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张顺应民心使民富裕的同时，管仲还十分重视维护等级制度和强化道德规范。管仲对民众欲望的看法包括两方面，既肯定这些欲望可以利用和引导，又强调欲望的泛滥将对国家造成危害。管仲所说“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忘）其富之涯”①，“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②，以及“民恶尤劳”、“民恶贫贱”等论述③，都反映了管仲对人性的一种负面评价。由此出发，管仲要求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约束和控制。
①《韩非子·说林下》。
②《韩非子·内储说七术》。
③《管子·牧民》。
管仲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四条绳索——“四维”，认为“四维”一旦遭到破坏，国家将有崩溃的危险。《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说的“礼”是指行为符合等级制度的要求；“义”指不自我标榜和投机钻营；“廉”指正直无私而不掩蔽罪恶；“耻”指不追随邪恶，养成羞耻之心。《牧民》还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礼义廉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管仲将“礼”列于“四维”之首，反映了他坚决维护等级制度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管子》其他各篇也有体现。如《权修》篇说：“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立政》篇有“服制”一节，对等级差别作了全面的论述：“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 （一本作‘丝’），不敢畜连（蓄辇）乘车。”这段论述的核心就是管仲提出的“礼不逾节”的思想。
管仲特别重视培养百姓的“廉耻”观念，试图通过倡导“廉耻”扭转混乱的民风民俗，最终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管子·权修》指出：“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八观》篇也指出，一个地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民风民俗的健康与否，是判断该地政治状况的一项重要标准：“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隔），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管仲如此强调“廉耻”特别是“男女之别”，与当时齐国的社会风气有关。春秋时期齐国某些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婚姻风俗的残余，如民家长女不嫁的“巫儿”制即是一例。当时的男女关系较为自由和随便，与此相关的矛盾和纠纷也更多见。管仲从社会稳定的目标出发，提出改革旧俗和加强道德建设的主张，有利于齐国政治的改良和齐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管仲还对如何强化“四维”和移风易俗的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管仲认为，礼义廉耻的培养应注意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管子·权修》指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这里阐明的禁止微邪、积小成大的道理，应是来自管仲的原初思想。
管仲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观点，与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密切相关。周平王东迁以后，宗法等级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一些贵族政治家开始反思春秋与西周的不同，进而对过去不受注意的“礼”这一范畴给予极大关注。他们认识到，西周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是由于礼制即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比较稳固。春秋社会之所以日趋混乱，原因在于传统的“礼”受到冲击和破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这些贵族政治家要求维护“礼”的尊严，恢复和保持传统的礼节仪式及其所体现的等级制度。以维护礼制为主要内容的“四维”说就是在这种礼坏乐崩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思想。后来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鲁国的孔子都十分强调“礼”的重要性。到战国时代，荀子对“礼”作了系统和深刻的论述，构建了一个严密而宏大的礼学体系。这些崇礼者和礼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管仲“四维”说的影响。
第三节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在主张顺应民心使民富裕的同时，管仲还十分重视维护等级制度和强化道德规范。管仲对民众欲望的看法包括两方面，既肯定这些欲望可以利用和引导，又强调欲望的泛滥将对国家造成危害。管仲所说“人不能自止于足而亡（忘）其富之涯”①，“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②，以及“民恶尤劳”、“民恶贫贱”等论述③，都反映了管仲对人性的一种负面评价。由此出发，管仲要求运用各种手段加强对民众的约束和控制。
①《韩非子·说林下》。
②《韩非子·内储说七术》。
③《管子·牧民》。
管仲将礼、义、廉、耻比喻为维系政治统治和社会安定的四条绳索——“四维”，认为“四维”一旦遭到破坏，国家将有崩溃的危险。《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这里说的“礼”是指行为符合等级制度的要求；“义”指不自我标榜和投机钻营；“廉”指正直无私而不掩蔽罪恶；“耻”指不追随邪恶，养成羞耻之心。《牧民》还指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将礼义廉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管仲将“礼”列于“四维”之首，反映了他坚决维护等级制度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管子》其他各篇也有体现。如《权修》篇说：“朝廷不肃，贵贱不明，长幼不分，度量不审，衣服无等，上下凌节，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立政》篇有“服制”一节，对等级差别作了全面的论述：“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毋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毋其禄不敢用其财。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飨庙；将军大夫以朝，官吏以命，士止于带缘。散民不敢服杂采，百工商贾不得服长鬈貂，刑余戮民不敢服 （一本作‘丝’），不敢畜连（蓄辇）乘车。”这段论述的核心就是管仲提出的“礼不逾节”的思想。
管仲特别重视培养百姓的“廉耻”观念，试图通过倡导“廉耻”扭转混乱的民风民俗，最终达到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管子·权修》指出：“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妇言人事则赏罚不信，男女无别则民无廉耻。货财上流，赏罚不信，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八观》篇也指出，一个地区道德水平的高低与民风民俗的健康与否，是判断该地政治状况的一项重要标准：“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隔），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管仲如此强调“廉耻”特别是“男女之别”，与当时齐国的社会风气有关。春秋时期齐国某些地区还保留着原始婚姻风俗的残余，如民家长女不嫁的“巫儿”制即是一例。当时的男女关系较为自由和随便，与此相关的矛盾和纠纷也更多见。管仲从社会稳定的目标出发，提出改革旧俗和加强道德建设的主张，有利于齐国政治的改良和齐国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管仲还对如何强化“四维”和移风易俗的问题作过深入的思考。管仲认为，礼义廉耻的培养应注意防微杜渐，从小处做起。《管子·权修》指出：“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则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无伤国，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礼也；欲民之有礼，则小礼不可不谨也；小礼不谨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礼，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义也；欲民之有义，则小义不可不行；小义不行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则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则小耻不可不饰也；小耻不饰于国，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此厉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这里阐明的禁止微邪、积小成大的道理，应是来自管仲的原初思想。
管仲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观点，与春秋时期的“礼治思潮”密切相关。周平王东迁以后，宗法等级制度受到严重冲击，一些贵族政治家开始反思春秋与西周的不同，进而对过去不受注意的“礼”这一范畴给予极大关注。他们认识到，西周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是由于礼制即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道德规范和礼节仪式比较稳固。春秋社会之所以日趋混乱，原因在于传统的“礼”受到冲击和破坏，逐渐丧失了原有的约束力。这些贵族政治家要求维护“礼”的尊严，恢复和保持传统的礼节仪式及其所体现的等级制度。以维护礼制为主要内容的“四维”说就是在这种礼坏乐崩的背景下形成的一种思想。后来郑国的子产、齐国的晏婴、鲁国的孔子都十分强调“礼”的重要性。到战国时代，荀子对“礼”作了系统和深刻的论述，构建了一个严密而宏大的礼学体系。这些崇礼者和礼学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管仲“四维”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