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经济思想以“富民”说为核心。这一主张与“顺民心”思想紧密相关。“顺民心”说包括顺应百姓“四欲”、除去百姓“四恶”等内容，“四欲”、“四恶”则包括欲富贵、恶贫贱一项。因此，管仲的“富民”说实即“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管子·治国》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管仲已看到民众的富足是政治安定的基础，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有了朴素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在《管子》其他各篇中多有反映，如《牧民》篇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立政》篇说：“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版法》篇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管仲有关经济发展与道德水平之关系的论述具有重要价值。“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语到后世已成为格言，被经常引用和称道。格言包含的深层意思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物质文明不发达而空谈精神文明不但无益甚至有害。这种认识反映了功利派政治家注重实效的特点。后来儒家学派中的某些思想家将“义”和“利”对立起来，过分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其认识不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切合实际。管仲没有对“仓廪实”和“知礼节”、“衣食足”和“知荣辱”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进一步论述，没有强调道德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是由其认识角度和思想体系的特点决定的。
从“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出发，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调节分配和消费。
管仲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注重天时，发挥地力，鼓励农民致力“本业”，并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管子·牧民》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又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奸）。”《牧民》还将致力于粮食生产和副产品的生产比喻为国家的“不涸之仓”、“不竭之府”，强调“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仲认为，民众的富裕代表国家的富强程度，国家的贫富程度可以从该国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情况考察出来。《管子·八观》说：“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又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立政》篇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管仲将“民富”与“国富”视为一体，将发展农副业生产视为国家要务，故而特别重视官府对生产的控制和管理。《立政》篇要求专门负责农副业生产的各类官员尽职尽责：虞师负责“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并“以时禁发”；司空负责“决水潦，通沟渎，修鄣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田官负责“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按管仲的设计，处于野鄙地区的农民应集中居住并世代务农：“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斗笠），身衣袯襫（蓑衣），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①春秋时期存在国、野之别，农业生产者多数是没有政治军事权力的“野人”，统治者要发展农业必须维护和强化国野制的格局。管仲的思想不能超越这种局限，但他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监督管理以增加粮食产量，已开战国政治家“尽地利之教”的先河，在历史上有积极意义。
①《国语·齐语》。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管仲继承了齐太公“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治齐方略，始终突出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管仲没有把农业和工商业对立起来，没有“重本抑末”的观念，这是管仲思想与后来儒、法两家学说的区别之一。
管仲认为，商业活动是调剂有无、平衡分配的手段，商业的发展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具有重大意义。《管子·五辅》所述君王应当推行的六种德政中有“发伏利，输滞积”及“便关市”一项，就是指运用商业手段增加利润和促进产品的流通，并在出入关卡、市场方面为商人提供便利。《管子·问》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这些言论与其他文献所记管仲注重“通货积财”的观点相一致，可以代表管仲的思想。
《管子·问》相当于一篇社会政治调查问卷，所问包括：“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帅车辎造修之具，其缮若何？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手工业的重视。手工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属于国家“典章政教”，《问》篇涉及的内容当是直接来源于管仲遗说。
管仲曾将齐国的官府工商业者编制为六乡。他认为，集中控制和管理工商业者才能提高制作与经营的效率。《国语·齐语》记管仲的规划为：“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又说：“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管仲认为工商业者的聚居和世袭，有利于本行业技能的传承和提高。
春秋时期，工商业基本由官府垄断，民间商业贸易活动比较微弱，加之当时个体家庭经济没有从宗族、村社等共同体组织中独立出来，商业对农民的冲击尚不显著。因此，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家大都肯定工商业的作用而没有重农抑商的观念。管仲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是在“富民”理念和一整套治国学说的指导下提出的，他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也都为同时人所不及。
从“富民”原则出发，管仲还提出了节制消费的主张。管仲反对奢侈浪费，认为贵族阶层的奢靡之风将危及国家的稳定。《管子·八观》说：“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彩，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这段论述的思想逻辑是“国侈”、“用费”导致“民贫”，“民贫”导致“奸邪”。它与《管子·治国》所述“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的思想完全相同，基本反映了管仲的观点。生产和消费相辅相成，重视生产而不节制消费难以达到“富民”目的。管仲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故把禁止奢侈、鼓励勤俭视为治国急务。
管仲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点，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富民”说以“顺民心”说为依据，已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管仲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尚未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富民”说以追求民富国强为政治家首要目标，崇尚实效和功利。经过管仲的倡导，这种思想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功利派政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富民”说对战国时代管仲学派的经济学说和财政学说的建立尤有直接影响。《管子》一书的“轻重”部分，详细论述货币税收政策和各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其理论基础就是管仲提出的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
第二节 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管仲的经济思想以“富民”说为核心。这一主张与“顺民心”思想紧密相关。“顺民心”说包括顺应百姓“四欲”、除去百姓“四恶”等内容，“四欲”、“四恶”则包括欲富贵、恶贫贱一项。因此，管仲的“富民”说实即“民恶贫贱，我富贵之”的思想在经济领域的延伸。
《管子·治国》明确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管仲已看到民众的富足是政治安定的基础，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有了朴素的认识。类似的思想在《管子》其他各篇中多有反映，如《牧民》篇说：“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立政》篇说：“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版法》篇说：“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
管仲有关经济发展与道德水平之关系的论述具有重要价值。“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一语到后世已成为格言，被经常引用和称道。格言包含的深层意思是，道德水平的提高必须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基础，物质文明不发达而空谈精神文明不但无益甚至有害。这种认识反映了功利派政治家注重实效的特点。后来儒家学派中的某些思想家将“义”和“利”对立起来，过分夸大道德教化的作用，其认识不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思想切合实际。管仲没有对“仓廪实”和“知礼节”、“衣食足”和“知荣辱”之间的辩证关系作进一步论述，没有强调道德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是由其认识角度和思想体系的特点决定的。
从“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出发，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生产，积极调节分配和消费。
管仲特别强调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要求统治者注重天时，发挥地力，鼓励农民致力“本业”，并注意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利用。《管子·牧民》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又说：“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廪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菅（奸）。”《牧民》还将致力于粮食生产和副产品的生产比喻为国家的“不涸之仓”、“不竭之府”，强调“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管仲认为，民众的富裕代表国家的富强程度，国家的贫富程度可以从该国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情况考察出来。《管子·八观》说：“行其田野，视其耕耘，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以知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谨，地宜不任，草田多秽，耕者不必肥，荒者不必硗，以人猥计其野，草田多而辟田少者，虽不水旱，饥国之野也。”又说：“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饶，则桑麻易植也。荐草多衍，则六畜易繁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立政》篇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君之所务者五：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管仲将“民富”与“国富”视为一体，将发展农副业生产视为国家要务，故而特别重视官府对生产的控制和管理。《立政》篇要求专门负责农副业生产的各类官员尽职尽责：虞师负责“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并“以时禁发”；司空负责“决水潦，通沟渎，修鄣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田官负责“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按管仲的设计，处于野鄙地区的农民应集中居住并世代务农：“令夫农，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权节其用，耒耜枷芟，及寒，击菒除田，以待时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镈，以旦暮从事于田野。脱衣就功，首戴茅蒲（斗笠），身衣袯襫（蓑衣），沾体涂足，暴其发肤，尽其四支之敏，以从事于田野。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农之子恒为农。”①春秋时期存在国、野之别，农业生产者多数是没有政治军事权力的“野人”，统治者要发展农业必须维护和强化国野制的格局。管仲的思想不能超越这种局限，但他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监督管理以增加粮食产量，已开战国政治家“尽地利之教”的先河，在历史上有积极意义。
①《国语·齐语》。
在重视农业生产的同时，管仲继承了齐太公“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的治齐方略，始终突出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管仲没有把农业和工商业对立起来，没有“重本抑末”的观念，这是管仲思想与后来儒、法两家学说的区别之一。
管仲认为，商业活动是调剂有无、平衡分配的手段，商业的发展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具有重大意义。《管子·五辅》所述君王应当推行的六种德政中有“发伏利，输滞积”及“便关市”一项，就是指运用商业手段增加利润和促进产品的流通，并在出入关卡、市场方面为商人提供便利。《管子·问》说：“市者，天地之财具也，而万人之所和而利也。”“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万人之道行也。明道以重告之：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这些言论与其他文献所记管仲注重“通货积财”的观点相一致，可以代表管仲的思想。
《管子·问》相当于一篇社会政治调查问卷，所问包括：“问男女有巧伎，能利备用者几何人？处女操工事者几何人？”“工之巧，出足以利军伍，处可以修城郭、补守备者几何人？”“造修之官，出器处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乡帅车辎造修之具，其缮若何？工尹伐材用，毋于三时，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备用必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手工业的重视。手工业的管理制度和方法属于国家“典章政教”，《问》篇涉及的内容当是直接来源于管仲遗说。
管仲曾将齐国的官府工商业者编制为六乡。他认为，集中控制和管理工商业者才能提高制作与经营的效率。《国语·齐语》记管仲的规划为：“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论比协材，旦暮从事，施于四方，以饬其子弟，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又说：“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资，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轺马，以周四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赖，相陈以知贾。”管仲认为工商业者的聚居和世袭，有利于本行业技能的传承和提高。
春秋时期，工商业基本由官府垄断，民间商业贸易活动比较微弱，加之当时个体家庭经济没有从宗族、村社等共同体组织中独立出来，商业对农民的冲击尚不显著。因此，春秋时期的贵族政治家大都肯定工商业的作用而没有重农抑商的观念。管仲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发展工商业的思想是在“富民”理念和一整套治国学说的指导下提出的，他对工商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推动力度也都为同时人所不及。
从“富民”原则出发，管仲还提出了节制消费的主张。管仲反对奢侈浪费，认为贵族阶层的奢靡之风将危及国家的稳定。《管子·八观》说：“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夫国城大而田野浅狭者，其野不足以养其民……囷仓寡而台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费。故曰，主上无积而宫室美，氓家无积而衣服修，乘车者饰观望，步行者杂文彩，本资少而末用多者，侈国之俗也。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民贫则奸智生，奸智生则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匮不足；匮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无）度。故曰，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这段论述的思想逻辑是“国侈”、“用费”导致“民贫”，“民贫”导致“奸邪”。它与《管子·治国》所述“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的思想完全相同，基本反映了管仲的观点。生产和消费相辅相成，重视生产而不节制消费难以达到“富民”目的。管仲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故把禁止奢侈、鼓励勤俭视为治国急务。
管仲提出“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观点，在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富民”说以“顺民心”说为依据，已构成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管仲以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尚未达到这种理论高度。“富民”说以追求民富国强为政治家首要目标，崇尚实效和功利。经过管仲的倡导，这种思想成为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来功利派政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富民”说对战国时代管仲学派的经济学说和财政学说的建立尤有直接影响。《管子》一书的“轻重”部分，详细论述货币税收政策和各种增加财政收入的方法，其理论基础就是管仲提出的治国必先富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