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思想既是齐文化的一部分，又对齐文化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齐文化的风格奠基于西周初齐国建立时期。齐太公吕尚制定的“尊贤上功”、“因其俗，简其礼”①的治国方针一直为齐人所沿用，管仲的军政改革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宗周政权比较稳固的时代，吕尚提出的追求富强的发展战略，还不能超越周王朝政令法规的威望而对列国发生很深的影响。管仲和齐桓公创建的霸业，将齐国提升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从而以令人信服的效果证明了富国强兵政策的合理可行。在霸业的带动下，齐国的学术、思想在列国间广泛传播，齐文化的特点和优长得以彰显，齐人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力增强，齐文化的风格特点日趋稳定和鲜明。
①《吕氏春秋·长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仲思想对齐国学术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管仲的礼法思想开创了齐国礼法并用的政治传统，对道法结合的黄老学说和礼法结合的荀子学说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影响到以韩非为代表的极端派法家学说和秦汉的统治政策；推动了齐国注重实用和宽容开放的学术风气的发展。
管仲主张强化礼、义、廉、耻“四维”，维护君臣名分和贵贱等级，注重道德教化和风俗改良，同时主张明布法令，信赏必罚，这些思想对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后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晏婴，在行事谨慎、生活节俭方面与管仲大不相同，但其政治思想继承了管仲的礼法观念并有所发展。《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婴认为唯有依靠传统的“礼”才能改变卿大夫势力急剧扩张的局面：“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晏婴这种礼治主张实以管仲思想为蓝本，其中将“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视为定制的说法，更是直接继承了管仲的“四民者勿使杂处”的思想。晏婴又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又说“礼”是“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这些论述侧重于从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方面说明礼治的重要性，既强调维系上下等级秩序是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又阐明上下主次之间各有权利和义务，富于辩证精神；同时把“礼”上升到天地秩序的高度，对“礼”的本源和权威作出终极证明，极力夸张礼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些论述都是对管仲礼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春秋后期，提倡礼治是贵族政治家中间流行的一种思潮。晏婴的礼论与这类思想有时代共性，同时又表现出齐国礼学的特色。《史记·孔子世家》载：齐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阻止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景公听从晏婴意见，再见孔子时“不问其礼”。晏婴认为，儒家礼学讲究细节仪式，带有浓厚表演色彩，弊病在于繁琐难究、不切实用，是不合“齐俗”的学问。晏婴从功利意识出发批评与周、鲁文化密切相关的儒家礼学，藐视繁文缛节，这是齐国政治家从吕尚到管仲一脉相沿的传统。管仲论“礼”，更多关注“礼”的制度、伦理层面，对揖让跪拜、节文仪式等内容则不如鲁国学者重视。晏婴对儒家礼学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管仲思想对齐国学术的影响。
晏婴深受孔子及后世学者的推崇，历史上常将他与管仲联称为“管晏”。晏婴继承管仲的礼法思想并高度评价管仲的历史贡献，推动了管仲礼法学说在齐国的传承和发展，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学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战国时代，齐宣王仰慕齐桓、晋文霸业，孟子弟子齐人公孙丑崇拜“管仲、晏子之功”①，表明管仲在齐人心目中一直居于崇高地位。
①《孟子·公孙丑上》。
管仲重视刑法而又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为齐国道法家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道法家认为礼、法及所有社会政治制度都是“道”自然派生的，由此提出强调法治但并不排斥礼乐教化的政治主张。这种学说与管仲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此外，管仲的顺应民心习俗的思想与道法家的“以因循为用”的原则也有相通之处。战国时期，以彭蒙、田骈、慎到为代表的道法家学派，在齐国稷下学宫中最为强大，该学派的部分学说被推崇管仲思想的学者所吸收，形成《管子》中的《内业》《心术》等思想成果。管仲思想影响到齐国学术的发展趋向，齐国学术的整体进步反过来也促进了管子学派的发展。
先秦礼学大师荀子的思想与管仲思想和管子学派有密切的关系。荀子早年游学稷下时，正当稷下学宫的兴盛时期。此后长期在稷下从事学术研究并三次担任学宫中的“祭酒”。齐襄王时，荀子是资历最深的“老师”①。这种经历使荀子受到齐国学术特别是管仲学派的深刻影响。《荀子·王制》篇“序官”一节所记“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间树艺，劝教化，趋孝悌，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禳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立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与《管子·立政》篇“省官”一节所说“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 ，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内容类同，字句相近，说明荀子与《管子》确有关系。荀子的“性恶说”和“隆礼重法”思想，与管仲关于民众喜好富贵厌恶贫贱的论述，与管子学派有关道法结合、礼法结合的理论，精神尤为接近，明显带有管子一派学说的印记。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荀子是战国末和秦朝著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礼学以建立新的等级制度为主旨，强调“分”、“别”和“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①。这些思想上承管仲、孔子，下启韩非和李斯。韩非等倡导的君尊臣卑、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理论，直接来源于荀子礼学，又与管仲的礼法思想有间接的渊源关系。韩非屡屡称扬管仲业绩，多次引用管子言论并作补充说明。管仲及其学派有关法治的思想，成为韩非法术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①《荀子·礼论》。
秦朝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与战国时期齐国学术特别是管子学派的学说密切关联。管仲的礼法思想影响了齐国学术进而影响到秦汉政治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管仲思想带有重功利重实用的倾向。这一特点对齐国学风影响深远，使兵学、工商学等实用性学术在齐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先后出现《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多种军事著作，军事理论水平超过其他各国。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一篇，是论述“百工”职责和手工业制造技术的专著，在中国同类著作中时代最早。《考工记》涉及齐国衡量名称并多用齐地方言，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齐人所著。该书反映出齐国手工业的发达和制作工艺的高超，同时反映出齐国学者对工艺研究和技术总结一类活动的重视，科技事业在齐国有深厚的基础。《管子》中的“轻重”各篇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商业与财政问题的专著，是齐国和管子学派特有的理论成果。这些实用学术的发达，与管仲的治国方略和齐国的学术传统有着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
管仲继承了齐太公“尊贤上功”的方针，有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眼光和胸怀。《礼记·杂记下》引孔子说：“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管仲认为，两人是因交游邪恶而误为盗贼，其才具可以担任公臣。与齐桓公一样，管仲在用人方面能既往不咎而用其所长。这种宽容精神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出现了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齐国稷下学术事业的繁荣兴盛，既是战国风气使然，也是齐太公、管仲确立的尊贤、宽容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的结果。
第一节 管子思想与齐国学术
管仲的思想既是齐文化的一部分，又对齐文化的发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齐文化的风格奠基于西周初齐国建立时期。齐太公吕尚制定的“尊贤上功”、“因其俗，简其礼”①的治国方针一直为齐人所沿用，管仲的军政改革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但在宗周政权比较稳固的时代，吕尚提出的追求富强的发展战略，还不能超越周王朝政令法规的威望而对列国发生很深的影响。管仲和齐桓公创建的霸业，将齐国提升为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从而以令人信服的效果证明了富国强兵政策的合理可行。在霸业的带动下，齐国的学术、思想在列国间广泛传播，齐文化的特点和优长得以彰显，齐人对本国文化的自信力增强，齐文化的风格特点日趋稳定和鲜明。
①《吕氏春秋·长见》、《史记·齐太公世家》。
管仲思想对齐国学术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管仲的礼法思想开创了齐国礼法并用的政治传统，对道法结合的黄老学说和礼法结合的荀子学说有直接影响，并间接影响到以韩非为代表的极端派法家学说和秦汉的统治政策；推动了齐国注重实用和宽容开放的学术风气的发展。
管仲主张强化礼、义、廉、耻“四维”，维护君臣名分和贵贱等级，注重道德教化和风俗改良，同时主张明布法令，信赏必罚，这些思想对齐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后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晏婴，在行事谨慎、生活节俭方面与管仲大不相同，但其政治思想继承了管仲的礼法观念并有所发展。《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晏婴认为唯有依靠传统的“礼”才能改变卿大夫势力急剧扩张的局面：“在礼，家施不及国，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晏婴这种礼治主张实以管仲思想为蓝本，其中将“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视为定制的说法，更是直接继承了管仲的“四民者勿使杂处”的思想。晏婴又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敬，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又说“礼”是“先王所禀于天地以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这些论述侧重于从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方面说明礼治的重要性，既强调维系上下等级秩序是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又阐明上下主次之间各有权利和义务，富于辩证精神；同时把“礼”上升到天地秩序的高度，对“礼”的本源和权威作出终极证明，极力夸张礼治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些论述都是对管仲礼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
春秋后期，提倡礼治是贵族政治家中间流行的一种思潮。晏婴的礼论与这类思想有时代共性，同时又表现出齐国礼学的特色。《史记·孔子世家》载：齐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阻止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景公听从晏婴意见，再见孔子时“不问其礼”。晏婴认为，儒家礼学讲究细节仪式，带有浓厚表演色彩，弊病在于繁琐难究、不切实用，是不合“齐俗”的学问。晏婴从功利意识出发批评与周、鲁文化密切相关的儒家礼学，藐视繁文缛节，这是齐国政治家从吕尚到管仲一脉相沿的传统。管仲论“礼”，更多关注“礼”的制度、伦理层面，对揖让跪拜、节文仪式等内容则不如鲁国学者重视。晏婴对儒家礼学的态度，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管仲思想对齐国学术的影响。
晏婴深受孔子及后世学者的推崇，历史上常将他与管仲联称为“管晏”。晏婴继承管仲的礼法思想并高度评价管仲的历史贡献，推动了管仲礼法学说在齐国的传承和发展，是春秋战国之际齐国学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战国时代，齐宣王仰慕齐桓、晋文霸业，孟子弟子齐人公孙丑崇拜“管仲、晏子之功”①，表明管仲在齐人心目中一直居于崇高地位。
①《孟子·公孙丑上》。
管仲重视刑法而又注重道德教化的思想，为齐国道法家学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道法家认为礼、法及所有社会政治制度都是“道”自然派生的，由此提出强调法治但并不排斥礼乐教化的政治主张。这种学说与管仲的治国理念相契合。此外，管仲的顺应民心习俗的思想与道法家的“以因循为用”的原则也有相通之处。战国时期，以彭蒙、田骈、慎到为代表的道法家学派，在齐国稷下学宫中最为强大，该学派的部分学说被推崇管仲思想的学者所吸收，形成《管子》中的《内业》《心术》等思想成果。管仲思想影响到齐国学术的发展趋向，齐国学术的整体进步反过来也促进了管子学派的发展。
先秦礼学大师荀子的思想与管仲思想和管子学派有密切的关系。荀子早年游学稷下时，正当稷下学宫的兴盛时期。此后长期在稷下从事学术研究并三次担任学宫中的“祭酒”。齐襄王时，荀子是资历最深的“老师”①。这种经历使荀子受到齐国学术特别是管仲学派的深刻影响。《荀子·王制》篇“序官”一节所记“宰爵知宾客祭祀飨食牺牲牢之数，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数，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大师之事也；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畜藏，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间树艺，劝教化，趋孝悌，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相阴阳，占祲兆，钻龟陈卦，主禳择五卜，知其吉凶妖祥，伛巫跛击之事也；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抃急禁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变，奸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立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顺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也；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綦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与《管子·立政》篇“省官”一节所说“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足]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视肥 ，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内容类同，字句相近，说明荀子与《管子》确有关系。荀子的“性恶说”和“隆礼重法”思想，与管仲关于民众喜好富贵厌恶贫贱的论述，与管子学派有关道法结合、礼法结合的理论，精神尤为接近，明显带有管子一派学说的印记。
①《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荀子是战国末和秦朝著名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礼学以建立新的等级制度为主旨，强调“分”、“别”和“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①。这些思想上承管仲、孔子，下启韩非和李斯。韩非等倡导的君尊臣卑、加强君主专制集权的理论，直接来源于荀子礼学，又与管仲的礼法思想有间接的渊源关系。韩非屡屡称扬管仲业绩，多次引用管子言论并作补充说明。管仲及其学派有关法治的思想，成为韩非法术学说的重要理论来源。
①《荀子·礼论》。
秦朝以法家学说为指导思想，汉初统治者推崇黄老学说。这两种学说都与战国时期齐国学术特别是管子学派的学说密切关联。管仲的礼法思想影响了齐国学术进而影响到秦汉政治理论，在先秦思想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管仲思想带有重功利重实用的倾向。这一特点对齐国学风影响深远，使兵学、工商学等实用性学术在齐国获得长足的发展。春秋战国时代，齐国先后出现《司马穰苴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多种军事著作，军事理论水平超过其他各国。今本《周礼》中的《考工记》一篇，是论述“百工”职责和手工业制造技术的专著，在中国同类著作中时代最早。《考工记》涉及齐国衡量名称并多用齐地方言，研究者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齐人所著。该书反映出齐国手工业的发达和制作工艺的高超，同时反映出齐国学者对工艺研究和技术总结一类活动的重视，科技事业在齐国有深厚的基础。《管子》中的“轻重”各篇是中国最早系统论述商业与财政问题的专著，是齐国和管子学派特有的理论成果。这些实用学术的发达，与管仲的治国方略和齐国的学术传统有着难以分割的历史联系。
管仲继承了齐太公“尊贤上功”的方针，有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眼光和胸怀。《礼记·杂记下》引孔子说：“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与游，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为之服。”管仲认为，两人是因交游邪恶而误为盗贼，其才具可以担任公臣。与齐桓公一样，管仲在用人方面能既往不咎而用其所长。这种宽容精神在齐威王、齐宣王时代得到充分发挥，由此出现了稷下学宫中百家争鸣，学术思想异彩纷呈的局面。齐国稷下学术事业的繁荣兴盛，既是战国风气使然，也是齐太公、管仲确立的尊贤、宽容的文化传统不断发展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