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管子的早年身份，古书中有些失实描写，梁启超《管子评传》据之提出“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的说法。其实管子早年身份应为低级贵族，兹列四点事实以为据：
（1）管仲之父管山为齐大夫，管仲出身于贵族家庭。《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世本》说：“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庄”为管山之谥，历来无异说。《国语·齐语》韦昭注称管仲之父为“管严仲”，系因避讳改“庄”为“严”。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有谥。按当时风俗，卿大夫死后，后代马上请谥于国君，《左传·隐公八年》所记“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礼记·檀弓下》所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皆是其例。
春秋时期还没有子孙发迹后为祖先追谥的现象。管山的得谥与后来管仲的名望地位没有关系，应是其自身大夫身份的反映。与管山同时的人物有管至父，曾带兵戍守葵丘，与管山、管仲当属同一家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骃《集解》引贾逵说，管至父亦为齐大夫。大致在管山一代，管氏家族具有较高地位。管仲为大夫之子，出自有势力的家族，其身份与社会最下层的“微贱”者有所区别。
（2）管仲早年契友鲍叔牙也是齐国贵族子弟，管、鲍身份应属相当。《国语·齐语》韦昭注说，鲍叔牙姒姓，父为鲍敬叔。“敬”是谥，可知鲍敬叔也是齐大夫。据学者考证，传世齐国铜器中的 镈铭文中的 叔就是鲍叔牙。①铭文记载鲍叔牙和父亲两代与姜姓联姻，确系地位较高的贵族。管仲生活的春秋早期，宗法制度还比较稳固，“贵贱有等”的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管、鲍同为齐国大夫子弟，身份地位相近，故能结成亲密关系。
①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82页。
（3）管仲与鲍叔牙后来分别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的属臣，说明二人皆有贵族家庭背景，且与齐国公室有一定联系。公子纠是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能成为公子纠的主要辅臣，管仲不可能出身低贱。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其情形与赵衰、舅犯辅佐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相似，赵衰、舅犯也都具有贵族身份。
（4）管仲早年曾多次参与作战，有充当战士的资格。春秋早期，“执干戈以卫社稷”是贵族、“国人”的一种荣誉和权利，身份低贱的“野人”和奴隶在随同贵族作战时只从事后勤供应等方面的贱役。传说管仲“三战三走”，但参与作战本身已表明其身份并不低贱。
管仲“起自微贱，非齐贵族”的说法，与误解有关记载和传说有关。管仲早年生活贫困，又曾远出经商，但这些经历并不等同于身份问题。
管山死后，管仲的家境陷入贫困，不过这对管仲的贵族子弟身份没有很大影响。晋公子重耳在归国途中曾“乞食于野人”；《国语·晋语》载，晋卿“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时人目之为“贫”；晋卿韩宣子也曾“忧贫”。这些潦倒与贫困是一时现象或是相对更高标准而言，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管仲的贫困，程度上和这些事例有所不同，但性质大体相近，属于贵族之贫而非贱者之贫。
管仲经商一事也不能证明其出身微贱。春秋时期，世袭商人的身份比较低贱，但经商者并非都是世袭商人。西周以来，贵族即多用货币，赐贝赐金之事屡见于金文。货币的运用很容易走向盈利性的商业行为。《诗经·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已指出贵族有追逐利润的倾向。齐国的商业活动原比其他地区活跃，下级贵族经商的现象出现较早。①到春秋后期，大族陈氏“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②的行为被看成善举，反证当时已有很多贵族通过贸易差价获取高额利润。总之，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已有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管仲、鲍叔牙等家境沦落的下级贵族从事长途贩运不足为奇，不能根据经商之事推定管仲“起自微贱”。
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②《左传·昭公三年》。
有关管仲早年困顿的传说，其中夹杂不少战国人渲染的成分。战国时期，宗法贵族走向没落，不拘出身选用人才的做法蔚成风气。新型士人大力宣传“尚贤”思想，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战国以前破格用人的故事特别是其中有关“破格”的内容。这些宣传极力夸饰被破格提拔者的穷困、潦倒和卑贱，以此突出人才出自底层的道理和明君“尚贤”的力度之大，从而给很多古代用人故事涂上了浓厚的战国色彩。最过分的例子是邹子游说梁王时所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为仲父。”③这类描写很容易造成管仲早年身份低贱的假象。
③《说苑·尊贤》。
综合家世、交游和出仕经历来看，管仲早年应属“士”级贵族，是享有基本的政治、军事权利，在贵族阶层中级别最低但身份高于庶人的大夫子弟。
二、管子早年身份考
关于管子的早年身份，古书中有些失实描写，梁启超《管子评传》据之提出“管子实起于微贱，非齐贵族”的说法。其实管子早年身份应为低级贵族，兹列四点事实以为据：
（1）管仲之父管山为齐大夫，管仲出身于贵族家庭。《史记·管晏列传》司马贞《索隐》引《世本》说：“庄仲山产敬仲夷吾。”“庄”为管山之谥，历来无异说。《国语·齐语》韦昭注称管仲之父为“管严仲”，系因避讳改“庄”为“严”。春秋时期，大夫以上贵族有谥。按当时风俗，卿大夫死后，后代马上请谥于国君，《左传·隐公八年》所记“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礼记·檀弓下》所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皆是其例。
春秋时期还没有子孙发迹后为祖先追谥的现象。管山的得谥与后来管仲的名望地位没有关系，应是其自身大夫身份的反映。与管山同时的人物有管至父，曾带兵戍守葵丘，与管山、管仲当属同一家族。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裴骃《集解》引贾逵说，管至父亦为齐大夫。大致在管山一代，管氏家族具有较高地位。管仲为大夫之子，出自有势力的家族，其身份与社会最下层的“微贱”者有所区别。
（2）管仲早年契友鲍叔牙也是齐国贵族子弟，管、鲍身份应属相当。《国语·齐语》韦昭注说，鲍叔牙姒姓，父为鲍敬叔。“敬”是谥，可知鲍敬叔也是齐大夫。据学者考证，传世齐国铜器中的 镈铭文中的 叔就是鲍叔牙。①铭文记载鲍叔牙和父亲两代与姜姓联姻，确系地位较高的贵族。管仲生活的春秋早期，宗法制度还比较稳固，“贵贱有等”的观念对人们的行为有很强的约束力。管、鲍同为齐国大夫子弟，身份地位相近，故能结成亲密关系。
①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81—82页。
（3）管仲与鲍叔牙后来分别成为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的属臣，说明二人皆有贵族家庭背景，且与齐国公室有一定联系。公子纠是齐僖公之子、齐襄公之弟。能成为公子纠的主要辅臣，管仲不可能出身低贱。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其情形与赵衰、舅犯辅佐晋公子重耳（即后来的晋文公）相似，赵衰、舅犯也都具有贵族身份。
（4）管仲早年曾多次参与作战，有充当战士的资格。春秋早期，“执干戈以卫社稷”是贵族、“国人”的一种荣誉和权利，身份低贱的“野人”和奴隶在随同贵族作战时只从事后勤供应等方面的贱役。传说管仲“三战三走”，但参与作战本身已表明其身份并不低贱。
管仲“起自微贱，非齐贵族”的说法，与误解有关记载和传说有关。管仲早年生活贫困，又曾远出经商，但这些经历并不等同于身份问题。
管山死后，管仲的家境陷入贫困，不过这对管仲的贵族子弟身份没有很大影响。晋公子重耳在归国途中曾“乞食于野人”；《国语·晋语》载，晋卿“栾武子无一卒之田，其宫不备其宗器”，时人目之为“贫”；晋卿韩宣子也曾“忧贫”。这些潦倒与贫困是一时现象或是相对更高标准而言，同身份没有直接关系。管仲的贫困，程度上和这些事例有所不同，但性质大体相近，属于贵族之贫而非贱者之贫。
管仲经商一事也不能证明其出身微贱。春秋时期，世袭商人的身份比较低贱，但经商者并非都是世袭商人。西周以来，贵族即多用货币，赐贝赐金之事屡见于金文。货币的运用很容易走向盈利性的商业行为。《诗经·瞻卬》“如贾三倍，君子是识”，已指出贵族有追逐利润的倾向。齐国的商业活动原比其他地区活跃，下级贵族经商的现象出现较早。①到春秋后期，大族陈氏“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②的行为被看成善举，反证当时已有很多贵族通过贸易差价获取高额利润。总之，春秋时期贵族阶层已有人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管仲、鲍叔牙等家境沦落的下级贵族从事长途贩运不足为奇，不能根据经商之事推定管仲“起自微贱”。
①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5页。
②《左传·昭公三年》。
有关管仲早年困顿的传说，其中夹杂不少战国人渲染的成分。战国时期，宗法贵族走向没落，不拘出身选用人才的做法蔚成风气。新型士人大力宣传“尚贤”思想，有意无意地夸大了战国以前破格用人的故事特别是其中有关“破格”的内容。这些宣传极力夸饰被破格提拔者的穷困、潦倒和卑贱，以此突出人才出自底层的道理和明君“尚贤”的力度之大，从而给很多古代用人故事涂上了浓厚的战国色彩。最过分的例子是邹子游说梁王时所说：“管仲，故成阴之狗盗也，天下之庸夫也，齐桓公得之为仲父。”③这类描写很容易造成管仲早年身份低贱的假象。
③《说苑·尊贤》。
综合家世、交游和出仕经历来看，管仲早年应属“士”级贵族，是享有基本的政治、军事权利，在贵族阶层中级别最低但身份高于庶人的大夫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