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愍王时期，稷下学宫有慎到、田骈一派提出道法结合的理论。管子学派充分吸收慎到等人的思想，对道法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其有关道论、心论、气论的内容主要见于《管子》的《内业》《心术》《白心》《枢言》等篇，有关君臣关系及立法思想的论述见于《君臣上》《君臣下》《任法》《明法》等篇。
管子学派的道法学说主要包含以下思想：
（1）天道无为，礼法皆出于道。道论是该派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天道虚漠无为，无私无偏，派生和包容万物，故君主应效法顺应天道，礼法并用，虚心去欲，静因物理，确立法律规章后一切依法处置，让臣属各守其职、各尽所能，如此则君主无须烦劳即可实现天下大治。
管子学派的道论，侧重于论述道的虚漠无形的状态和自然无为的性能，以及道与礼法伦理的派生关系，这与庄子一派侧重发挥宇宙生成思想有所不同。《管子·心术上》说：“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末、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天道无形无为，故无偏私而能化育万物，人类社会的义、礼、法都是天道所派生，故其存在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心术上》就此解释说：“无为之谓道，舍（施）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人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这里指出，礼和法同出于道，都是自然形成、合乎事理的。礼和法既为合理之物，政治家自然不应厚此薄彼或有所偏废，应当兼容并包，任由其自行发挥各自的功能。
《老子》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等极端言论，《管子·心术上》避免了这种偏颇。老庄学派由“天道无为”走向对仁义礼法的否定，管子学派则由“天道无为”走向对法制的肯定和对儒家礼义思想的兼容，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2）虚心去智，静因物理。君主应效法天道无为的精神，保持虚静的心境，完全摒弃偏见和妄念，不预设前提，不自认聪明，不师心自用，一切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
《心术上》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故曰不伐（忒）。”虚静既为天地自然之道，故人君必须效法。所谓“虚”，是说扫除内心所有的主观偏见，使心灵处于绝对纯净的状态：“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心中不预藏某种观念，即可避免先入为主，所以“无藏”即是“去知（智）”。这里的“智”是指一种用智取巧的心态，与今人所说自以为是、耍小聪明意近。内心藏有成见和偏见，以自己的好恶评判是非，则妨碍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故《心术上》又说：“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知与故（机巧）。”同篇解说道：“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知与故，言虚素也。”
心境应虚素，处世则应遵循“静因之道”。《心术上》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完全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对于事物本来的性状不作任何人为的增添和减少，此即为“因”。
“静因之道”又是指不先物而动，不按主观意图改变事物自身的发展趋向，只在事物表现出某种变化趋势时才顺应这种变化。《心术上》说：“（君子）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解说云：“（君子）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有预设、有所图即有可能违背事物之理，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以物为法，缘理而动”。
以上强调虚静因循的思想，与西哲所说智者“自知其无知”的观点相似，包含很高的智慧。管子学派对如何修成虚静心境也有详细论述，内容已见上节。
（3）君佚臣劳，弃智任法。无为静因的观点直接通向法治学说和君主集权思想。君主虚静无为，表现在政治上是不任智而任法，不插手具体事务而役使众臣。
《心术上》对虚静无为的政治原则有经典表述：“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君臣之位不同，应各循其道。君为心脏，臣为九窍，各有功能，不可侵越和替代。君静臣动，君佚臣劳，君无为而臣有为。设官分职，建章立制，诸事均按法规办理，君主即可优游无事，垂拱而治。
管子学派十分强调君臣职守的不同。《君臣上》说：“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又说：“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不自以为劳苦），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这些论述，与《心术上》所说“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完全一致。
为保证君无为而臣有为，必须立法。有法律督责众臣，君主即无须烦劳，故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依法治国。《管子·任法》指出：“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宝）用也。”《君臣上》篇也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 ，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敎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
要求君主无为而任法，也包含限制君主师智自用、随意干涉之意。《明法》篇说：“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君主在用人和考评官员时必须依法行事，而不能掺杂私意。《君臣上》篇指出：“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任法》篇也说：“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
君主屏除小慧和私心，依法治国，即可实现无为而治。《任法》篇对此有总结性的描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管子学派的道法学说与管仲的思想有内在联系。管仲有顺应民心习俗而施政的观点，又有明布法令、信赏必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应物而动、静因之道和任法无为学说的最早来源。此外，管子学派的上述学说虽大半吸收了慎到的“弃知去己”思想，但并未采纳慎到反对慕贤才、反对任忠臣等极端化的观点。这种取舍反映出管子学派自身的特点。
道法结合的学说到汉代被称为“黄老”学说，核心思想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①。黄老道家学说在汉初是国家统治思想，“无为而治”方针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汉初黄老之学主要来自齐地，是包括管子一派学说在内的齐国稷下学术的余续。
①《史记·太史公自叙》。
第三节 政治法律思想
齐愍王时期，稷下学宫有慎到、田骈一派提出道法结合的理论。管子学派充分吸收慎到等人的思想，对道法理论作了完整的阐述。其有关道论、心论、气论的内容主要见于《管子》的《内业》《心术》《白心》《枢言》等篇，有关君臣关系及立法思想的论述见于《君臣上》《君臣下》《任法》《明法》等篇。
管子学派的道法学说主要包含以下思想：
（1）天道无为，礼法皆出于道。道论是该派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天道虚漠无为，无私无偏，派生和包容万物，故君主应效法顺应天道，礼法并用，虚心去欲，静因物理，确立法律规章后一切依法处置，让臣属各守其职、各尽所能，如此则君主无须烦劳即可实现天下大治。
管子学派的道论，侧重于论述道的虚漠无形的状态和自然无为的性能，以及道与礼法伦理的派生关系，这与庄子一派侧重发挥宇宙生成思想有所不同。《管子·心术上》说：“虚而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君臣父子、人间之事谓之义；登降揖让、贵贱有等、亲疏之体谓之礼；简物、小末、一道、杀僇、禁诛谓之法。”天道无形无为，故无偏私而能化育万物，人类社会的义、礼、法都是天道所派生，故其存在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心术上》就此解释说：“无为之谓道，舍（施）之之谓德。故道之与德无间，故言之者不别也。人间之理者，谓其所以舍也。义者，谓各处其宜也。礼者，因人之情，缘义之理，而为之节文者也。故礼者，谓有理也。理也者，明分以谕义之意也。故礼出乎义，义出乎理，理因乎道者也。法者所以同出，不得不然者也，故杀僇、禁诛以一之也。故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
这里指出，礼和法同出于道，都是自然形成、合乎事理的。礼和法既为合理之物，政治家自然不应厚此薄彼或有所偏废，应当兼容并包，任由其自行发挥各自的功能。
《老子》有“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等极端言论，《管子·心术上》避免了这种偏颇。老庄学派由“天道无为”走向对仁义礼法的否定，管子学派则由“天道无为”走向对法制的肯定和对儒家礼义思想的兼容，这是两者的重要区别。
（2）虚心去智，静因物理。君主应效法天道无为的精神，保持虚静的心境，完全摒弃偏见和妄念，不预设前提，不自认聪明，不师心自用，一切顺应事物的自然规律。
《心术上》说：“天之道虚，地之道静，虚则不屈，静则不变，故曰不伐（忒）。”虚静既为天地自然之道，故人君必须效法。所谓“虚”，是说扫除内心所有的主观偏见，使心灵处于绝对纯净的状态：“虚者，无藏也。故曰去知则奚求矣，无藏则奚设矣，无求无设则无虑，无虑则反复虚矣。”心中不预藏某种观念，即可避免先入为主，所以“无藏”即是“去知（智）”。这里的“智”是指一种用智取巧的心态，与今人所说自以为是、耍小聪明意近。内心藏有成见和偏见，以自己的好恶评判是非，则妨碍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故《心术上》又说：“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恶，恬愉无为，去知与故（机巧）。”同篇解说道：“人迫于恶，则失其所好；怵于好，则忘其所恶。非道也。”“恶不失其理，欲不过其情，故曰君子。恬愉无为，去知与故，言虚素也。”
心境应虚素，处世则应遵循“静因之道”。《心术上》说：“无为之道，因也。因也者，无益无损也。以其形，因为之名，此因之术也。名者，圣人之所以纪万物也。”完全按照事物本身的规律办事，对于事物本来的性状不作任何人为的增添和减少，此即为“因”。
“静因之道”又是指不先物而动，不按主观意图改变事物自身的发展趋向，只在事物表现出某种变化趋势时才顺应这种变化。《心术上》说：“（君子）其应也，非所设也；其动也，非所取也。过在自用，罪在变化。是故有道之君子，其处也，若无知；其应物也，若偶之，静因之道也。”解说云：“（君子）其应非所设也，其动非所取也，此言因也。因也者，舍己而以物为法也。感而后应，非所设也；缘理而动，非所取也。”有预设、有所图即有可能违背事物之理，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以物为法，缘理而动”。
以上强调虚静因循的思想，与西哲所说智者“自知其无知”的观点相似，包含很高的智慧。管子学派对如何修成虚静心境也有详细论述，内容已见上节。
（3）君佚臣劳，弃智任法。无为静因的观点直接通向法治学说和君主集权思想。君主虚静无为，表现在政治上是不任智而任法，不插手具体事务而役使众臣。
《心术上》对虚静无为的政治原则有经典表述：“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嗜欲充盈，目不见色，耳不闻声，故曰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得。”君臣之位不同，应各循其道。君为心脏，臣为九窍，各有功能，不可侵越和替代。君静臣动，君佚臣劳，君无为而臣有为。设官分职，建章立制，诸事均按法规办理，君主即可优游无事，垂拱而治。
管子学派十分强调君臣职守的不同。《君臣上》说：“为人君者，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为人臣者，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说：“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职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无以有其国；臣失其事，无以有其位。然则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虚矣。上之畜下不妄，则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虚，则循义从令者审也。上明下审，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又说：“论材、量能，谋德而举之，上之道也；专意一心，守职而不劳（不自以为劳苦），下之事也。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则有司不任；为人臣者，上共专于上，则人主失威。是故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莅民，而不言智能聪明。智能聪明者，下之职也；所以用智能聪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职，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复合为一体。”这些论述，与《心术上》所说“心之在体，君之在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完全一致。
为保证君无为而臣有为，必须立法。有法律督责众臣，君主即无须烦劳，故无为而治的根本在于依法治国。《管子·任法》指出：“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宝）用也。”《君臣上》篇也说：“是故有道之君，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则众不敢逾轨而行矣；下有五横以揆其官，则有司不敢离法而使矣。朝有定度衡仪，以尊主位，衣服 ，尽有法度，则君体法而立矣。君据法而出令，有司奉命而行事，百姓顺上而成俗，著久而为常，犯俗离敎者，众共奸之，则为上者佚矣。”
要求君主无为而任法，也包含限制君主师智自用、随意干涉之意。《明法》篇说：“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君主在用人和考评官员时必须依法行事，而不能掺杂私意。《君臣上》篇指出：“别交正分之谓理，顺理而不失之谓道，道德定而民有轨矣。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任法》篇也说：“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令往而民从之。而失君则不然，法立而还废之，令出而后反之，枉法而从私，毁令而不全，是贵能威之，富能禄之，贱能事之，近能亲之，美能淫之也。”
君主屏除小慧和私心，依法治国，即可实现无为而治。《任法》篇对此有总结性的描述：“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则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誉；舍数而任说，故民舍实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离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劳烦、百姓迷惑而国家不治。圣君则不然，守道要，处佚乐，驰骋弋猎，钟鼓竽瑟，宫中之乐无禁圉也。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群臣无诈伪，百官无奸邪，奇术技艺之人莫敢高言孟行以过其情、以遇其主矣。”
管子学派的道法学说与管仲的思想有内在联系。管仲有顺应民心习俗而施政的观点，又有明布法令、信赏必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应物而动、静因之道和任法无为学说的最早来源。此外，管子学派的上述学说虽大半吸收了慎到的“弃知去己”思想，但并未采纳慎到反对慕贤才、反对任忠臣等极端化的观点。这种取舍反映出管子学派自身的特点。
道法结合的学说到汉代被称为“黄老”学说，核心思想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①。黄老道家学说在汉初是国家统治思想，“无为而治”方针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汉初黄老之学主要来自齐地，是包括管子一派学说在内的齐国稷下学术的余续。
①《史记·太史公自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