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管子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管子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更加开阔，新概念、新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管子学说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随着新材料的涌现尤其是建国以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学者对《管子》一书的认识也更趋全面和准确。近现代管子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管子学说作系统的研究，肯定管子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历代学者整理《管子》的成果作出总结，使《管子》文本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随着专题性学术刊物的出现，人们对管仲和管子学说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管子研究活动蓬勃开展。
近代学者中，梁启超最先运用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系统研究管子学说。梁氏于1909年写成《管子传》，全书六万余字。同历史上有关评论相比，该书是篇幅最长和评述最全面的管子研究专著。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印行《诸子集成》，将梁氏《管子传》列入；80年代上海书店和中华书局影印的《诸子集成》都保留了这部专著。
《管子传》是一部“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的“学案”性著作。在该书“例言”中，梁启超明确指出：“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引进西方新学说以剖析管仲思想，确是这部评传的主要特点。
在该书“叙论”部分，梁氏首先指出管子学说中已包含国家思想、法治精神的萌芽，并对管仲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后世攻击管子的人大多是受孟子的影响，而孟子的评论实为“过激之言”。管子的治术、学理未能得到重视和实施，乃中国长期涣散积弱的原因之一。梁氏论及管子的法治思想时说：“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美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之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梁氏认为，管子的国家起源论强调“民之所以乐有国者，以无国则人人各率其野蛮之自由，无所限制，惟以争夺相杀为事，无一日焉能安其居”，故其理论与西方霍布士（1588—1679）的学说“多相暗合”。梁氏还指出，管仲作为大理财家“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这为近代国民经济学的兴起“导其先河”。梁氏还运用金融学、财政学的概念分析《管子》“轻重”各篇的货币理论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管子传》力求融会新知的特色。
梁启超大胆运用西方的新理论分析管子学说，使传统观念束缚下的管子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不过，梁氏的研究在别开生面的同时，也表现出简单化和情绪化的倾向。梁氏未对东西方学说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给予应有的注意，只看到管子学说与西方理论的表面相似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所得某些结论带有生硬比附的缺点。如《管子传》根据《管子·桓公问》记有管子重视民众议论的内容，即认为管子曾倡议建立“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得出“管子之所设施，尤有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者”等似是而非的论断。梁启超著文“笔锋常带情感”，这种特点宜于宣传而不宜于学术研究。梁氏多次提到，管仲的学说与西方某种学说相比处于首创地位，又常联系现实夸大管子学说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研究态度热情有余而审慎不足，淡化了《管子传》的学术气息，常使读者感到该书在介绍和评论管仲学说时仍不忘宣传梁启超自己的主张。《管子传》的上述缺点，既与梁启超思想驳杂浮浅的特点有关，又是受时代局限所致。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初期，很多人对新学说的背景和性质没有深入了解，对新知识未能充分消化，运用时难免有生拉硬扯的弊病。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管子研究和其他各项史学研究的指针。这一时期研究管子学说的学术著作，大都避免了与西方相关学说简单比附的倾向，表明管子研究日趋科学和成熟。如胡寄窗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章《管子经济学说》计十万多字，详细评述管子一派的唯经济的政治伦理观点、财富与劳动观念、自利观念、分工与分配观念、消费论、轻重理论、货币学说、价格与贸易思想、财政思想和其他经济政策，对管子经济学说的研究相当深入，评价准确恰当。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专列一章讨论管仲和晏婴的思想，其中论及管仲部分包括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管仲“尊贤育才”的政策、管仲对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管仲富国强兵的政策、管仲对诸侯国的关系的政策等专题，论述全面，史料的运用也很严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有乔长路所撰《管子》一文，文中对管仲的社会政治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该文认为，应把《管子·水地》篇提出的“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还给管仲，“管仲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更应是我国古代一位有影响的杰出哲学家”。
近代以来，对《管子》一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于省吾《管子新证》、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管子新证》是于氏所著《诸子新证》中的一种，该书参照金文等考古学资料校理《管子》，“所见颇有新颖之处”①。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合著的《管子集校》是《管子》整理工作方面的集成之作。该书参考十七种《管子》版本，引用四十多种前人著作，对《管子》难解字句作了细致的校理。这部著作为研读《管子》者提供了便利。马非百所撰《管子轻重篇新诠》将“轻重”十六篇视为王莽时代作品虽嫌证据薄弱，但著者能在贯穿“轻重”各篇的基础上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各篇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对于《管子》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如李学勤所撰《管子“乘马”释义》、《齐语与小匡》、《〈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等论文②，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探讨与《管子》有关的问题，多有创见。胡家聪所著《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管子》各篇的学派属性和著作时代作了全面考察。书分三编：第一编为《管子》分类研究，分析《管子》所述各派学说；第二编为《管子》分组考证，逐一考察《管子》各篇的性质和时代，方法与罗根泽《管子探源》相似而观点有很大不同，结论认为《管子》一书系齐国稷下学宫中管子学派的著作；第三编介绍《管子》成书与流传方面的情况。该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管子》的专著，书中结合出土简帛古籍考证《管子》各篇内容，所作论断比较客观平允。此外，这一时期相继有多种《管子》新注本、注译本出版，为普通读者了解管子学说提供了方便。
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②均收入《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子》思想讨论会的召开和《管子学刊》的创刊，标志着管子研究进入新的兴盛时期。1986年10月15日至20日，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管子》学术思想讨论会在淄博市举行。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管子》的断代、作者和体系问题，《管子》的哲学和其他思想的评价问题，以及《管子》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等问题。作为首次以《管子》为议题的学术会议，这次讨论会对管子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7年，国内第一家以“管子”命名的学术刊物《管子学刊》在山东省淄博市创刊发行。《管子学刊》以发表管子学说研究和《管子》文本研究方面的论文为主，兼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专题论文的刊布。《管子学刊》为管子研究学者公布研究成果提供了新园地，创刊以来已发表大量管子研究论文和相关资料。在今后的管子研究工作中，《管子学刊》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进管子研究、齐文化研究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第二章 近现代管子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管子研究进入新的阶段。随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传入，特别是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管子研究者的理论视野更加开阔，新概念、新方法的运用使人们对管子学说的认识不断深化。同时，随着新材料的涌现尤其是建国以后大量考古资料的发现，学者对《管子》一书的认识也更趋全面和准确。近现代管子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在新理论的指导下对管子学说作系统的研究，肯定管子学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对历代学者整理《管子》的成果作出总结，使《管子》文本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随着专题性学术刊物的出现，人们对管仲和管子学说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管子研究活动蓬勃开展。
近代学者中，梁启超最先运用西方政治经济理论系统研究管子学说。梁氏于1909年写成《管子传》，全书六万余字。同历史上有关评论相比，该书是篇幅最长和评述最全面的管子研究专著。20世纪30年代世界书局印行《诸子集成》，将梁氏《管子传》列入；80年代上海书店和中华书局影印的《诸子集成》都保留了这部专著。
《管子传》是一部“以发明管子政术为主”的“学案”性著作。在该书“例言”中，梁启超明确指出：“管子政术，以法治主义及经济政策为两大纲领，故论之特详，而时以东西学说疏通证明之，使学者得融会之益。”引进西方新学说以剖析管仲思想，确是这部评传的主要特点。
在该书“叙论”部分，梁氏首先指出管子学说中已包含国家思想、法治精神的萌芽，并对管仲的历史地位作了高度评价。他指出：“管子者，中国之最大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巨子也。”后世攻击管子的人大多是受孟子的影响，而孟子的评论实为“过激之言”。管子的治术、学理未能得到重视和实施，乃中国长期涣散积弱的原因之一。梁氏论及管子的法治思想时说：“今世立宪之国家，学者称为法治国。法治国者，谓以法为治之国也。夫世界将来之政治，其有能更美于今日之立宪政治者与否，吾不敢知，藉曰有之，而要不能舍法以为治，则吾所敢断言也。故法治者，治之极轨也，而通五洲万国数千年间。其最初发明此法治主义以成一家之言者谁乎？则我国之管子也。”梁氏认为，管子的国家起源论强调“民之所以乐有国者，以无国则人人各率其野蛮之自由，无所限制，惟以争夺相杀为事，无一日焉能安其居”，故其理论与西方霍布士（1588—1679）的学说“多相暗合”。梁氏还指出，管仲作为大理财家“其所注全力以经营者，不在国家财政也，而在国民经济”，这为近代国民经济学的兴起“导其先河”。梁氏还运用金融学、财政学的概念分析《管子》“轻重”各篇的货币理论和税收政策。所有这些，都体现了《管子传》力求融会新知的特色。
梁启超大胆运用西方的新理论分析管子学说，使传统观念束缚下的管子研究进入新的境界。不过，梁氏的研究在别开生面的同时，也表现出简单化和情绪化的倾向。梁氏未对东西方学说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给予应有的注意，只看到管子学说与西方理论的表面相似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所得某些结论带有生硬比附的缺点。如《管子传》根据《管子·桓公问》记有管子重视民众议论的内容，即认为管子曾倡议建立“人民监督政府”的机构，得出“管子之所设施，尤有与今世之国会极相近者”等似是而非的论断。梁启超著文“笔锋常带情感”，这种特点宜于宣传而不宜于学术研究。梁氏多次提到，管仲的学说与西方某种学说相比处于首创地位，又常联系现实夸大管子学说在当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这种研究态度热情有余而审慎不足，淡化了《管子传》的学术气息，常使读者感到该书在介绍和评论管仲学说时仍不忘宣传梁启超自己的主张。《管子传》的上述缺点，既与梁启超思想驳杂浮浅的特点有关，又是受时代局限所致。西方学说传入中国初期，很多人对新学说的背景和性质没有深入了解，对新知识未能充分消化，运用时难免有生拉硬扯的弊病。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管子研究和其他各项史学研究的指针。这一时期研究管子学说的学术著作，大都避免了与西方相关学说简单比附的倾向，表明管子研究日趋科学和成熟。如胡寄窗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十章《管子经济学说》计十万多字，详细评述管子一派的唯经济的政治伦理观点、财富与劳动观念、自利观念、分工与分配观念、消费论、轻重理论、货币学说、价格与贸易思想、财政思想和其他经济政策，对管子经济学说的研究相当深入，评价准确恰当。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专列一章讨论管仲和晏婴的思想，其中论及管仲部分包括管仲在齐国“相地衰征”的历史意义、管仲对于分封制的改革、管仲“尊贤育才”的政策、管仲对旧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管仲富国强兵的政策、管仲对诸侯国的关系的政策等专题，论述全面，史料的运用也很严谨。《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第一册（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有乔长路所撰《管子》一文，文中对管仲的社会政治思想、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该文认为，应把《管子·水地》篇提出的“水是万物本原”的思想还给管仲，“管仲不仅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而且更应是我国古代一位有影响的杰出哲学家”。
近代以来，对《管子》一书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也有很大进展。于省吾《管子新证》、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成果。《管子新证》是于氏所著《诸子新证》中的一种，该书参照金文等考古学资料校理《管子》，“所见颇有新颖之处”①。许维遹、闻一多、郭沫若合著的《管子集校》是《管子》整理工作方面的集成之作。该书参考十七种《管子》版本，引用四十多种前人著作，对《管子》难解字句作了细致的校理。这部著作为研读《管子》者提供了便利。马非百所撰《管子轻重篇新诠》将“轻重”十六篇视为王莽时代作品虽嫌证据薄弱，但著者能在贯穿“轻重”各篇的基础上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各篇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对于《管子》研究者仍有参考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秦汉简牍的大量出土，学术界对《管子》的研究有长足的进步。如李学勤所撰《管子“乘马”释义》、《齐语与小匡》、《〈管子·心术〉等篇的再考察》、《〈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等论文②，利用新发现的考古资料探讨与《管子》有关的问题，多有创见。胡家聪所著《管子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对《管子》各篇的学派属性和著作时代作了全面考察。书分三编：第一编为《管子》分类研究，分析《管子》所述各派学说；第二编为《管子》分组考证，逐一考察《管子》各篇的性质和时代，方法与罗根泽《管子探源》相似而观点有很大不同，结论认为《管子》一书系齐国稷下学宫中管子学派的著作；第三编介绍《管子》成书与流传方面的情况。该书是一部全面研究《管子》的专著，书中结合出土简帛古籍考证《管子》各篇内容，所作论断比较客观平允。此外，这一时期相继有多种《管子》新注本、注译本出版，为普通读者了解管子学说提供了方便。
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3页。
②均收入《古文献从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20世纪80年代以来，《管子》思想讨论会的召开和《管子学刊》的创刊，标志着管子研究进入新的兴盛时期。1986年10月15日至20日，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和山东大学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管子》学术思想讨论会在淄博市举行。会议讨论的问题涉及《管子》的断代、作者和体系问题，《管子》的哲学和其他思想的评价问题，以及《管子》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等问题。作为首次以《管子》为议题的学术会议，这次讨论会对管子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7年，国内第一家以“管子”命名的学术刊物《管子学刊》在山东省淄博市创刊发行。《管子学刊》以发表管子学说研究和《管子》文本研究方面的论文为主，兼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方面专题论文的刊布。《管子学刊》为管子研究学者公布研究成果提供了新园地，创刊以来已发表大量管子研究论文和相关资料。在今后的管子研究工作中，《管子学刊》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为推进管子研究、齐文化研究以及相关课题的研究作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