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晏子的相关传说流传下来的很多，这些传说大都收集在《晏子春秋》一书中。尽管传说与史实相差甚远，但是，传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反映一定的史实，说明一定的问题。
关于晏子“二桃杀三士”的传说流传甚广，争议也最大。《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详细记载了这一故事：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无君臣之义，下无长率之伦，内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敌，此危国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勍敌之人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公孙接仰天而叹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计吾功者，不受桃，是无勇也，士众而桃寡，何不计功而食桃矣。接一搏豣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田开疆曰：“吾仗兵而却三军者再，若开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尝从君济于，鼋衔左骖以入砥柱之流。当是时也，冶少不能游，潜行逆流百步，顺流九里，得鼋而杀之，左操骖尾，右挈鼋头，鹤跃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视之，则大鼋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无与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剑而起。公孙接、田开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让，是贪也；然而不死，无勇也。”皆反其桃，挈领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独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声，不义；恨乎所行，不死，无勇。虽然，二子同桃而节，冶专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挈领而死。使者复曰：“已死矣。”公殓之以服，葬之以士礼焉。
二桃杀三士（汉画像石）
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三士以勇力事齐景公，因其恃勇力而不遵礼。晏子便略施妙计，用两个桃子，挑起三士之间的争端，借刀杀人，杀了三位勇士，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晏子的聪明之处。但是，《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对此事的记载，却总令人感到三士只因为对晏子过廷而不礼，而被晏子设计所杀。三士皆以勇力为齐国建立了不朽的战功，却因为一次不礼晏子而遭到杀害。三士死时所表现出的义气，催人泪下，因此后世多非议晏子。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出山之前，躬耕南阳，闲暇之余常吟诵的《梁甫吟》颈联、尾联云：“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很显然，诸葛亮对三士是持同情的态度，而对晏子则持否定态度。持同样态度的还有大唐诗人李太白，他在《惧谗》一诗中说：“二桃杀三士，讵假剑如霜。”李白挖苦晏子不需要如霜之刀剑就轻松地除去了三个对手。
晏子不尚勇力，他主张用礼来约束勇力之士。晏子认为礼的作用很大，“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他惧怕勇力之士不受礼的约束，继而危及国君的统治。晏子“二桃杀三士”的传说与晏子的礼治思想是相通的，在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评论晏子的是非，单就这一点便可以看出晏子的机智过人之处。
如果说晏子“二桃杀三士”所表现出的机智有争议的话，那么，“晏子使楚”这则故事所表现出晏子的机智，言语的诙谐、幽默都是后人所津津乐道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九》对此有详细描述：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为小门于大门之侧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国者，从狗门入。今臣使楚，不当从此门入。”傧者更道从大门入，见楚王。王曰：“齐无人耶？”晏子对曰：“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继踵而在，何为无人？”王曰：“然则子何为使乎？”晏子对曰：“齐命使，各有所主，其贤者使使贤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婴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列国外事活动频繁，外交使节的作用尤为突出。外交使节凭三寸不烂之舌，出入列国朝廷，与国君分庭抗礼。这时候，外交使节的“不辱使命”常常取决于其敏锐的头脑、机智的语言。在这个故事的外交场面中，楚国企图用晏子身材矮小的特点羞辱晏子，以期在气势上压倒齐国来使，晏子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进行反击，这其中表现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着实精彩。他的原则性就是楚国必须以对待一个正常的大国使节应有的礼节对待晏子；他的灵活性就是充分利用对方的观点，以彼之道还彼之身，针锋相对，使自己在玩笑中反客为主，占得上风。
晏子使楚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即“橘化为枳”：
晏子将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齐之习辞者也，今方来，吾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对曰：“为其来也，臣请缚一人，过王而行。王曰，何为者也？对曰，齐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盗。”
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酒酣，吏二缚一人诣王。王曰：“缚者易为者也？”对曰：“齐人也，坐盗。”王视晏子曰：“齐人固善盗乎？”晏子避席对曰：“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王笑曰：“圣人非所与熙也，寡人反取病焉。”①
①《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
“橘化为枳”这则故事的展开同上篇差不多。楚王本想在同晏子的宴席上绑缚一人冒充说是齐人，楚王借此故意问晏子：“齐人难道都善于盗窃吗？”晏子则以橘产地不同所结之果也就不同来反击。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齐人在齐国不盗窃，跑到楚国怎么却成了盗贼？一个反问使晏子的形势反败为胜，这其中的智慧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晏子作为齐国的外交使节，他的一言一行常常也是其外交主张的体现。晏子不主张齐国主动挑衅晋国，鲁昭公二年，齐景公使晏子请继室于晋，这本身就是晏子主张同晋国结好的证明。但是，晏子主张齐国与晋国结好，并不是让齐国趋附于晋国，而是以独立的大国身份同晋国结好。“折冲樽俎”就讲了晏子对大国的霸权政策毫不屈服的故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第十六》记载了此事：
晋平公欲伐齐，使范昭往观焉。景公觞之，饮酒酣，范昭曰：“请君之弃罇。”公曰：“酌寡人之罇，进之于客。”范昭已饮，晏子曰：“彻罇，更之。”罇觯具矣。范昭佯醉，不说而起舞，谓太师曰：“能为我调成周之乐乎？吾为子舞之。”太师曰：“冥臣不习。”范昭趋而出。景公谓晏子曰：“晋大国也，使人来将观吾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且欲试吾君臣，故绝之也。”景公谓太师曰：“子何以不为客调成周之乐乎？”太师对曰：“夫成周之乐，天子之乐也。调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乐，臣故不为也。”范昭归以报平公曰：“齐未可伐也。臣欲试其君，而晏子识之；臣欲犯其礼，而太师知之。”仲尼闻之曰：“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
晋国的使节范昭受命于晋平公观齐国之政，齐景公设宴招待盟主特使。席间范昭请用景公之樽，却被晏子撤掉；欲用成周之乐作舞，又为齐太师识破。晏子和太师作为齐国大臣丝毫没有对晋国的使节让步，结果范昭归国后告诉晋平公，齐未可伐也。孔子闻听此事说：“夫不出于尊俎之间，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谓也。可谓折冲矣！而太师其与焉。”“折冲樽俎”一词就来源于此。可见晏子并不屈服于晋国的压迫，他所主张的齐晋结好是建立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的。
同时，晏子还主张结好于小国尤其是邻国：
景公问晏子曰：“国如何则可谓安矣？”晏子对曰：“下无讳言，官无怨治；通人不华，穷民不怨；喜乐无羡赏，忿怒无羡刑；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①
①《晏子春秋·内篇问下第八》。
晏子所谓的“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就是齐国要对弱小的国家友好不犯。齐景公曾经举兵伐宋，大军经过泰山附近时，景公“梦见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齐景公从梦中惊醒后便招来占梦者。占梦者对以泰山神怒，并请景公祀泰山之神。晏子却以为二丈夫为宋人先祖汤和伊尹作祟，景公不听。晏子警告“伐无罪之国，以怒神明”，大军必遭殃。结果齐军前行不久，“鼓毁将殪”，于是齐景公乃罢兵。尽管这个故事充满了迷信色彩，但是它却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晏子不蹂躏弱小国家的外交主张②。《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②《晏子春秋·内篇谏上第二十二》。
景公举兵欲伐鲁，问于晏子，晏子对曰：“不可。鲁好义而民戴之，好义者安，见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可攻。攻义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婴闻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国，政足以和其民，国安民和，然后可以举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无以安国，厚藉敛，意使令，无以和民。德无以安之则，政无以和之则乱。未免乎危乱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国，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乱也。其君离，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公曰：“善。”遂不果伐鲁。
齐景公举兵欲伐鲁，晏子认为鲁国“好义而民戴之”，而齐国政乱失民，内部不稳。在这样的情况下，齐国还不具备伐鲁的条件，因而劝景公勿伐鲁。《史记·孔子世家》载，鲁定公十年，晏子参与夹谷之会，齐景公惧孔子以“君子之道”辅佐鲁君，会后便主动归郓、汶阳及龟阴之田。这些都反映了晏子主张齐国与弱小国家友好相处的外交思想。
总之，晏子的外交主张也可以说是和平的外交策略，他反对齐国用武力征服弱小国家，主张结好大国。当然，这并不是说晏子的外交策略就是要齐国保持现状，他主张齐国内修政以礼，“外归其义”，用礼义复致桓公之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