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经·庄公三十二年》：“春，城小榖。”对这句经文，历来有两种解释。《左传》认为小榖是齐邑，“城小榖”是鲁人参与为管仲筑采邑。另一派意见认为小榖为鲁邑，“城小榖”系鲁国内部筑城之事，与管仲无关；管仲所封为榖而非小榖。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云：“城小榖，为管仲也。”又，《左传·昭公十一年》曾述申无宇之言“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按左氏之意，小榖即榖，是齐桓公赐给管仲的采邑。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解释说：“小榖，齐邑，济地（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则不系国。”又云：“（鲁庄）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说：“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余里，是榖城县界。故春秋之小榖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按，应为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郦说与杜预注完全相同。
另一种解释由《榖梁传·庄公三十二年》晋代范宁注引起。范注云：“小榖，鲁邑。”小榖若为鲁邑，则齐桓公不能以其赐管仲，鲁人也不可能为管仲在鲁国内筑城。故范宁注语虽简，却与《左传》说大相径庭。到宋代，学者由范宁注引申发挥，对《左传》“城小榖，为管仲”的说法作出全面批评。兹列宋人相关论述如下：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三解释《春秋》“城小榖”时说：“鲁邑，曲阜西北有小榖城。”孙复提供的这条新证据很受时人重视。宋代否定小榖与管仲有关的说法即由孙复发其端。
孙觉《孙氏春秋经解》卷四云：“小榖之地，《公》、《榖》皆无解，惟左氏曰‘为管仲也’。杜预推寻其地，以为济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附会左氏鲁为管仲私邑之说。陆淳之徒又从而广之曰：管仲德及诸侯，鲁为之城私邑，虽非常礼，亦变之正也。然《春秋》之作，所以传后世，若鲁为齐城，当曰‘城齐小榖’，经不言齐，安知小榖之为齐乎？《春秋》书内城者，但曰‘城某’而已。其书外城，又不书国，何以分别乎？三传称外城者，惟小榖、楚丘尔。楚丘之地，虽复不明，而杂见于书。若小榖者，惟左氏谓之管仲邑，而二传又无其事，范宁注《榖梁》亦曰‘鲁邑’也。杜预虽以管仲井为据，然其地自是榖城，非小榖也。圣人之经，不待传而后见，不应不明如此。但地名疑误，亦未可决为鲁邑，且当存之。”
叶梦得《春秋左传谳》卷二云：“三十二年春，城小榖，为管仲也。小榖诚为管仲，则必系之齐，不得与内城邑之辞相乱。戍郑虎牢，尚系郑，况城乎？城楚丘不系卫，城缘陵不系杞，此自别有说，不得概同也。且管仲诚有功于霸，鲁何为独城其私邑哉？”
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二十六云：“《经》‘城小榖’范宁曰：‘小榖，鲁地。’孙复曰：‘鲁邑，曲阜西北有小榖城。’按书例，亦犹城中丘、城祝丘之类。左氏于昭十一年载楚申无宇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遂以此年《经》书‘城小榖’而偶合之，曰‘为管仲’也，是取申无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预因谓小榖为榖城。今从范宁、孙复之说。”
赵鹏飞《春秋经筌》卷四云：“左氏之说出于野史，以其所闻之说，取经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时有得其实者。学者见其偶合，遂以为左氏国史，经自国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则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众，而迁就者多，则谓左氏皆诬诞之词无足取，则失之疑。果与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经为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时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榖之事，而知左氏非国史，以其所闻取经文之近者合之，审矣。昭十一年楚申无宇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于今赖之’，而庄三十二年偶有城小榖之事，左氏遂曰为管仲也，是左氏取申无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而齐无小榖，因以小榖为榖城，曰‘榖城，齐地’，榖城固齐地，而安可强改‘小榖’为‘榖’城邪？范宁曰‘小榖，鲁地’，为得其正矣。《发微》谓曲阜西北有小榖城，则小榖鲁城甚明矣。春秋鲁未有城外邑者，惟城楚丘上不书诸侯，若内城之者。盖圣人异其文，不与诸侯得封卫也。楚丘为卫地，盖已见于《诗》。删《诗》作《春秋》，皆出于圣人之手，于《诗》既显言之，故于《春秋》隐其义，后世决不疑楚丘为鲁地也。若齐侯城置管仲，则非圣人之言，安可持是说而遂以小榖为榖城邪？鲁何与于管仲而为管仲城邑乎！况申无宇之说，亦不曰鲁为管仲而城之，盖曰齐桓城之也。左氏之说，于是暴露诚无足据者，则其合者亦不过附会而偶合矣。择其有益于经者，从之可也。”
清代学者也多赞同范宁、孙复说。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城小榖”云：“城小榖，为管仲也。’据经文，小榖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榖梁传》曰：‘小榖，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榖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榖为齐邑济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榖’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榖；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榖；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榖；成公五年，公孙侨如会晋荀首于榖。四书‘榖’而一书‘小榖’，别于‘榖’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榖’及管仲所封在济北榖城，而此之‘小榖’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又，《日知录》卷三十一“小榖”条论述略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等，均主此说。
清代有些学者虽为《左传》之说辩护，而实际上仍沿用了宋人的说法。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城小榖”条云：“左庄三十二年《传》云：‘城小榖，为管仲也。’顾亭林《日知录》据范宁《榖梁解》，以小榖为鲁邑而疑左氏之误。志祖考：《春秋》之言榖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孙归父会齐侯于榖；襄十九年晋士丐侵齐至榖；又成十七年《传》，齐国佐杀庆克以榖叛，则齐地之名‘榖’而不名‘小榖’灼然矣。小榖应属鲁邑，左氏不应谬误若此。后读《公羊疏》云：‘二传作小榖，与左氏异。’始悟左氏经本作‘城榖’，此与申无宇所言‘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语正合，故杜注以为齐邑，又引济北榖城县中有管仲井以实之尔。今经传及注俱作小榖者，乃后人据二传之文而误加之左氏也，惜杜预手定本已亡，无从是正。”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卷二、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赞同此说。此说认为《左传》所用《春秋》经文原为“城榖”，“城小榖”乃后人所改；又承认小榖为鲁邑，管仲所封为“榖”而非“小榖”，故其观点除了从版本学上替《左传》回护以外，与宋代以来否认管仲曾受封小榖的说法并无本质区别。
按，《公羊传》唐代徐彦《疏》所谓《左传》原作“城榖”一说不很可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左传》已作“小榖”，徐彦见到的左氏《春秋》并不一定是最早的古本，也有可能是后人误删“小”字造成的。今人杨伯峻对此已作辩正。①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0页。
《左传》“城小榖，为管仲”的记载不宜轻易否定。今试作论证如下：
（1）《左传》所记与当时情势相合。《春秋》载，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冬，“齐人伐山戎”；次年（前663年）六月，“齐人来献戎捷”。《左传》认为齐人本不应献捷于鲁，《说苑·权谋》说献捷于鲁是管仲的一种笼络手段，总之此事使鲁国意外地受惠于齐。《春秋》所记“城小榖”紧承鲁国接受齐人献捷之后（前662年），自有可能与齐国筑城赏赐管仲有关。盖齐桓公挟战胜山戎之势，号召邻国共筑小榖以赐管仲，鲁人慑于齐国声威，又因刚接受齐之献捷，故参与筑城行动。
（2）《左传》此条是有关《春秋》“城小榖”的最早解释。《左传》大致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小榖鲁邑”之说则出自晋代范宁（《公羊》《榖梁》二传都未对“小榖”做任何说明），两者的时代相差六百余年，《左传》自比范宁说更为可信。左氏尚能掌握很多后世已经佚失的历史资料，他在明知“小榖”与“榖”字面有所不同的情况下，特别提示“城小榖”与申无宇所说“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是一件事，应当有所依据。《日知录》认为《史记·高祖本纪》所说“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即指鲁之小榖，此例正说明秦汉人也有混称小榖和榖的习惯。又，汉代人因沛郡治所不在沛县，遂称沛县为“小沛”。比照这类事例，齐之榖又称“小榖”虽原因不明，但并非绝不可能。
（3）《春秋》所书“城某邑”不尽为鲁人修筑国内城邑。僖公二年“城楚丘”即为显例。有些学者认为“城楚丘”与“城小榖”无可比性，甚至将“城楚丘”也视为鲁筑内城，都属强辩。
宋代学者喜欢抛弃传注直接探寻《春秋》的微言大义，所说多有穿凿之弊。综合各方面事实来看，《左传》所记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齐桓公为管仲筑小榖城，鲁人亦参与筑城一事，基本可信。
三、管仲采邑小榖考
《春秋经·庄公三十二年》：“春，城小榖。”对这句经文，历来有两种解释。《左传》认为小榖是齐邑，“城小榖”是鲁人参与为管仲筑采邑。另一派意见认为小榖为鲁邑，“城小榖”系鲁国内部筑城之事，与管仲无关；管仲所封为榖而非小榖。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云：“城小榖，为管仲也。”又，《左传·昭公十一年》曾述申无宇之言“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按左氏之意，小榖即榖，是齐桓公赐给管仲的采邑。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解释说：“小榖，齐邑，济地（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大都以名通者则不系国。”又云：“（鲁庄）公感齐桓之德，故为管仲城私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说：“济水侧岸有尹卯垒，南去鱼山四十余里，是榖城县界。故春秋之小榖城也。齐桓公以鲁庄公二十三年（按，应为三十二年）城之，邑管仲焉。城内有夷吾井。”郦说与杜预注完全相同。
另一种解释由《榖梁传·庄公三十二年》晋代范宁注引起。范注云：“小榖，鲁邑。”小榖若为鲁邑，则齐桓公不能以其赐管仲，鲁人也不可能为管仲在鲁国内筑城。故范宁注语虽简，却与《左传》说大相径庭。到宋代，学者由范宁注引申发挥，对《左传》“城小榖，为管仲”的说法作出全面批评。兹列宋人相关论述如下：
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三解释《春秋》“城小榖”时说：“鲁邑，曲阜西北有小榖城。”孙复提供的这条新证据很受时人重视。宋代否定小榖与管仲有关的说法即由孙复发其端。
孙觉《孙氏春秋经解》卷四云：“小榖之地，《公》、《榖》皆无解，惟左氏曰‘为管仲也’。杜预推寻其地，以为济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附会左氏鲁为管仲私邑之说。陆淳之徒又从而广之曰：管仲德及诸侯，鲁为之城私邑，虽非常礼，亦变之正也。然《春秋》之作，所以传后世，若鲁为齐城，当曰‘城齐小榖’，经不言齐，安知小榖之为齐乎？《春秋》书内城者，但曰‘城某’而已。其书外城，又不书国，何以分别乎？三传称外城者，惟小榖、楚丘尔。楚丘之地，虽复不明，而杂见于书。若小榖者，惟左氏谓之管仲邑，而二传又无其事，范宁注《榖梁》亦曰‘鲁邑’也。杜预虽以管仲井为据，然其地自是榖城，非小榖也。圣人之经，不待传而后见，不应不明如此。但地名疑误，亦未可决为鲁邑，且当存之。”
叶梦得《春秋左传谳》卷二云：“三十二年春，城小榖，为管仲也。小榖诚为管仲，则必系之齐，不得与内城邑之辞相乱。戍郑虎牢，尚系郑，况城乎？城楚丘不系卫，城缘陵不系杞，此自别有说，不得概同也。且管仲诚有功于霸，鲁何为独城其私邑哉？”
程公说《春秋分记》卷二十六云：“《经》‘城小榖’范宁曰：‘小榖，鲁地。’孙复曰：‘鲁邑，曲阜西北有小榖城。’按书例，亦犹城中丘、城祝丘之类。左氏于昭十一年载楚申无宇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遂以此年《经》书‘城小榖’而偶合之，曰‘为管仲’也，是取申无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预因谓小榖为榖城。今从范宁、孙复之说。”
赵鹏飞《春秋经筌》卷四云：“左氏之说出于野史，以其所闻之说，取经文之近者偶而合之，故亦时有得其实者。学者见其偶合，遂以为左氏国史，经自国史出也，左氏不可不信，则失之果；或者又疑其不合者众，而迁就者多，则谓左氏皆诬诞之词无足取，则失之疑。果与疑二者，均未安。要之，以经为正，而左氏之合者亦时取之，可也。愚今因城小榖之事，而知左氏非国史，以其所闻取经文之近者合之，审矣。昭十一年楚申无宇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于今赖之’，而庄三十二年偶有城小榖之事，左氏遂曰为管仲也，是左氏取申无宇之言而偶合之也。杜氏因左氏而齐无小榖，因以小榖为榖城，曰‘榖城，齐地’，榖城固齐地，而安可强改‘小榖’为‘榖’城邪？范宁曰‘小榖，鲁地’，为得其正矣。《发微》谓曲阜西北有小榖城，则小榖鲁城甚明矣。春秋鲁未有城外邑者，惟城楚丘上不书诸侯，若内城之者。盖圣人异其文，不与诸侯得封卫也。楚丘为卫地，盖已见于《诗》。删《诗》作《春秋》，皆出于圣人之手，于《诗》既显言之，故于《春秋》隐其义，后世决不疑楚丘为鲁地也。若齐侯城置管仲，则非圣人之言，安可持是说而遂以小榖为榖城邪？鲁何与于管仲而为管仲城邑乎！况申无宇之说，亦不曰鲁为管仲而城之，盖曰齐桓城之也。左氏之说，于是暴露诚无足据者，则其合者亦不过附会而偶合矣。择其有益于经者，从之可也。”
清代学者也多赞同范宁、孙复说。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城小榖”云：“城小榖，为管仲也。’据经文，小榖不系于齐，疑左氏之误。范宁解《榖梁传》曰：‘小榖，鲁邑。’《春秋发微》曰：曲阜西北有故小榖城。按《史记》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当即此地。杜氏以此小榖为齐邑济北榖城县，城中有管仲井。刘昭《郡国志》、郦道元《水经注》皆同。按《春秋》有言‘榖’不言‘小’者。庄公二十三年，公及齐侯遇于榖；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榖；文公十七年，公及齐侯盟于榖；成公五年，公孙侨如会晋荀首于榖。四书‘榖’而一书‘小榖’，别于‘榖’也。又昭公十一年《传》曰‘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至于今赖之’，则知《春秋》四书之‘榖’及管仲所封在济北榖城，而此之‘小榖’自为鲁邑尔。况其时齐桓公始霸，管仲之功尚未见于天下，岂遽勤诸侯以城其私邑哉！”又，《日知录》卷三十一“小榖”条论述略同。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江永《春秋地理考实》等，均主此说。
清代有些学者虽为《左传》之说辩护，而实际上仍沿用了宋人的说法。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城小榖”条云：“左庄三十二年《传》云：‘城小榖，为管仲也。’顾亭林《日知录》据范宁《榖梁解》，以小榖为鲁邑而疑左氏之误。志祖考：《春秋》之言榖者，除亭林所引外，尚有宣十四年公孙归父会齐侯于榖；襄十九年晋士丐侵齐至榖；又成十七年《传》，齐国佐杀庆克以榖叛，则齐地之名‘榖’而不名‘小榖’灼然矣。小榖应属鲁邑，左氏不应谬误若此。后读《公羊疏》云：‘二传作小榖，与左氏异。’始悟左氏经本作‘城榖’，此与申无宇所言‘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语正合，故杜注以为齐邑，又引济北榖城县中有管仲井以实之尔。今经传及注俱作小榖者，乃后人据二传之文而误加之左氏也，惜杜预手定本已亡，无从是正。”臧寿恭《春秋左氏古义》卷二、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赞同此说。此说认为《左传》所用《春秋》经文原为“城榖”，“城小榖”乃后人所改；又承认小榖为鲁邑，管仲所封为“榖”而非“小榖”，故其观点除了从版本学上替《左传》回护以外，与宋代以来否认管仲曾受封小榖的说法并无本质区别。
按，《公羊传》唐代徐彦《疏》所谓《左传》原作“城榖”一说不很可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引《左传》已作“小榖”，徐彦见到的左氏《春秋》并不一定是最早的古本，也有可能是后人误删“小”字造成的。今人杨伯峻对此已作辩正。①
①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50页。
《左传》“城小榖，为管仲”的记载不宜轻易否定。今试作论证如下：
（1）《左传》所记与当时情势相合。《春秋》载，鲁庄公三十年（前664年）冬，“齐人伐山戎”；次年（前663年）六月，“齐人来献戎捷”。《左传》认为齐人本不应献捷于鲁，《说苑·权谋》说献捷于鲁是管仲的一种笼络手段，总之此事使鲁国意外地受惠于齐。《春秋》所记“城小榖”紧承鲁国接受齐人献捷之后（前662年），自有可能与齐国筑城赏赐管仲有关。盖齐桓公挟战胜山戎之势，号召邻国共筑小榖以赐管仲，鲁人慑于齐国声威，又因刚接受齐之献捷，故参与筑城行动。
（2）《左传》此条是有关《春秋》“城小榖”的最早解释。《左传》大致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中期，“小榖鲁邑”之说则出自晋代范宁（《公羊》《榖梁》二传都未对“小榖”做任何说明），两者的时代相差六百余年，《左传》自比范宁说更为可信。左氏尚能掌握很多后世已经佚失的历史资料，他在明知“小榖”与“榖”字面有所不同的情况下，特别提示“城小榖”与申无宇所说“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是一件事，应当有所依据。《日知录》认为《史记·高祖本纪》所说“汉高帝以鲁公礼葬项王榖城”即指鲁之小榖，此例正说明秦汉人也有混称小榖和榖的习惯。又，汉代人因沛郡治所不在沛县，遂称沛县为“小沛”。比照这类事例，齐之榖又称“小榖”虽原因不明，但并非绝不可能。
（3）《春秋》所书“城某邑”不尽为鲁人修筑国内城邑。僖公二年“城楚丘”即为显例。有些学者认为“城楚丘”与“城小榖”无可比性，甚至将“城楚丘”也视为鲁筑内城，都属强辩。
宋代学者喜欢抛弃传注直接探寻《春秋》的微言大义，所说多有穿凿之弊。综合各方面事实来看，《左传》所记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年）齐桓公为管仲筑小榖城，鲁人亦参与筑城一事，基本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