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据张心澂《伪书通考·管子》、胡家聪《管子新探·附录》等资料整理。
司马迁：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史记·管晏列传》赞语。
刘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裴骃《史记集解》引《别录》。
又：《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七略》。
班固：《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傅玄：《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鄙俗。——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引。
孔颖达：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外传《齐语》与《管子》大同，《管子》当是本耳。——《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庄公八年“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疏。
杜佑：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九》引《指略序》。
苏辙：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益増之，其废情任法，远于仁义者，多申、韩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国
则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则以术倾邻国，于是有不訾之宝石璧菁茅之谋。使管仲而信然，则天下亦将以欺夺报之，尚何以霸哉？——《古史·管晏列传》。
朱熹：《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篇，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叶适：《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谓“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
又：独盐策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氏晏子言“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是时衰微苛敛，始有禁榷。陈氏因为厚施，将以取齐。晏子忧之，因疾而谏。然则管仲所行，安得为晏子所非乎？齐卒以此亡。若管仲果行之而乃以此霸，又可信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习学记言》卷四十五。
黄震：《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诸子惟荀卿、扬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傥用于世果何如，馀皆处士横议，高者诬诞，下者刻深，戏侮圣言，坏乱风俗，盖无一非孔门之罪人。其间尝获用于世，而卓然有功，为孔子所称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读其书而不敢忽，为之熟复再三，而条列之。大抵《管子》之书，其别有五：《心术》《内业》等篇，皆影附道家以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隐语以为怪。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使果出于管子，则亦谬为之以欺世，殆权术之施于文字间者尔，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见于《牧民》《大匡》《轻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简明，《大匡》之篇颇粉饰，《轻重》之篇殆傅会……若《轻重》篇则何其多术哉？管子虽多术，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其亦琐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为附会。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书载鲍叔荐仲，与求仲于鲁，及入国谋政与戈廪鸿飞四时三弊，临死戒勿用竖刁、易牙、开方等说，皆屡载而屡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为篇，或并篇，或无解，或云十日齐戒以召仲，觞三行而仲趋出，又云乐饮数旬而后谏，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黄氏日抄》卷五十五《管子》。
宋濂：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文宪集》卷二十七《诸子辨》。
梅士享作《诠叙管子》，成书十五卷。《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旧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为十五卷，而以己意诠叙之。如《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解，皆移附本篇之后，已乱其次第。又谓其文繁冗不伦，乃于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为管子本文者，列之上格；疑为后人掺杂及义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为发明者，别称“梅生曰”以别之。——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一。
顾炎武：张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以证图 为后人伪作。今按，传记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称三晋之君，其时未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其时未有梁、赵；称代王，其时未有代王。——《日知录》卷二十五“传记不考世代”。
姚际恒：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及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古今伪书考·管子》，列为“真书杂以伪者”类。
俞正燮：《小问》篇有秦穆公，或后人追改。——《癸巳类稿》。
梁章钜：《小称》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问》篇百里奚，秦国之饭牛者，秦穆公举而相之；《轻重甲》篇称梁、越，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退庵随笔》。
严可均：八十六篇至梁、隋时，亡《谋失》《正言》《封禅》《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宋时又亡《王言》篇。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铁桥漫笔》。
纪昀等：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
章学诚：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文史通义·诗教上》。
胡适以《管子》乃后人将战国末年法家议论与儒家议论（如《内业》《弟子职》篇）、道家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并其他之语并为一书，又伪造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杂凑纪管仲功业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其伪造之证甚多，只举三条如下：
《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管仲死于西历前六四三年。《小称》又言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亡时仍在，吴亡在西历前四七二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矣。此外如《形势解》言五伯，《七臣》《七主》言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皆可见为后人伪作。
《立政》篇言“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九败解》说兼爱，谓“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明指墨子学说，远在管仲后矣。（《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左传》纪子产铸刑书（西历前五三六年），叔向极力反对。后二十余年晋国亦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亦级不赞成（西历前五一三年）。此皆管仲死后百余年事，若管仲生时已有此等完备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或言孔子论晋作刑鼎一段不甚可靠，但叔向谏子产书决非后人所能伪造）何以子产答叔向书，只言“吾以救世而已”，为何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之法治学说？可见《管子》书中之法治学说，乃战国末年之产物，决非管仲时所能突然发生。全书文法笔势皆非老子、孔子以前所能产生。即以诸篇观之，如《法法》篇两次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见乃后人伪作。——《中国哲学史大纲》。
[日]内藤虎次郎：《管子》书末有《轻重》《九府》之篇，即为《牧民》以下诸篇之解释者甚多，显然是在后所加入者也。而《史记·管晏传》赞已有吾读管氏《轻重》《九府》之语，则《管子》之书，在太史公以前，已比于最初出时已有逐步变化甚明。——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尚书编次考》。
罗根泽著《管子探源》八章，以《牧民》《形势》《五辅》《问》，战国政治思想家作；《霸形》《霸言》，战国中世后政治思想家作；《立政》《乘马》《君臣上》《君臣下》《七臣》《七主》，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七法》，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作；《法禁》《法法》，战国法家作；《任法》《明法》，战国中世后法家作；《枢言》，战国末法家缘道家为之；《宙合》《侈靡》《四时》《五行》，战国末阴阳家作；《势》，战国末兵阴阳家作；《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战国中世以后道家作；《制分》，疑战国兵家作；《小称》，战国儒家作；《内业》，战国中世以后混合儒道者作；《戒》，战国末调和儒道者作；《正》，战国末杂家作；《管子解》五篇，战国末秦未统一前杂家作；《禁藏》，战国末至汉初杂家作；《大匡》，战国人作；《地图》，最早作于战国中世；《版法》，似亦战国时人作；《中匡》《四称》，疑亦战国人作；《王言》（亡），疑战国中世以后人作；《入国》《九守》《桓公问》，疑战国末年人作；《九变》，疑战国以后人作；《权修》，秦汉间政治思想家作；《重令》，秦末汉初政治思想家作；《兵法》秦汉间兵家作；《幼官》，秦汉间兵阴阳家作；《水地》，汉初医家作；《封禅》，司马迁作；《轻重》十九篇，汉武、昭时理财家作；《八观》《正世》《治国》，西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小匡》《度地》，汉初人作；《地员》疑亦汉初人作；《参患》，汉文景以后人作；《弟子职》，疑汉儒家作；《幼官图》，汉以后人作；《小问》，辑战国关于管子之传说而成；《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并亡无考。——《诸子探源》。
梁启超以《管子》批评兼爱，非攻息兵，明系战国初年墨家兴起后方成为问题。若认《管子》为管仲作，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又以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郭沫若：《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管子集校·叙录》。
又：《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例如《明法篇》乃韩非后学所为，《水地篇》成于西楚霸王时，《侈靡篇》乃吕后称制时作品，《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管子集校·校毕书后》。
顾颉刚：《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的巨帙，历来相传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作。……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空闲功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有著作流传这一回事……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所以除了政治经济说各篇而外，有《弟子职》《小称》等儒家言，《七法》《法禁》等法家言，《幼官》《四时》《五行》等阴阳家言，《兵法》《制分》等兵家言，《地员》《水地》等农家和医家言，这就是因为稷下之学的方面本来即很广泛的缘故。——《“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
冯友兰：从《管子》这部书称为“管子”这点看，《管子》这部书必定是和齐国有关的。因为管仲是齐国最大的人物，所以这部齐国的书称为“管子”。而当时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的人才聚集的组织，只有稷下学宫。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他们不是来自一家一派，所以内容比较复杂。因为齐国是最先出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所以思想比较复杂，而法家、黄老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我们现在称稷下为稷下学宫，有学宫就应该有学报。《管子》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报”。因为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所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学报”的名字。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管子》所收的文章，其写作的时代不能早于稷下学宫的成立，也不能晚于这个学宫的消失。这个学宫到战国末期还很兴盛，荀况还主持过这个学宫。可是到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学宫随着齐国的灭亡而消失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
张岱年：《管子》书虽然内容较杂，但还是有主导的思想。这主导的思想是法家思想。我认为《管子》书的大部分应是齐国法家的著作，是当时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所编写的。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有其自己的思想特点：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兼重礼与法。它同商鞅、韩非一派法家不同。商、韩法家的特点是：排斥道德教化，不认识文化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法制。我认为《管子》书表明上类似杂家，而其主要部分事实上是自成一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又：多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稷下学者中，慎到、田骈、接子、邹衍、尹文、荀卿都各有专著，都在《管子》以外，怎么能说《管子》是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呢？又有一种说法，认为《管子》一书是道家言、法家言、儒家言、阴阳家言杂凑而成的，没有统一的思想，仅仅是一部大杂烩，于是将《管子》一书割裂开来，分别归入诸子各家。我不同意这种见解。我认为，《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这中心观点就是法教统一，或者说兼重法教。
又：刘向校定《管子》，一定是以“管子”为题的篇章汇集起来，决不会将其他“子”书随便编入。……《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齐学的历史价值》，《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胡寄窗：《管子》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本伟大的经济巨著，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已成定论。《管子》书的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是管仲。管仲死后，齐国遵其教者数百年，他相齐四十年的经济言论与措施曾经广泛流传。一些崇奉他的经济思想的学者将他的言行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些记载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轮廓，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己意及新的经济情况加以发挥。大约到战国中期，其全部体系即已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十章“管子经济学说”。
余敦康：《管子》书中确实有不少稷下先生的著作。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
又：韩非、贾谊、司马迁都在刘向前，他们所见的《管子》书当然不是刘向所编定的一本。这本书不是一种杂烩，据贾谊和司马迁所称引，是贯穿着一个能和别家区别开来的明确的思想体系的。后来刘向编书，把齐国旧档案所保存的稷下先生的著作和这本书编在一起，统名之为《管子》，于是《管子》书便搞杂了。其实，如果将《管子》书分成类集进行研究，第一步只需分成两类就行了。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这是《管子》书的原本，是刘向编书以前早已广泛流传并经韩非、贾谊、司马迁认真研究过的。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论管仲学派》，《中国哲学》第2辑。
二、古今学者论《管子》性质及成书时代①
①据张心澂《伪书通考·管子》、胡家聪《管子新探·附录》等资料整理。
司马迁：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史记·管晏列传》赞语。
刘向：《九府》书民间无有，《山高》一名《形势》。——裴骃《史记集解》引《别录》。
又：《管子》十八篇，在法家。——张守节《史记正义》引《七略》。
班固：《管子》八十六篇（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汉书·艺文志》。
傅玄：《管子》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者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轻重篇》尤鄙俗。——刘恕《资治通鉴外纪》卷一引。
孔颖达：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其言甚详。……外传《齐语》与《管子》大同，《管子》当是本耳。——《春秋左传正义》卷八，庄公八年“管夷吾治于高傒使相可也”疏。
杜佑：其书载管仲将没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三十九》引《指略序》。
苏辙：至战国之际，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益増之，其废情任法，远于仁义者，多申、韩之言，非管子之正也。至其甚者，言治国
则以智欺其民，言治外则以术倾邻国，于是有不訾之宝石璧菁茅之谋。使管仲而信然，则天下亦将以欺夺报之，尚何以霸哉？——《古史·管晏列传》。
朱熹：《管子》之书杂。管子以功业著者，恐未必曾著书。如《弟子职》之篇，全似《曲礼》。它篇有似庄老。又有说得也卑，直是小意智处，不应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乡之制，《国语》载之却详。
《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亦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
叶适：《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不为人客”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其时固有师传，而汉初学者讲习尤著，贾谊、晁错以为经本，故司马迁谓“读管氏书，详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为整比，乃汉世行书。至成哀间，向、歆论定群籍，古文大盛，学者虽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韩由此稍绌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齐桓管仲相与谋议唯诺之辞。
又：独盐策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氏晏子言“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海之盐蜃、祈望守之”，是时衰微苛敛，始有禁榷。陈氏因为厚施，将以取齐。晏子忧之，因疾而谏。然则管仲所行，安得为晏子所非乎？齐卒以此亡。若管仲果行之而乃以此霸，又可信乎？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责其大者可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不肯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甚于轻重诸篇。——《习学记言》卷四十五。
黄震：《管子》之书，不知谁所集，乃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然诸子惟荀卿、扬雄、王通知宗尚孔氏，而未知其傥用于世果何如，馀皆处士横议，高者诬诞，下者刻深，戏侮圣言，坏乱风俗，盖无一非孔门之罪人。其间尝获用于世，而卓然有功，为孔子所称者，管子一人而已。余故读其书而不敢忽，为之熟复再三，而条列之。大抵《管子》之书，其别有五：《心术》《内业》等篇，皆影附道家以为高。《侈靡》《宙合》等篇，皆刻斲隐语以为怪。管子责实之政，安有虚浮之语？使果出于管子，则亦谬为之以欺世，殆权术之施于文字间者尔，非管子之情也。管子之情见于《牧民》《大匡》《轻重》之篇，然《牧民》之篇最简明，《大匡》之篇颇粉饰，《轻重》之篇殆傅会……若《轻重》篇则何其多术哉？管子虽多术，亦何至如此之屑屑哉？……其亦琐屑甚矣，未必皆管子之真，愚故疑其为附会。抑此以其政言也。若其书载鲍叔荐仲，与求仲于鲁，及入国谋政与戈廪鸿飞四时三弊，临死戒勿用竖刁、易牙、开方等说，皆屡载而屡不同。或本文列前而解自为篇，或并篇，或无解，或云十日齐戒以召仲，觞三行而仲趋出，又云乐饮数旬而后谏，自相矛盾，若此不一。故曰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黄氏日抄》卷五十五《管子》。
宋濂：是书非仲自著也。其中有绝似《曲礼》者，有近似老庄者，有论伯术而极精微者，或小智自私而其言至卑污者。疑战国时人采掇仲之言行，附以他书成之。不然，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威公之死、五公子之乱，事皆出仲后，不应豫载之也。朱子谓仲任齐国之政，又有三归之溺，奚暇著书。其说是矣。——《文宪集》卷二十七《诸子辨》。
梅士享作《诠叙管子》，成书十五卷。《管子》原目三十卷，已不可考，明代旧本皆二十四卷，士享此本合为十五卷，而以己意诠叙之。如《牧民》《形势》《立政》《九败》《版法》《明法》诸解，皆移附本篇之后，已乱其次第。又谓其文繁冗不伦，乃于一篇之中，分上下二格。其定为管子本文者，列之上格；疑为后人掺杂及义有未安者，列之下格。其自为发明者，别称“梅生曰”以别之。——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一。
顾炎武：张衡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时。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以证图 为后人伪作。今按，传记之文，若此者甚多。《管子》称三晋之君，其时未有三晋。《轻重篇》称鲁、梁、秦、赵，其时未有梁、赵；称代王，其时未有代王。——《日知录》卷二十五“传记不考世代”。
姚际恒：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及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古今伪书考·管子》，列为“真书杂以伪者”类。
俞正燮：《小问》篇有秦穆公，或后人追改。——《癸巳类稿》。
梁章钜：《小称》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问》篇百里奚，秦国之饭牛者，秦穆公举而相之；《轻重甲》篇称梁、越，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退庵随笔》。
严可均：八十六篇至梁、隋时，亡《谋失》《正言》《封禅》《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宋时又亡《王言》篇。近人编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铁桥漫笔》。
纪昀等：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他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书中称经言者九篇，称外言者八篇，称内言者九篇，称短语者十九篇，称区言者五篇，称杂篇者十一篇，称管子解者五篇，称管子轻重者十九篇。意其中孰为手撰，孰为记其绪言如语录之类，孰为述其逸事如家传之类，孰为推其义旨如笺疏之类，当时必有分别。观其五篇明题管子解者，可以类推。必由后人混而一之，致滋疑窦耳。——《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一。
章学诚：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文史通义·诗教上》。
胡适以《管子》乃后人将战国末年法家议论与儒家议论（如《内业》《弟子职》篇）、道家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并其他之语并为一书，又伪造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杂凑纪管仲功业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其伪造之证甚多，只举三条如下：
《小称》篇记管仲将死之言，又记桓公之死。管仲死于西历前六四三年。《小称》又言毛嫱、西施，西施当吴亡时仍在，吴亡在西历前四七二年，管仲已死百七十年矣。此外如《形势解》言五伯，《七臣》《七主》言吴王好剑、楚王好细腰，皆可见为后人伪作。
《立政》篇言“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立政九败解》说兼爱，谓“视天下之民如其民，视人国如吾国，如是则无并兼攘夺之心”，明指墨子学说，远在管仲后矣。（《法法》篇亦有求废兵之语）
《左传》纪子产铸刑书（西历前五三六年），叔向极力反对。后二十余年晋国亦作刑鼎铸刑书，孔子亦级不赞成（西历前五一三年）。此皆管仲死后百余年事，若管仲生时已有此等完备法治学说，何以百余年后贤如叔向、孔子，竟无一毫法治观念？（或言孔子论晋作刑鼎一段不甚可靠，但叔向谏子产书决非后人所能伪造）何以子产答叔向书，只言“吾以救世而已”，为何不能利用百余年前已发挥尽致之法治学说？可见《管子》书中之法治学说，乃战国末年之产物，决非管仲时所能突然发生。全书文法笔势皆非老子、孔子以前所能产生。即以诸篇观之，如《法法》篇两次云“《春秋》之记，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可见乃后人伪作。——《中国哲学史大纲》。
[日]内藤虎次郎：《管子》书末有《轻重》《九府》之篇，即为《牧民》以下诸篇之解释者甚多，显然是在后所加入者也。而《史记·管晏传》赞已有吾读管氏《轻重》《九府》之语，则《管子》之书，在太史公以前，已比于最初出时已有逐步变化甚明。——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尚书编次考》。
罗根泽著《管子探源》八章，以《牧民》《形势》《五辅》《问》，战国政治思想家作；《霸形》《霸言》，战国中世后政治思想家作；《立政》《乘马》《君臣上》《君臣下》《七臣》《七主》，战国末政治思想家作；《七法》，战国末为孙吴申韩之学者所作；《法禁》《法法》，战国法家作；《任法》《明法》，战国中世后法家作；《枢言》，战国末法家缘道家为之；《宙合》《侈靡》《四时》《五行》，战国末阴阳家作；《势》，战国末兵阴阳家作；《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战国中世以后道家作；《制分》，疑战国兵家作；《小称》，战国儒家作；《内业》，战国中世以后混合儒道者作；《戒》，战国末调和儒道者作；《正》，战国末杂家作；《管子解》五篇，战国末秦未统一前杂家作；《禁藏》，战国末至汉初杂家作；《大匡》，战国人作；《地图》，最早作于战国中世；《版法》，似亦战国时人作；《中匡》《四称》，疑亦战国人作；《王言》（亡），疑战国中世以后人作；《入国》《九守》《桓公问》，疑战国末年人作；《九变》，疑战国以后人作；《权修》，秦汉间政治思想家作；《重令》，秦末汉初政治思想家作；《兵法》秦汉间兵家作；《幼官》，秦汉间兵阴阳家作；《水地》，汉初医家作；《封禅》，司马迁作；《轻重》十九篇，汉武、昭时理财家作；《八观》《正世》《治国》，西汉文景后政治思想家作；《小匡》《度地》，汉初人作；《地员》疑亦汉初人作；《参患》，汉文景以后人作；《弟子职》，疑汉儒家作；《幼官图》，汉以后人作；《小问》，辑战国关于管子之传说而成；《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并亡无考。——《诸子探源》。
梁启超以《管子》批评兼爱，非攻息兵，明系战国初年墨家兴起后方成为问题。若认《管子》为管仲作，则春秋初年即有人讲兼爱非攻等问题，时代岂非紊乱？——《古书真伪及其年代》。
又以其中一小部分当为春秋末年传说，其大部分则战国至汉初递为增益，一种无系统之类书而已。——《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
郭沫若：《管子》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其中多有关于哲学史、经济学说史之资料。道家者言、儒家者言、法家者言、名家者言、阴阳家者言、农家者言、轻重家者言，杂盛于一篮。——《管子集校·叙录》。
又：《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时代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例如《明法篇》乃韩非后学所为，《水地篇》成于西楚霸王时，《侈靡篇》乃吕后称制时作品，《轻重》诸篇成于汉文景之世。——《管子集校·校毕书后》。
顾颉刚：《管子》一书是先秦诸子中的巨帙，历来相传是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管仲所作。……管仲本是一个干实际政治工作的人，哪会有空闲功夫去著书，更哪会成为一位大著作家！而且管仲生于公元前七世纪的初叶，那时谁也想不到私人可以有著作流传这一回事……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所以除了政治经济说各篇而外，有《弟子职》《小称》等儒家言，《七法》《法禁》等法家言，《幼官》《四时》《五行》等阴阳家言，《兵法》《制分》等兵家言，《地员》《水地》等农家和医家言，这就是因为稷下之学的方面本来即很广泛的缘故。——《“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六辑。
冯友兰：从《管子》这部书称为“管子”这点看，《管子》这部书必定是和齐国有关的。因为管仲是齐国最大的人物，所以这部齐国的书称为“管子”。而当时能够写出这么多文章的人才聚集的组织，只有稷下学宫。因此可以推论，《管子》所收的文章都是当时“稷下先生”们写的。他们不是来自一家一派，所以内容比较复杂。因为齐国是最先出现封建制生产关系的，所以思想比较复杂，而法家、黄老思想还是占主导地位。……我们现在称稷下为稷下学宫，有学宫就应该有学报。《管子》就是稷下学宫的“学报”。因为管仲是齐国最有名的人，所以用他的名字作为这个“学报”的名字。如果这个推论可以成立，《管子》所收的文章，其写作的时代不能早于稷下学宫的成立，也不能晚于这个学宫的消失。这个学宫到战国末期还很兴盛，荀况还主持过这个学宫。可是到秦始皇统一以后，这个学宫随着齐国的灭亡而消失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
张岱年：《管子》书虽然内容较杂，但还是有主导的思想。这主导的思想是法家思想。我认为《管子》书的大部分应是齐国法家的著作，是当时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学者所编写的。齐国推崇管仲的法家有其自己的思想特点：一方面强调法制，另一方面又肯定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兼重礼与法。它同商鞅、韩非一派法家不同。商、韩法家的特点是：排斥道德教化，不认识文化的重要性，片面强调法制。我认为《管子》书表明上类似杂家，而其主要部分事实上是自成一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又：多年以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管子》一书是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其实这是没有根据的。稷下学者中，慎到、田骈、接子、邹衍、尹文、荀卿都各有专著，都在《管子》以外，怎么能说《管子》是稷下学者著作的总汇呢？又有一种说法，认为《管子》一书是道家言、法家言、儒家言、阴阳家言杂凑而成的，没有统一的思想，仅仅是一部大杂烩，于是将《管子》一书割裂开来，分别归入诸子各家。我不同意这种见解。我认为，《管子》基本上是一部综合性的系统性的著作，具有自己的中心观点。这中心观点就是法教统一，或者说兼重法教。
又：刘向校定《管子》，一定是以“管子”为题的篇章汇集起来，决不会将其他“子”书随便编入。……《管子》一书是齐国推崇管仲的学者依托管仲而写的著作汇集，可称为“管子学派”的著作。这些推崇管仲的学者可能亦是稷下学士，但只是稷下学者的一部分。——《齐学的历史价值》，《文史知识》1989年第3期。
胡寄窗：《管子》是战国中期出现的一本伟大的经济巨著，在现存《管子》七十六篇中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涉及经济问题；有将近二分之一主要是研究经济。这在先秦著作中是绝无仅有的现象。《管子》非一人一时之作，已成定论。《管子》书的基本经济概念的奠基者是管仲。管仲死后，齐国遵其教者数百年，他相齐四十年的经济言论与措施曾经广泛流传。一些崇奉他的经济思想的学者将他的言行用文字记载下来。这些记载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轮廓，但也在某种程度上结合己意及新的经济情况加以发挥。大约到战国中期，其全部体系即已完成。——《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第十章“管子经济学说”。
余敦康：《管子》书中确实有不少稷下先生的著作。但是，其中大部分的思想资料是属于管仲学派的。
又：韩非、贾谊、司马迁都在刘向前，他们所见的《管子》书当然不是刘向所编定的一本。这本书不是一种杂烩，据贾谊和司马迁所称引，是贯穿着一个能和别家区别开来的明确的思想体系的。后来刘向编书，把齐国旧档案所保存的稷下先生的著作和这本书编在一起，统名之为《管子》，于是《管子》书便搞杂了。其实，如果将《管子》书分成类集进行研究，第一步只需分成两类就行了。一类是管仲学派的著作，这是《管子》书的原本，是刘向编书以前早已广泛流传并经韩非、贾谊、司马迁认真研究过的。另一类是稷下先生的著作，这是直到刘向编书时才掺杂进去的。——《论管仲学派》，《中国哲学》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