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一书还涉及阴阳五行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土壤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均与政治统治有关，是管子学派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
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尚书·洪范》。其中，《洪范》篇所述“五行”观念以及政治、道德与天象相互影响的思想，西周以来政治家所信奉的顺时行政的思想和禁忌观念，构成了管子学派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来源。
《管子》的阴阳五行学说见于《幼官》（即玄宫）、《幼官图》、《四时》、《五行》四篇。这种学说以“五行配物”为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和顺天施政的思想为理论依据，主要包含两个观点：统治者必须按照时节的五行属性在不同季节或月份颁行不同的政令；违背时节要求随意施政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按五行原理施政使政治活动公式化。由于五行配物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五行家对每季度应行政事和应行礼仪的规定大同小异，其基本精神是春夏实施赏赐、修乐兴学以助生长，秋冬实施刑罚以助闭藏。如《管子·幼官》说，春季“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四时》篇说：“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阡陌）；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芊。五政苟时，春雨乃来。”《五行》所说略同。这种公式化的政治日程表曾被古代政治家视为珍秘，《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收录的“月令”文献都具有相同的性质。
《幼官》等篇还宣扬“灾异惩罚说”：统治者不按五行月令行事，等于扰乱四季次序，就会引发各种自然灾害。《幼官》《四时》均有“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一类说法，《五行》甚至有“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等威慑性说法。这类论述来自古老的禁忌迷信，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糟粕。
顺天行政的思想与古代天文历法学有关。《幼官》以十二日为一个节气，春、秋各有八个节气，夏、冬各有七个节气。《四时》将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所说历法未见于他书，反映了齐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探索。
《管子》的阴阳五行学说没有涉及朝代按五行相克原理依次更替的“五德终始”理论和新朝兴起时出现相应天象的“符应”理论，这与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有所不同。
《管子》有《弟子职》一篇，记述受业、事师、修养及日常饮食起居的规则。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等等。此类内容在《礼记》的《学记》、《曲礼》等篇中也有记载。有研究者认为该篇为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则。战国时从事教育者都应有类似要求。《弟子职》被收入《管子》，可能是管子学派总结的学生守则。
《管子》中的《问》篇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社会调查提纲。文中提出六十多个问题，涉及政治、法律、民生、风俗、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等等。管子学派的轻重理论有“币乘马”说，要求对土地、人口及所需货币数量作准确的调查统计。《问》篇的思想与此相通，明显带有管子学派的特征。
管子学派要求理财家全面掌握土地的数量、肥 及水利方面的数据，由此引发该学派对水利、土壤问题的研究。《管子》的《度地》篇主要论述水利，其中有对河流的分析：“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有对水性的分析：“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还有对水官设置、人员调动、器材准备、治水时节、工程规划等方面的详细论述。先秦时期有关水利思想的论述，以《度地》篇最为全面和系统。
《管子》的《地员》篇专论土壤种类、性质和所宜物产。《地员》篇多专用术语，内容精深，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与《吕氏春秋》所收《任地》《辨土》等篇，同为中国古代土壤学方面的宝贵文献。
第六节 其他思想与学术
《管子》一书还涉及阴阳五行思想、教育制度和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土壤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内容均与政治统治有关，是管子学派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
阴阳五行思想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商周之际的《易经》和《尚书·洪范》。其中，《洪范》篇所述“五行”观念以及政治、道德与天象相互影响的思想，西周以来政治家所信奉的顺时行政的思想和禁忌观念，构成了管子学派阴阳五行学说的主要来源。
《管子》的阴阳五行学说见于《幼官》（即玄宫）、《幼官图》、《四时》、《五行》四篇。这种学说以“五行配物”为基本原理，以天人感应和顺天施政的思想为理论依据，主要包含两个观点：统治者必须按照时节的五行属性在不同季节或月份颁行不同的政令；违背时节要求随意施政将受到上天的惩罚。
按五行原理施政使政治活动公式化。由于五行配物是一种固定的模式，所以五行家对每季度应行政事和应行礼仪的规定大同小异，其基本精神是春夏实施赏赐、修乐兴学以助生长，秋冬实施刑罚以助闭藏。如《管子·幼官》说，春季“君服青色，味酸味，听角声，治燥气，用八数，饮于青后之井，以羽兽之火爨，藏不忍，行驱养，坦气修通，凡物开静，形生理”。《四时》篇说：“春三月，以甲乙之日发五政：一政曰论幼孤，舍有罪；二政曰赋爵列，授禄位；三政曰冻解修沟渎，复亡人；四政曰端险阻，修封疆，正千伯（阡陌）；五政曰无杀麑夭，毋蹇华绝芊。五政苟时，春雨乃来。”《五行》所说略同。这种公式化的政治日程表曾被古代政治家视为珍秘，《吕氏春秋》《礼记》《淮南子》收录的“月令”文献都具有相同的性质。
《幼官》等篇还宣扬“灾异惩罚说”：统治者不按五行月令行事，等于扰乱四季次序，就会引发各种自然灾害。《幼官》《四时》均有“春行冬政肃，行秋政雷，行夏政阉”一类说法，《五行》甚至有“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然），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等威慑性说法。这类论述来自古老的禁忌迷信，是阴阳五行学说中的糟粕。
顺天行政的思想与古代天文历法学有关。《幼官》以十二日为一个节气，春、秋各有八个节气，夏、冬各有七个节气。《四时》将一年分为五个“七十二日”。所说历法未见于他书，反映了齐人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探索。
《管子》的阴阳五行学说没有涉及朝代按五行相克原理依次更替的“五德终始”理论和新朝兴起时出现相应天象的“符应”理论，这与战国末期齐国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有所不同。
《管子》有《弟子职》一篇，记述受业、事师、修养及日常饮食起居的规则。如“先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见善从之，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志毋虚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颜色整齐，中心必式。夙兴夜寐，衣带必饰。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谓学则”等等。此类内容在《礼记》的《学记》、《曲礼》等篇中也有记载。有研究者认为该篇为齐国稷下学宫的学则。战国时从事教育者都应有类似要求。《弟子职》被收入《管子》，可能是管子学派总结的学生守则。
《管子》中的《问》篇是中国最早的一篇社会调查提纲。文中提出六十多个问题，涉及政治、法律、民生、风俗、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如“问国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问州之大夫也，何里之士也？”“问刑论有常以行，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问独夫、寡妇、孤寡、疾病者几何人也？问国之弃人，何族之子弟也？问乡之良家，其所牧养者几何人矣？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国子弟之无上事，衣食不节，率子弟不田弋猎者几何人？男女不整齐，乱乡子弟者有乎？”“问国之伏利其可应人之急者几何所也？人之所害于乡里者，何物也？问士之有田宅身在陈列者几何人？余子之胜甲兵有行伍者几何人？”等等。管子学派的轻重理论有“币乘马”说，要求对土地、人口及所需货币数量作准确的调查统计。《问》篇的思想与此相通，明显带有管子学派的特征。
管子学派要求理财家全面掌握土地的数量、肥 及水利方面的数据，由此引发该学派对水利、土壤问题的研究。《管子》的《度地》篇主要论述水利，其中有对河流的分析：“水有大小，又有远近。水之出于山而流入于海者，命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命曰枝水；山之沟，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之出于地，流于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出地而不流者，命曰渊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因而扼之可也”；有对水性的分析：“夫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高其上，领瓴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乃迂其道而远之，以势行之。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水妄行则伤人”；还有对水官设置、人员调动、器材准备、治水时节、工程规划等方面的详细论述。先秦时期有关水利思想的论述，以《度地》篇最为全面和系统。
《管子》的《地员》篇专论土壤种类、性质和所宜物产。《地员》篇多专用术语，内容精深，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与《吕氏春秋》所收《任地》《辨土》等篇，同为中国古代土壤学方面的宝贵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