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的思想成果主要保存在《管子》一书中。这部书是由战国时代崇信管仲思想的齐国学者陆续编写完成的，其中既包括管仲本人的思想，又有大量内容是编写者在战国思潮的影响下对管仲思想所作的引申和发挥，全书性质相当于管仲学派的思想资料汇编。《管子》各篇来源不一，内容庞杂，写作时代有早有晚，但书中的基本立场和核心观念出自管仲，可以反映管仲的原初思想及其发展演变情况。
四部丛刊本《管子》书影
今本《管子》八十六篇系由西汉末年刘向最后编定。汉成帝时，刘向奉命校理图书，其间搜集各种《管子》写本，经比对校核，编成《管子》八十六篇本。刘向《别录·管子书录》说：“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杀青而书，可缮写也。”刘向编订《管子》至少参考过五种本子，其中“中《管子》书”为宫中所藏，篇数最多，为编书的主要依据；其他“卜圭书”“富参书”“立书”“太史书”当为私人藏本。
刘向校书时按《管子》各篇的内容和性质将全书划分为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轻重八类。分类情况如下：
“经言”九篇——《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幼官图》；
“外言”八篇——《五辅》《宙合》《枢言》《八观》《法禁》《重令》《法法》《兵法》；
“内言”九篇——《大匡》《中匡》《小匡》《王言》《霸形》《霸言》《问》《谋失》《戒》；
“短语”十七篇——《地图》《参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称》《四称》《正言》《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四时》《五行》《势》《正》；
“区言”六篇——《九变》《任法》《明法》《正世》《治国》《内业》；
“杂篇”十三篇——《封禅》《小问》《七臣七主》《禁藏》《入国》《九守》《桓公问》《度地》《地员》《弟子职》《言昭》《修身》《问霸》；
“管子解”五篇——《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
“轻重”十九篇——《臣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揆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轻重庚》。
“经言”等类别的划分对后人认识《管子》各篇的性质有一定参考价值。对照韩非、司马迁的引述以及本书所列“管子解”，可知“经言”部分写作时代较早，保存管子原初思想最多。“内言”部分多记管仲事迹。“管子解”部分属解经体例，写成较晚。“轻重”部分主要论述货币、赋税问题。“外言”“短语”“区言”“杂篇”等类别的划分依据何种标准则不清楚。
《管子》八十六篇中的《王言》《谋失》《正言》《言昭》《修身》《问霸》《牧民解》《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十篇，唐代已有目无文。除去亡佚的十篇，现存《管子》实际只有七十六篇。
《汉书·艺文志》列《管子》于道家，隋唐以后目录书如《隋书·经籍志》等一般将该书列于法家类。
关于《管子》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历来存在不同看法。
汉代以前，学者对《管子》可以代表管仲思想未有疑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赞语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内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司马迁直接把《牧民》等篇视为管仲著作。刘向《管子书录》详述管仲的生平、业绩，又引用《史记》对《牧民》等篇的上述评论，说明他对《管子》性质的看法与司马迁基本相同。班固《汉书·艺文志》在《管子》书名下自注说：“名夷吾，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也，有《列传》。”也没有将《管子》看作“依托”之书。
魏晋以后，学者开始对《管子》与管仲的关系提出疑问，认为《管子》中《轻重》诸篇不是管仲的著作。晋人傅玄曾说：“《管子》之书，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轻重篇》尤鄙俗。”①宋人朱熹说：“《管子》非仲所著。仲当时任齐国之政，事甚多，稍闲时又有三归之溺，决不是闲功夫著书底人。著书者，是不见用之人也。其书，老庄说话也有之。想只是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著之，并附以它书。”②叶适也说：“《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莫知谁所为，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推之，当是春秋末年。”③清人纪昀主编的《四库总目提要》总结说：“今考其文，大抵后人附会，多于仲之本书。其它姑无论，即仲卒于桓公之前，而篇中处处称桓公，其不出仲手，已无疑义矣。”
①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卷六引。
②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
③叶适：《习学记言》卷四五。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将《管子》判定为伪书。胡适认为：“《管子》乃后人将战国末年法家议论与儒家议论（如《内业》《弟子职》篇）、道家议论（如《白心》《心术》等篇）并其它之语并为一书，又伪造桓公与管仲问答诸篇，杂凑纪管仲功业几篇，遂附会为管仲所作。”④罗根泽将《管子》各篇分别归属于战国以至秦汉时代的政论家、兵家、法家、阴阳家、道家、医家和理财家，认为书中《权修》《重令》《兵法》《幼宫》《水地》《封禅》《轻重》《八观》《正世》《治国》《小匡》《度地》《地员》《参患》《弟子职》《幼官图》诸篇都是秦汉人甚至“汉以后人”的著作⑤。顾颉刚后来认为《管子》是由战国时代齐国稷下学派编成的一部“稷下丛书”⑥。
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⑤罗根泽：《诸子考索·管子探源》，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⑥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与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古今“疑古”学者所说《管子》成书于管仲之后，书中大多数篇章不是管仲手著等观点，都是事实。但这些论述也包含一种偏向，即否认《管子》与管仲思想之间有继承关系，把《管子》看成一部由后人伪造和杂凑的与管仲基本无关的文献。
另有学者从先秦著作体例的角度论证《管子》与管仲学说有著密切的关联。清代章学诚指出：“春秋之时，管子尝有书矣，然载一时之典章政教，则犹周公之有官礼也。记管子之言行，则习管氏之法者所缀辑，而非管仲所著述也。或谓管仲之书，不当称桓公之谥，阎氏若璩又谓后人所加，非《管子》之本文，皆不知古人并无私自著书之事，皆是后人缀辑。”①章氏认为，《管子》一书虽为后人所编，却是以管仲颁行的典章政教和管仲本人的思想为蓝本的。晚清严可均论及《管子》时说：“近人编著书目者，谓此书多言管子后事，盖后人附益者多。余不谓然。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不必手著。”②余嘉锡曾详细阐述先秦时期的著述惯例，指出先秦时代学术传授过程中“有成家者，有不能成家者。学不足以名家，则言必称师，述而不作。虽笔之于书，仍为先师之说而已，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别其孰为手著孰为记述也”。又指出：“《管子》而称毛嫱、西施、吴王、齐桓公，此明是管氏学者之言，何足疑乎？若谓《管子》不当记仲之死，则《论语》不尝记曾子之死乎？故读先秦之书，但当问其是否依托，而不必问其为何人所著。”③所论平正通达，可以矫正疑古过甚的弊病。
①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下》。
②严可均：《铁桥漫笔》卷八“书管子后”。
③余嘉锡：《四库提要辩正》，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09页。
近年来，随着大量战国、汉代简帛古籍的出土，人们对《管子》的成书年代、《管子》与管仲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1972年发现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中有一部古书，研究者称为《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其中一篇题为《田法》，思想内容与《管子》的《乘马》篇殊为近似，尤其专讲“地均”之法的部分，文字互相类同④。另有一篇题为《王兵》，与《管子》之《参患》《七法》《地图》等篇文字相合。其中《参患》篇与《王兵》相合的文字将近全篇之半，《地图》篇与《七法·选阵》的文字则几乎全部都包括在《王兵》篇之中⑤。据研究，竹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属战国作品。由此可知《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乘马》诸篇都是先秦文献。《管子》“轻重”各篇历来争议最多，有人将其视为西汉武、昭时期甚至王莽时期的伪作①，近来已有学者结合出土文献证明其为战国作品②。
④李学勤：《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99页。
⑤《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①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论管子轻重》。
②李学勤：《管子轻重篇的年代与思想》，载《古文献丛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
有些学者依照《管子》各篇与管仲学说的关系将《管子》一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国语》《韩非子》《史记》等书曾经引用过的篇章，以及思想内容与管仲主张基本一致的篇章，如《牧民》《形势》《乘马》诸篇；第二部分是管仲后学依据齐国史籍描述管仲言行的篇章，如《大匡》《中匡》《小匡》诸篇；第三部分是管子后学对管仲思想的发挥和发展，如《心术》《白心》《内业》等篇。③此说将《管子》分成不同层次看待，较为合理。
③乔长路：《管子》，载《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篇》，齐鲁书社1982年版。
《管子》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总体为先秦古书，其中保留了管仲的基本思想。书中与管仲时代不合的内容，是由战国时代传习“管氏之法”者发挥而成，与管仲思想仍有直接或间接的渊源关系。今人研究管仲的思想与学术，只能以《管子》为主要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