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霸业结束后，管仲的思想在齐国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管仲辅佐齐桓公创造了齐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国家的强盛和荣耀给齐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管仲创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行之有效并长期为齐人所沿用，这使管仲的治国理念得以同时发生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始终居于强国行列，齐国君臣对重现称霸天下的局面抱有更多的期待，对管仲的崇拜也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和持久。这些因素为齐国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此外，管仲家族和陈氏家族的特点也有利于管仲思想的保存和传承。管仲后代连续七世为齐国大夫，是门庭显赫实力雄厚的世族。管氏家族的长期延续，使管仲的思想、事迹和有关传说能够在本家族内世代流传，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陈氏家族的祖先陈公子完因陈国内乱逃往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负责工程和器物制作的工师。公子完与管仲为同时代人，对管仲的工商思想应有较多了解。春秋后期，陈氏曾通过“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①等方法争取民心，逐渐掌握齐国政权。贩卖木材鱼盐而不加价是一时的特殊行为，陈氏的贸易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同样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具有经营工商业传统的陈氏家族后来取代姜姓贵族成为齐国统治者。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陈氏齐国不但会沿用齐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对管仲大力倡导工商事业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也会给予更多的重视。
①《左传·昭公三年》。
战国时代，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时期和愍王（前300—前284年在位）前段，齐国再次进入鼎盛期。齐威王锐意改革，整肃吏治，齐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齐宣王仰慕“齐桓、晋文之事”，自称有志“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②。齐愍王时，齐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愍王一度与秦昭王并称为“东帝”、“西帝”，于公元前286年灭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③。此时齐愍王已有统一中国的雄心。随着齐国的强盛，对霸王之道的探讨和对大国体制的设计成为齐国学者热衷的课题。管仲的思想作为齐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和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称霸理论，必然引发齐国士人的高度关注。大致是在这一时期，管仲思想的追随者和研究者不断增加，整理管仲资料、发挥管仲遗说等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②《孟子·梁惠王上》。
齐威、宣、愍时期也是齐国文化最兴盛的时期。陈桓公午（前374—357年在位）建立的稷下学宫，这时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中心。“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④稷下学宫汇聚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不同学派的学者在稷下自由议论、激烈交锋而又平等共处，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术的繁荣对管子学派的形成和管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管仲思想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搜集整理管仲遗说的同时，必然要广泛吸收与管仲的基本观念相近或相通的其他各家各派的新思想新学说，同时会用流行的概念术语对管仲原有的思想作新的表述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管子》一书的编纂和管子学派的形成就是以上各种机缘促成的结果。《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管子》各篇到战国末期已广泛传播，其写定正可上推至齐威、宣、愍时期。
③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管子》的编纂是管子学派形成的标志。《管子》由众多学者陆续写成，内容庞杂，是齐国管子学派的思想资料汇编。《管子》可以代表管子学派，与《吕氏春秋》代表秦国杂家、《淮南子》代表汉初道家的情况相似。不同的是，《管子》不是由管仲本人组织编写，而是由后来崇奉管仲思想的学者自发编成；《管子》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管仲遗说，管仲思想对《管子》编写的影响很深，而其他杂钞类著作中属于主纂者个人原创的思想并不多。
《管子》一书所反映的管子学派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崇拜管仲的功业和人格，服膺管仲思想，着力搜集和保存与管仲有关的历史资料。《管子》的编写与管仲时代相隔较远（约在三百年左右），编书者仍致力于传承管仲的思想，并将自认为符合富国强兵精神的观点和学说统归于管仲名下，都是出于对管仲的景仰。《管子》对管仲的言论、生平、改革措施、制度建设以及相关传说有详细的记载，先秦时期与管仲有关的资料基本都被收入书中。《管子》对管仲的治国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所述基本理念如政治应当顺应民心习俗、治国必先富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令公开和信赏必罚等等，都是管仲本人原有的思想。
（2）以管仲的治国原则为指导，广泛吸收各家学说以充实本学派的思想。《管子》书中包含大量的儒、道、法、阴阳、农、兵等各个学派的思想资料，但总体来看与管仲的基本思想并无冲突，所收各派观点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矛盾相左之处。管子学派在吸收各家思想时有其标准和原则，与管仲思想完全异质的学说，如名家的诡辩理论，杨朱、庄子一派极端强调自我价值和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思想等等，即为《管子》所不取。水本原论、自然无为学说、法术学说、阴阳五行理论、封禅思想、兵法思想、土壤学理论、货币赋税理论等等，虽然明显带有战国学术的特点，但管子学派仍将这些内容收入《管子》或托名为管仲所作，是因为其中有些思想如兵法、“轻重”之类在管仲那里确已有所萌芽；有些思想则被认为与管仲的治国精神有相近相通之处。齐国文化历来有开放、宽容和兼收并蓄的传统，管仲学派的学说集中体现了齐学的这一特点。
（3）管子学派继承了管仲崇尚功利和实用的特点，重视制度建设，对有关政令、政策、具体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尤其给予高度关注。《管子》书中的《乘马》《七法》《幼官》《幼官图》《五辅》《八观》《法法》《兵法》《中匡》《小匡》《问》《地图》《侈靡》《四时》《五行》《封禅》《度地》《地员》《弟子职》以及《臣乘马》以下“轻重”各篇，皆论述制度、政策、措施或某种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在全书中占很大比重。这与儒、道诸家侧重作学理分析的著作有所不同。《管子》的性质与多记制度和措施的《商君书》相似，研究法规制度者可据以为参考文献，故韩非子称两书为“商、管之法”。管仲是实干型政治家，所颁政令、章程例由官府收藏。管子学派讨论的问题多与国家典章制度有关，所据资料有些或即来源于齐国的档案文件。在稷下各学派中，编纂《管子》的管子学派与齐国官府的关系应更为密切。
（4）管子学派有研究货币政策、价格政策及相关理论的专长，这是该学派最突出的特色。《管子》最后所列讨论“轻重”之术的文章共十九篇（包括已经亡佚者），其分量之大和研究之专精，在先秦诸子中绝无仅有。管子学派有理财专长，与儒家有议礼制礼专长、墨家有守城制器专长相类似。这部分内容，应是出自管子学派中长期研究国家财政问题的专家之手。
经过管子学派的整理、引申和发挥，管仲原有的思想和战国时代齐国学者所增添的内容被融入《管子》一书当中。《管子》用战国时代流行的语言将管仲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又吸收各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管子的思想。
《管子》书中明显带有战国色彩的理论，都应视为管子学派对管仲遗说的发挥和补充。这些新学说历史上一直附随管仲的名字而传播，对扩大管仲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上已成为管仲思想不可分割的后续部分。下面即分哲学、政治与法律、财政、军事四方面，对这些学说作一介绍。
第一节 齐国管子学派
齐国霸业结束后，管仲的思想在齐国一直具有强大的影响力。管仲辅佐齐桓公创造了齐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业绩，国家的强盛和荣耀给齐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管仲创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行之有效并长期为齐人所沿用，这使管仲的治国理念得以同时发生深刻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始终居于强国行列，齐国君臣对重现称霸天下的局面抱有更多的期待，对管仲的崇拜也远比其他地区更为强烈和持久。这些因素为齐国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提供了充分的历史条件。
此外，管仲家族和陈氏家族的特点也有利于管仲思想的保存和传承。管仲后代连续七世为齐国大夫，是门庭显赫实力雄厚的世族。管氏家族的长期延续，使管仲的思想、事迹和有关传说能够在本家族内世代流传，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陈氏家族的祖先陈公子完因陈国内乱逃往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负责工程和器物制作的工师。公子完与管仲为同时代人，对管仲的工商思想应有较多了解。春秋后期，陈氏曾通过“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①等方法争取民心，逐渐掌握齐国政权。贩卖木材鱼盐而不加价是一时的特殊行为，陈氏的贸易活动在通常情况下同样以获取高额利润为目的。具有经营工商业传统的陈氏家族后来取代姜姓贵族成为齐国统治者。受家族传统的影响，陈氏齐国不但会沿用齐太公“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国策，对管仲大力倡导工商事业和富国强兵的思想也会给予更多的重视。
①《左传·昭公三年》。
战国时代，齐威王（前356—前320年在位）、宣王（前319—前301年在位）时期和愍王（前300—前284年在位）前段，齐国再次进入鼎盛期。齐威王锐意改革，整肃吏治，齐国政治面貌焕然一新。齐宣王仰慕“齐桓、晋文之事”，自称有志“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②。齐愍王时，齐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愍王一度与秦昭王并称为“东帝”、“西帝”，于公元前286年灭宋，又“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以并周室，为天子。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③。此时齐愍王已有统一中国的雄心。随着齐国的强盛，对霸王之道的探讨和对大国体制的设计成为齐国学者热衷的课题。管仲的思想作为齐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和已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称霸理论，必然引发齐国士人的高度关注。大致是在这一时期，管仲思想的追随者和研究者不断增加，整理管仲资料、发挥管仲遗说等工作全面开展起来。
②《孟子·梁惠王上》。
齐威、宣、愍时期也是齐国文化最兴盛的时期。陈桓公午（前374—357年在位）建立的稷下学宫，这时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文化中心。“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④稷下学宫汇聚了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和思想家，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派。不同学派的学者在稷下自由议论、激烈交锋而又平等共处，开创了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术的繁荣对管子学派的形成和管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管仲思想的追随者和研究者出于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目的，在搜集整理管仲遗说的同时，必然要广泛吸收与管仲的基本观念相近或相通的其他各家各派的新思想新学说，同时会用流行的概念术语对管仲原有的思想作新的表述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要求。《管子》一书的编纂和管子学派的形成就是以上各种机缘促成的结果。《韩非子·五蠹》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管子》各篇到战国末期已广泛传播，其写定正可上推至齐威、宣、愍时期。
③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管子》的编纂是管子学派形成的标志。《管子》由众多学者陆续写成，内容庞杂，是齐国管子学派的思想资料汇编。《管子》可以代表管子学派，与《吕氏春秋》代表秦国杂家、《淮南子》代表汉初道家的情况相似。不同的是，《管子》不是由管仲本人组织编写，而是由后来崇奉管仲思想的学者自发编成；《管子》书中保留了大量的管仲遗说，管仲思想对《管子》编写的影响很深，而其他杂钞类著作中属于主纂者个人原创的思想并不多。
《管子》一书所反映的管子学派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崇拜管仲的功业和人格，服膺管仲思想，着力搜集和保存与管仲有关的历史资料。《管子》的编写与管仲时代相隔较远（约在三百年左右），编书者仍致力于传承管仲的思想，并将自认为符合富国强兵精神的观点和学说统归于管仲名下，都是出于对管仲的景仰。《管子》对管仲的言论、生平、改革措施、制度建设以及相关传说有详细的记载，先秦时期与管仲有关的资料基本都被收入书中。《管子》对管仲的治国经验作了全面的总结，所述基本理念如政治应当顺应民心习俗、治国必先富民、“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法令公开和信赏必罚等等，都是管仲本人原有的思想。
（2）以管仲的治国原则为指导，广泛吸收各家学说以充实本学派的思想。《管子》书中包含大量的儒、道、法、阴阳、农、兵等各个学派的思想资料，但总体来看与管仲的基本思想并无冲突，所收各派观点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矛盾相左之处。管子学派在吸收各家思想时有其标准和原则，与管仲思想完全异质的学说，如名家的诡辩理论，杨朱、庄子一派极端强调自我价值和追求绝对精神自由的思想等等，即为《管子》所不取。水本原论、自然无为学说、法术学说、阴阳五行理论、封禅思想、兵法思想、土壤学理论、货币赋税理论等等，虽然明显带有战国学术的特点，但管子学派仍将这些内容收入《管子》或托名为管仲所作，是因为其中有些思想如兵法、“轻重”之类在管仲那里确已有所萌芽；有些思想则被认为与管仲的治国精神有相近相通之处。齐国文化历来有开放、宽容和兼收并蓄的传统，管仲学派的学说集中体现了齐学的这一特点。
（3）管子学派继承了管仲崇尚功利和实用的特点，重视制度建设，对有关政令、政策、具体措施等方面的内容尤其给予高度关注。《管子》书中的《乘马》《七法》《幼官》《幼官图》《五辅》《八观》《法法》《兵法》《中匡》《小匡》《问》《地图》《侈靡》《四时》《五行》《封禅》《度地》《地员》《弟子职》以及《臣乘马》以下“轻重”各篇，皆论述制度、政策、措施或某种专业性很强的知识，在全书中占很大比重。这与儒、道诸家侧重作学理分析的著作有所不同。《管子》的性质与多记制度和措施的《商君书》相似，研究法规制度者可据以为参考文献，故韩非子称两书为“商、管之法”。管仲是实干型政治家，所颁政令、章程例由官府收藏。管子学派讨论的问题多与国家典章制度有关，所据资料有些或即来源于齐国的档案文件。在稷下各学派中，编纂《管子》的管子学派与齐国官府的关系应更为密切。
（4）管子学派有研究货币政策、价格政策及相关理论的专长，这是该学派最突出的特色。《管子》最后所列讨论“轻重”之术的文章共十九篇（包括已经亡佚者），其分量之大和研究之专精，在先秦诸子中绝无仅有。管子学派有理财专长，与儒家有议礼制礼专长、墨家有守城制器专长相类似。这部分内容，应是出自管子学派中长期研究国家财政问题的专家之手。
经过管子学派的整理、引申和发挥，管仲原有的思想和战国时代齐国学者所增添的内容被融入《管子》一书当中。《管子》用战国时代流行的语言将管仲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又吸收各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管子的思想。
《管子》书中明显带有战国色彩的理论，都应视为管子学派对管仲遗说的发挥和补充。这些新学说历史上一直附随管仲的名字而传播，对扩大管仲的影响起到了推动作用，事实上已成为管仲思想不可分割的后续部分。下面即分哲学、政治与法律、财政、军事四方面，对这些学说作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