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治理齐国卓有成效，这使管子学派的学说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许多政治家将管仲奉为楷模，用管仲的治国方针指导政治实践。
汉初，贾谊批评时俗少廉寡耻，指出：“《筦（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子愚人也，则可；筦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②贾谊对管仲及其“四维”思想的重视，与其信奉轻重理论，基于同一立场。
②《汉书·贾谊传》。《新书·俗激》略同。
在后世崇拜管仲的政治家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最有代表性。诸葛亮早年隐居隆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③。后来辅佐刘备治理蜀国，坚定地奉管仲学说为指针。《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明示仪轨、信赏必罚等举措，都是效法管仲的治国思想。受诸葛亮的影响，刘备对管仲学说也甚为推崇。刘备一生不喜读书，但在遗诏中谆谆告诫太子刘禅多读《管子》等法家著作。遗诏后半段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①诸葛亮为刘禅抄录《管子》等书，刘备则申述这些著作的重要。刘备所列《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与管仲思想相通或有继承关系。
③《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刘向所编《新序》、《说苑》等书多记管仲故事，其中与管仲有关的政治格言广为传播，不少政治家时加引用。唐太宗时，王珪身居高位，一度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诸大臣“同知政事”。“太宗尝闲居，与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李）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②王珪所引管子故事，见于《新序·杂事》。唐德宗时著名政治家陆贽，曾在论奏中提到：“昔齐桓公问管仲害覇之事，对曰：‘得贤不能任，害覇也；用而不能终，害覇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覇也。’”③陆贽所引见于《说苑·尊贤》。
②《旧唐书·列传第二十·王珪传》。
③《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九·陆贽传》。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宰相李德裕批驳韦弘质时援引《管子》的政治理论为据：“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从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论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①李德裕引文出自《管子·重令》。从以上引用情况看，管子的言论、思想，权威性虽不如儒家经书，但在士大夫中间仍具有经典地位。
①《旧唐书·武宗本纪》。
唐宋科举制度规定，常科考试之外另有“制科”，属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宋代制科考试一般分阁试、殿试两级。据南宋岳坷《愧剡录·制举科目》记载：“阁试旧制，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宋史·选举志二》载：“绍兴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杨》、《管子》、《文中子》内出题。”将《管子》及注释列入制科考试的出题范围，实即规定《管子》为本科目应试士人的必读书。这种规定促进了《管子》一书的传播和对管子学说的研究，使管仲思想得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宋代学人多有通晓《管子》者。如北宋高若讷，“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②。北宋著名学者刘敞出使辽国，“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识，问敞。敞曰：‘此所谓驳也。’为说其音声形状，且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契丹益叹服”①。南宋张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史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朱）熹嘉其笃志，谓黄干曰：‘所望以求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②。宋人对《管子》的关注，或即与制科考试所列书目有关。
②《宋史·列传第四十七·高若讷传》。
①《宋史·列传第七十八·刘敞传》。
②《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九·张洽传》。
此外，《国语》、《左传》等书有关管仲的记述，也深受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注意。南宋人叶适曾说：“《齐语》载管仲相齐本末粗备，后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③又指出，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思想，“自汉以来，人尤称颂”④。经由管仲后学的宣传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阐发，管仲思想和管子一派学说历久不衰，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③《习学记言·国语》。
④《习学记言·管子》。
第三节 对后世政治家的影响
管仲治理齐国卓有成效，这使管子学派的学说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许多政治家将管仲奉为楷模，用管仲的治国方针指导政治实践。
汉初，贾谊批评时俗少廉寡耻，指出：“《筦（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筦子愚人也，则可；筦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②贾谊对管仲及其“四维”思想的重视，与其信奉轻重理论，基于同一立场。
②《汉书·贾谊传》。《新书·俗激》略同。
在后世崇拜管仲的政治家中，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最有代表性。诸葛亮早年隐居隆中，“每自比于管仲、乐毅”③。后来辅佐刘备治理蜀国，坚定地奉管仲学说为指针。《三国志·诸葛亮传》陈寿评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利，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诸葛亮明示仪轨、信赏必罚等举措，都是效法管仲的治国思想。受诸葛亮的影响，刘备对管仲学说也甚为推崇。刘备一生不喜读书，但在遗诏中谆谆告诫太子刘禅多读《管子》等法家著作。遗诏后半段说：“可读《汉书》、《礼记》，闲暇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①诸葛亮为刘禅抄录《管子》等书，刘备则申述这些著作的重要。刘备所列《商君书》、《申子》、《韩非子》等法家经典，都与管仲思想相通或有继承关系。
③《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①《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
刘向所编《新序》、《说苑》等书多记管仲故事，其中与管仲有关的政治格言广为传播，不少政治家时加引用。唐太宗时，王珪身居高位，一度与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征诸大臣“同知政事”。“太宗尝闲居，与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李）瑗之姬。瑗败，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珪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②王珪所引管子故事，见于《新序·杂事》。唐德宗时著名政治家陆贽，曾在论奏中提到：“昔齐桓公问管仲害覇之事，对曰：‘得贤不能任，害覇也；用而不能终，害覇也；与贤人谋事而与小人议之，害覇也。’”③陆贽所引见于《说苑·尊贤》。
②《旧唐书·列传第二十·王珪传》。
③《旧唐书·列传第八十九·陆贽传》。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给事中韦弘质上疏，论中书权重，三司钱谷不合相府兼领”。宰相李德裕批驳韦弘质时援引《管子》的政治理论为据：“臣按，《管子》云：‘凡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国安在于尊君，尊君在于行令。君人之理，本莫要于出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不从令者死。’又曰：‘令行于上，而下论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系于人也。’”①李德裕引文出自《管子·重令》。从以上引用情况看，管子的言论、思想，权威性虽不如儒家经书，但在士大夫中间仍具有经典地位。
①《旧唐书·武宗本纪》。
唐宋科举制度规定，常科考试之外另有“制科”，属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宋代制科考试一般分阁试、殿试两级。据南宋岳坷《愧剡录·制举科目》记载：“阁试旧制，一场论六首，每篇限五百字以上，题目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子》、《扬子》、《管子》、《文中子》正文及注疏内出。”《宋史·选举志二》载：“绍兴二年，诏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一遵旧制。自尚书两省谏议大夫以上，御史中丞、学士待制各举一人。凡应诏者，先具所著策论五十篇，缴进两省侍从参考之，分为三等。次优以上，召赴秘阁试论六首，于九经、十七史、七书、《国语》、《荀》、《杨》、《管子》、《文中子》内出题。”将《管子》及注释列入制科考试的出题范围，实即规定《管子》为本科目应试士人的必读书。这种规定促进了《管子》一书的传播和对管子学说的研究，使管仲思想得以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宋代学人多有通晓《管子》者。如北宋高若讷，“强学善记，自秦汉以来诸传记无不该通，尤喜申、韩、管子之书。颇明历学。因母病，遂兼通医书，虽国医皆屈伏”②。北宋著名学者刘敞出使辽国，“顺州山中有异兽，如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识，问敞。敞曰：‘此所谓驳也。’为说其音声形状，且诵《山海经》、《管子》书晓之，契丹益叹服”①。南宋张洽，“少颖异，从朱熹学，自六经传注而下，皆究其指归，至于诸史百家、山经地志、老子浮屠之说，无所不读。尝取《管子》所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之语，以为穷理之要。（朱）熹嘉其笃志，谓黄干曰：‘所望以求斯道之传如二三君者，不数人也’”②。宋人对《管子》的关注，或即与制科考试所列书目有关。
②《宋史·列传第四十七·高若讷传》。
①《宋史·列传第七十八·刘敞传》。
②《宋史·列传第一百八十九·张洽传》。
此外，《国语》、《左传》等书有关管仲的记述，也深受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注意。南宋人叶适曾说：“《齐语》载管仲相齐本末粗备，后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③又指出，管仲的“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思想，“自汉以来，人尤称颂”④。经由管仲后学的宣传和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的不断阐发，管仲思想和管子一派学说历久不衰，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宝库中一份珍贵的精神遗产。
③《习学记言·国语》。
④《习学记言·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