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说为核心。管仲认为，统治者应当尊重民众的欲望并因势利导，政策和制度应当顺应民心和习俗。管仲的政治实践也表现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①等特点。“顺民心”说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齐国道法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①《史记·管晏列传》。
“顺民心”说的提出来自对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管子·霸形》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另据汉代传说，管仲还曾把百姓的作用比于上天：“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②管仲已认识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取决于百姓，所持“国君以百姓为本”、“王者以百姓为天”等观点，明显超出一般的贵族政治家。
②《韩诗外传》卷四。《说苑·建本》略同。
在肯定民众意志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管仲提出政治必须顺应民心的主张。《管子·牧民》明确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尤劳，我快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快乐之，则民为之尤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仲认为，人民有“四欲”即快乐、富贵、安宁和繁衍生息四种欲望，又有“四恶”即忧愁劳苦、贫贱、危险和后代灭绝四种厌恶惧怕的事情。统治者应当顺从和满足民众的“四欲”，而使其免受“四恶”的烦扰。如果统治者致力于百姓幸福，百姓就甘愿去承受和分担暂时的忧劳、贫贱、危险和灭绝的痛苦。只有给予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回报；懂得给予才能收获的道理，才算掌握了政治的精髓。
“顺民心”说在《管子》书中有不同表述，如《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主所发政令顺应民意，民众自然乐于执行，无须强迫就会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君心民心成为一体，整个国家和民众会高度团结，最后达到国家自治和民众自治的理想境界。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是管仲施政的基本理念。管仲的“富民”理论和功利主义思想，都建立在“顺民心”说的基础上。
从“顺民心”说出发，管仲强调政治家必须关注民生，给民众以实惠。《管子·五辅》提到“六兴”的概念，具体内容为：“辟田畴，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篓，振罢（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实行六种德政，就能使百姓得其所欲，这就是顺从民意。因此，“六兴”实际上是“顺民心”总原则的具体化。
管仲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和滥用民力，反对过分剥削百姓。《管子·权修》指出：“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又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些论述对《牧民》所说“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道理作了进一步阐释。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管仲劝说齐桓公减少苛政、施惠于民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与《管子》的以上论述相互印证。
管仲的“六兴”主张和惠民思想，与周公的德治学说及后来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管仲思想基于“追逐利益乃民心所向”的观点，以追求富强为目标，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西周的德治学说尚未涉及“顺应民心”的问题，儒家主张爱民的同时更强调道德教化和义利之辨，都与管仲思想有所不同。
管仲“顺民心”思想的形成与齐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有关。西周初年齐国建立时，太公望曾提出“因其俗，简其礼”①的政治方针，鲁国创建者采用的则是“变其俗，革其礼”②的方针。从此，齐、鲁两国的文化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管仲的“顺民心”说包含“与俗同好恶”之意，是对齐太公的“因其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初期，已有一些政治家强调民众的决定作用，要求统治者重视民心向背，把主要精力用在利民方面。例如，随国大夫季梁曾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③虢国史嚚也曾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④管仲的“顺民心”说与这些思想一脉相通，都是西周灭亡后“以民为本”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同时又对这一思潮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③《左传·桓公六年》。
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顺民心”思想是战国时代齐国管仲学派的政治学说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管仲后学对“顺民心”说所包含的顺应、随顺、因循的思想因素作了充分发挥，使之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齐国黄老学派的强调虚静无为、因循自然、道法结合的政治学说。此外，管仲的“顺民心”说还隐含对人性的一种看法，即认为民众天生好利而恶害，必须用礼法加以约束和限制。这种思想对后来法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第一节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
管仲的政治思想以“顺民心”说为核心。管仲认为，统治者应当尊重民众的欲望并因势利导，政策和制度应当顺应民心和习俗。管仲的政治实践也表现出“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与俗同好恶”，“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①等特点。“顺民心”说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对齐国道法家学说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①《史记·管晏列传》。
“顺民心”说的提出来自对民众力量的深刻认识。《管子·霸形》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桓公问：“敢问何谓其本？”管仲回答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另据汉代传说，管仲还曾把百姓的作用比于上天：“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②管仲已认识到国家的安危治乱取决于百姓，所持“国君以百姓为本”、“王者以百姓为天”等观点，明显超出一般的贵族政治家。
②《韩诗外传》卷四。《说苑·建本》略同。
在肯定民众意志的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管仲提出政治必须顺应民心的主张。《管子·牧民》明确指出：“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尤劳，我快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快乐之，则民为之尤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仲认为，人民有“四欲”即快乐、富贵、安宁和繁衍生息四种欲望，又有“四恶”即忧愁劳苦、贫贱、危险和后代灭绝四种厌恶惧怕的事情。统治者应当顺从和满足民众的“四欲”，而使其免受“四恶”的烦扰。如果统治者致力于百姓幸福，百姓就甘愿去承受和分担暂时的忧劳、贫贱、危险和灭绝的痛苦。只有给予民众，才能得到民众的回报；懂得给予才能收获的道理，才算掌握了政治的精髓。
“顺民心”说在《管子》书中有不同表述，如《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顺人心，安情性，而发于众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设而不用。先王善与民为一体。与民为一体，则是以国守国，以民守民也。”君主所发政令顺应民意，民众自然乐于执行，无须强迫就会收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君心民心成为一体，整个国家和民众会高度团结，最后达到国家自治和民众自治的理想境界。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是管仲施政的基本理念。管仲的“富民”理论和功利主义思想，都建立在“顺民心”说的基础上。
从“顺民心”说出发，管仲强调政治家必须关注民生，给民众以实惠。《管子·五辅》提到“六兴”的概念，具体内容为：“辟田畴，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发伏利，输滞积，修道途，便关市，慎将宿，此谓输之以财；导水潦，利陂沟，决潘渚，溃泥滞，通郁闭，慎津梁，此谓遗之以利；薄征敛，轻征赋，弛刑罚，赦罪戾，宥小过，此谓宽其政；养长老，慈幼孤，恤鳏寡，问疾病，吊祸丧，此谓匡其急；衣冻寒，食饥渴，匡贫篓，振罢（疲）露，资乏绝，此谓振其穷。凡此六者，德之兴也。六者既布，则民之所欲，无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听上；听上，然后政可善为也。”实行六种德政，就能使百姓得其所欲，这就是顺从民意。因此，“六兴”实际上是“顺民心”总原则的具体化。
管仲反对统治者穷奢极欲和滥用民力，反对过分剥削百姓。《管子·权修》指出：“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又说：“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这些论述对《牧民》所说“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道理作了进一步阐释。先秦文献中有不少关于管仲劝说齐桓公减少苛政、施惠于民的记载，这些记载可以与《管子》的以上论述相互印证。
管仲的“六兴”主张和惠民思想，与周公的德治学说及后来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管仲思想基于“追逐利益乃民心所向”的观点，以追求富强为目标，带有很强的功利色彩。西周的德治学说尚未涉及“顺应民心”的问题，儒家主张爱民的同时更强调道德教化和义利之辨，都与管仲思想有所不同。
管仲“顺民心”思想的形成与齐国的文化传统以及春秋时期的“民本思潮”有关。西周初年齐国建立时，太公望曾提出“因其俗，简其礼”①的政治方针，鲁国创建者采用的则是“变其俗，革其礼”②的方针。从此，齐、鲁两国的文化逐渐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管仲的“顺民心”说包含“与俗同好恶”之意，是对齐太公的“因其俗”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春秋初期，已有一些政治家强调民众的决定作用，要求统治者重视民心向背，把主要精力用在利民方面。例如，随国大夫季梁曾指出：“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③虢国史嚚也曾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④管仲的“顺民心”说与这些思想一脉相通，都是西周灭亡后“以民为本”的时代思潮的产物，同时又对这一思潮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
②《史记·鲁周公世家》。
③《左传·桓公六年》。
④《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顺民心”思想是战国时代齐国管仲学派的政治学说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管仲后学对“顺民心”说所包含的顺应、随顺、因循的思想因素作了充分发挥，使之与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相结合，形成了齐国黄老学派的强调虚静无为、因循自然、道法结合的政治学说。此外，管仲的“顺民心”说还隐含对人性的一种看法，即认为民众天生好利而恶害，必须用礼法加以约束和限制。这种思想对后来法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