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敬，周代颍上（今河南禹州一带）人，辅佐齐桓公振兴齐国，创建霸业，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理财家、外交家和谋略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
管仲家族出自周穆王，姬姓，原居于今河南中部颍水流域，后迁居齐国。管仲的父亲管山为齐国大夫，管仲的早期身份属于贵族中最低一级的士。
管子像
因出身较低和家道衰落等原因，管子早年生活颇为困顿。他与好友鲍叔牙从事过长途贩运，担任过多种卑职而屡被弃用，又多次在作战时成为逃兵。长期的下层生活和屡受挫折的经历，使管仲对齐国的世态民情有深刻的了解，并磨炼出不羞小节、忍辱待发的坚韧性格。
齐襄公后期，管仲与鲍叔牙分别成为襄公之弟公子纠和公子小白的臣属。公孙无知杀襄公，自立为君，公子纠与管仲出奔鲁国，公子小白与鲍叔牙等出奔莒国。公孙无知不久被国人推翻，公子纠和小白开始争夺齐国政权。小白抢先入齐并得到大族国氏、高氏的支持，战胜公子纠及其依仗的鲁国势力，夺得君位，是为齐桓公。经鲍叔牙力荐，齐桓公不计前嫌，破例任用管仲为宰辅，委以重权，赐以厚禄，尊称“仲父”，从此管仲跻身齐国最高政治舞台，得以充分施展政治才能。
管仲执政期间，继承太公望创建齐国时确立的崇尚功利、重视工商、重视军事和强调法纪的治国方针，围绕着“通货积财，富国强兵”的目标，大力发展工商渔盐事业，积极改革赋税制度，强化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合一的军政体制，整顿秩序，整饬风俗，使齐国迅速走向富强。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权威日趋下降，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大为削弱，南北边区一些文化发展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不断向中原地区发起冲击，华夏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受到威胁。华夏各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军事中心控制大局，维系和增强各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管仲和齐桓公适应这一时代需要，通过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活动谋求齐国的霸主地位。凭借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齐国兼并了邻近的谭、遂等弱小国家，不断扩张势力范围，给其他国家施以有力的震慑。齐桓公以“尊王攘夷”的名义率领中原各国抵御少数民族的袭扰，救助被狄族攻破的国家，“迁邢于夷仪，封卫于楚丘”①；又挥师北上，远征山戎族令支、孤竹诸国；南下伐蔡、伐楚，以强势姿态逼迫楚人加入以齐国为盟主的召陵盟会，是为春秋时期中原霸主伐楚取得成功的仅有的一例。齐国还通过频繁的盟会向各诸侯国发号施令，申明礼制规范，约束贵族言行，解决列国之间的纠纷，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①。齐桓公的霸业打破了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格局，开创了大国称霸的局面，对此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管仲是全盘谋划齐国称霸事业的战略家，是齐国军政大计实际上的决策者，霸业的成功为其赢得崇高的威望。齐桓公三十八年（公元前648年），周襄王特命以上卿之礼招待管仲，褒扬其功勋与美德，管氏的声名荣耀至此达到顶点。
①《左传·闵公二年》。
晚年病重期间，管仲曾告诫齐桓公疏远左右宠臣，但未被采纳。管仲去世后，桓公重用宠臣易牙、竖刁，旋因病重被隔离于宫内，终致衰困而死。此后桓公诸子争夺君位，齐国陷入内乱，逐渐丧失中原霸主地位。但管仲建立的军政制度延续下来，这为齐国长期保持富强奠定了基础。终春秋之世，齐国一直是一等强国，国力可与晋、楚并驾齐驱。
管仲不仅创造了辉煌的功业，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遗产。
管仲的政治思想上承齐太公而又有所发展。“政之所兴，在顺民心”②，是管仲治国施政所秉持的基本理念。他认为，统治者制订政策应当顺应民众的本性和心理，尊重当地世代沿袭的风尚和习俗：“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③。管仲还把民意比作天意，认为政治家最应重视百姓的需求。从顺应民意、习俗的观点出发，管仲大力弘扬齐人原有的崇尚功利的传统，将富国强兵作为政治的终极目标。他认为，追求富贵而厌恶贫贱是民众本性和民心所向，而追逐利益的风气在齐国尤为流行，所以治理齐国应当因势利导，大力发展经济，实行富民政策。管仲又提出著名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①的口号，认为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必须以经济富足为基础，国家富强和国民生活殷实是道德建设的前提。管仲注重实用和功效，将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作为政治家的第一要务，将利益原则置于道德教育的作用之上，这种观念与鲁国重视道义宣传和道德教化的传统明显有所不同。
②《管子·牧民》。
①③《史记·管晏列传》。
管仲与同时代其他政治家的区别还在于他注重“通货积财”、“贵轻重，慎权衡”②，即特别重视运用调配财物、调节价格等方法增加财政收入。在管理军赋、田税和工商渔盐事务的过程中，管仲形成了一套统筹规划和精于计算的理财模式，他是当时最出色的理财家并被后世理财家奉为楷模。
管仲强调礼制和法纪的重要性，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政治统治的“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③；主张用刑罚手段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对不听号令者施以严厉制裁：“威民在上，弗畏有刑”④；又特别重视政令的公开性和周知性，提出“言于室满于室，言于堂满于堂，是谓天下王”、“赏罚信于所见”等主张⑤。这些观点对后来法家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②③《史记·管晏列传》。
④《国语·晋语四》。
⑤《韩非子·难四》。
管仲的外交思想也独具特色。管仲认为中原霸主应当负起保护华夏诸国的责任，积极救助遭受“戎狄”侵扰的华夏人民。他主张以正义姿态对待存有异心的国家，以德政和文明吸引远方各族；主张以诚信态度对待结盟各国，反对因一时的外交投机而卷入别国内部纠纷。管仲确立的德、礼、诚等外交原则和谋求列国心悦诚服的外交战略取得巨大成效，被孔子赞誉为“九合诸侯，不以兵车”⑥。
⑥《论语·宪问》。
战国时代，管仲的思想被后学发展成为一种内容庞杂体系宏大的学说。齐威王、宣王、愍王时期的齐国具有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和统一中国的设想，政治需要推动齐人积极谋划和构建更宏伟的治国理论。管仲思想作为齐国固有的最具影响力的思想资源，自然成为这时齐国理论建设的出发点和重要依据。当时齐国稷下学宫有各种学派自由争鸣，是思想文化最为活跃发达的学术中心，可以为齐人构建大国理论体系提供富于时代气息的观点和材料。齐国学者在整理、总结管仲遗说的同时，充分吸收诸子百家的新思想，从而推动了管子思想的发展。流传至今的《管子》一书，就是战国时代服膺和继承管仲思想的齐国后学不断进行理论探索所取得的成果。
四部备要本《管子》书影
《管子》是由很多佚名的田齐学者陆续写成的作品。书中的文字表述带有战国风格，书中的思想如水本原论、自然无为学说、刑名法术学说、玄宫与五行理论、封禅思想、兵法思想、土壤学理论以及货币赋税理论等等，都带有战国思潮的印记，内容相当驳杂。《管子》既非管仲手著，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但全书贯穿着富国强兵的宗旨和崇尚功利的精神，齐学特色非常鲜明；书中各种学说包括专讲帝王心性修养的学说，与管仲的治国理念均有关联，特别是该书“经言”部分数篇与管仲思想有着更直接的渊源关系。《管子》用战国时代流行的语言将管仲的思想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又吸收各家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管子的思想，是一部集中阐述强国之术和帝王理论的田齐管仲学派的论文汇编。管仲的思想和《管子》一书事实上难以分割。韩非子已将《管子》作为研究管仲思想的重要资料，司马迁则直接将该书视为管仲的作品。
管仲的思想和《管子》一派学说，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管仲是战国时代齐国黄老道家和法家的思想先驱。他倡导的顺应民心和与俗同好恶的思想是黄老学派因顺自然、虚静无为思想的重要来源，其赏罚严明、政令公开的思想则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管仲是战国时代齐文化的奠基者之一。他的富国强兵思想推动了齐国“尊贤上功”风气的发展，使注重功利、推崇谋略和文化上的开放宽容成为齐国的传统，为齐国学术风格的形成和后来稷下学术事业的高度繁荣铺平了道路。管仲又是中国古代功利派政治家的鼻祖。战国后期，“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①，管仲之法已被很多人奉为治国经典。“《齐语》载管仲相齐本末粗备，后世言治功者皆祖述之。”②西汉理财家桑弘羊，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和刘备，均对管仲思想和《管子》一书备极推崇。与强调道德教化的儒家学说不同，管仲的思想和学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另一侧面，代表了另一类型但同样高超的智慧和价值追求，是中国思想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视的一份精神遗产。
①《韩非子·五蠹》。
②叶适：《习学记言》卷十二。
儒家创始人孔子对管仲作过很高的评价。孔子反对用世俗的不事二君的道德标准衡量管仲，高度赞扬他为维护华夏文明作出的历史贡献：“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③孔子对管仲奢侈违礼的行为也有所批评，但明确肯定管仲达到了“仁”的要求。孔子心目中的管仲是一位虽有缺点但仍不失伟大的政治家。后世学者因学术背景和思想取向的不同，对管仲的评价有高有低，极度贬低管仲者大多是从小节立论或带有空谈王道、大言自欺的倾向。总体来看，历史上有关管仲的评价仍以孔子的论述最为中肯。
③《论语·宪问》。
近代以来，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管仲与《管子》，不断突破传统研究的局限，新义迭出，成绩显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对管仲改革和管仲学说的研究日趋深入和全面，管仲思想中的精华内容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管仲及其学派的学说将为当代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提供很多有益的启示，《管子》所蕴含的智慧将被运用到各个领域并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同先秦其他诸子学说一样，管子及其学派的学说也是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管子》书中的经济财政理论精深、独到，在同时期世界各国中罕有匹俦。这些思想成果已经深受国外汉学界的关注，以后将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