禽根据不同的国情，推行了不同的建国政策。姜太公在齐国“因其俗，简其礼”，将周文化和齐地原有的东夷文化进行了融合，逐渐形成了务实理性、开放宽容的齐文化；姬伯禽根据鲁国当时的实际需要，实行了“革其俗、变其礼”，传承了周文化，在鲁地形成了极富周文化特色的鲁文化。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规范指导中国人行为的重要标尺。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讲究礼仪的社会，不同的等级享受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通过礼来规范和调整。对统治者而言，能否遵守礼制，不仅直接关系到上层统治的稳定，而且影响基层民众能否守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上层遵礼而行，能够身先示范，带动百姓行礼；上层随心所欲，肆意妄为，置礼义廉耻于不顾，民众就会对统治阶层失去信心，统治者的号令就会失去号召力，社会秩序就会混乱，亡国灭家也就不远了。
进入春秋以来，周天子的“天下共主”地位受到冲击，周王朝自身力量衰退，诸侯国实力上升。原有的礼乐制度受到冲击，等级伦理纲常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屡屡受到破坏，所谓的“礼崩乐坏”局面开始出现，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原有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统治者为了谋求私利，不惜破坏既有的礼乐制度，导致了国家政局的混乱；他们肆意追求享乐，不顾百姓的利益，引发了人民的不满，社会上弥漫着怨气和统治危机。晏子进入政治舞台开始政治活动时就是面临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晏婴在齐灵公末年继任父亲晏弱的大夫之职，齐灵公废长立幼，引发齐国政局动荡，权臣专权；齐庄公继位以来，崇尚武力，不顾齐国势力已经衰退的现实，不服从当时盟主晋国的领导，多次发动战争，并且举动乖张，结果后来被崔杼弑掉；崔、庆之乱延续近50年，严重危及了齐国的政治稳定；齐景公继位以来，骄奢淫逸，举动违礼之处甚多，同时，陈氏家族开始施惠于民，与公室争夺民心，姜齐统治面临着种种危机。晏子忠君爱民，提倡礼治，主张行为方式要合乎礼仪规范，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别亲疏、等贵贱，使得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都能守礼而行，用礼治来规范和约束各个等级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运行。
晏子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历史的产物。它是在继承前代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多种文化的结晶，是齐文化在晏子时代的新发展。它既有周文化中讲求伦理纲常的一面，又带有齐文化重视实用的传统，以服务于现实的政治需要和国家利益需要为最高指南；不是固守礼节，而是在尊重礼治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创造性地选择、吸收、利用。晏子主要的身份是一个政治家，现实的政治需要是他行动的主要出发点。如何维护齐国的利益，稳定齐国的政治局面，使齐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如何限制日益扩大的权臣的势力，维护齐国公室的利益，一直是晏子要解决的大问题。他为此开出的药方是实行礼治，用礼来调节和规范各自的行动。各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上下安定，和谐共存。
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周文化的基本原则也作为文化主导在各诸侯国家得到尊奉。周文化是以礼乐文化为核心的，讲求伦理纲常、等级秩序，特别强调不同等级之间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是不可逾越的。换言之，历史是不能随便僭越的，不同的等级必须恪守各自的行为准则。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每个人的身份因为出身的不同在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在血缘宗法制占主导的时代，礼乐文化确保统治集团内部遵守共同承认的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节制人们的私欲，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和财富，上下级之间建立起和谐稳定的关系，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理想状态下，礼乐文化应该得到很好的执行，统治阶层带头遵守礼制，充分尊重各阶层的利益，照顾到民众的需求，节制自己的私欲，约束自己的行为，不滥赏、不淫刑；统治集团能够维护下层民众的利益，进而赢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民众遵奉统治阶层的号令，为国家提供财富和兵员，确保国家的繁荣稳定。可理想的状态往往被统治集团赤裸裸的利益享受所打破。统治集团掌握了权力，私欲膨胀，个人的修养不足以正确行使手中权力，而是将它们演化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没有尽到统治阶层的责任。统治阶层带头违背礼制，在道德上失去号召力和影响力，又缺乏相应的监督调控机制。下层民众的利益需求得不到保障，逐渐失去对国家的信心，民间怨声载道，统治秩序逐渐受到冲击。统治集团内部有关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本来也是通过礼制来规范、约束和调整，扩大手中的权力是人们的正常诉求，在理想状态下，因为有礼来规范和调整，最高统治者带头奉行礼治，在统治集团内部树立起了良好的榜样，能够很好地掌控局面，能够合理分配权力，照顾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实现均衡的局面。而一旦最高统治者本身沦为礼制的破坏者，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就像打开了的潘多拉魔盒，充满了血腥、暴力，对权力的强烈诉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造成了一幕幕难以表述的悲剧，最后的获胜者获得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而要重新整合人心，收拾残局的代价太大了。多少人命丧黄泉，多少年不得安定，生灵涂炭，局势动荡，百姓遭殃。
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子思想不仅直接推动了齐国的富国强兵，而且对整个齐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晏子作为大政治家，非常重视对前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借鉴，继承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推动了齐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管子主张“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非常重视礼，将其视为国家的四大支柱之一。有关礼的具体论述，我们来看《管子》中的记载：
曰：民知义矣，而未知礼，然后饰八经以导之礼。所谓八经者何？曰：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故上下无义则乱，贵贱无分则争，长幼无等则倍，贫富无度则失。上下乱，贵贱争，长幼倍，贫富失，而国不乱者，未之尝闻也。是故圣王饬此八礼以导其民。八者各得其义，则为人君者，中正而无私；为人臣者，忠信而不党；为人父者，慈惠以教；为人子者，孝悌以肃；为人兄者，宽裕以诲；为人弟者，比顺以敬：为人夫者，敦蒙以固；为人妻者，劝勉以贞。夫然，则下不倍上，臣不杀君，贱不逾贵，少不陵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故乱不生而患不作。故曰：礼不可不谨也。①
①《管子·五辅》。
上述记载告诉我们，在管子（或是管子学派）看来，礼有八条基本原则：上下、贵贱、长幼、贫富之间存在基本的准则，都有基本的行为规范，等级伦常是不能够轻易更改的；根据人所处的不同身份来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通过礼来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守礼来行事；大家能够各得其所，相互之间能够恭敬、尊让、不相逾越，进而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就能够防患于未然。而这种重视礼治的政治文化传统也为晏子所继承，在晏子的思想主张中多有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