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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佐成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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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政权灭亡后,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日益削弱,列国间的纠纷和战争增多,周边少数民族也不断对中原地区发起冲击。处于失控状态的中国需要新的权力中心维系大局。春秋初期,郑庄公、郑武公和齐僖公一度成为威望较高的小霸主,但因才能和实力有限,未能称霸天下。随着管仲的内部改革取得成功,齐国具备了超强的经济军事实力,加之管仲在外交和军事上深谋远虑,指挥有方,齐国终于完成霸业,开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
齐桓公即位之初,急欲出兵称霸,管仲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邻国未我亲也。君欲从事于天下诸侯,则亲邻国。”具体措施为:“审我疆场,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无受其资;而重为之皮币,以骤聘眺于诸侯,以安四邻,则四邻之国亲我矣。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币,使周游于四方,以号召天下之贤士。皮币玩好,使民鬻之四方,以监其上下之所好,择其淫乱者而先征之。”④结好邻国,树立威信,征伐政治混乱的国家,这是管仲为齐国称霸制订的外交方针。齐桓公按照这一部署,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棠、潜二邑,卫国的台、原、姑与漆里四邑,燕国的柴夫、吠狗二邑,于是“四邻大亲”,乃“择天下之甚淫乱者而先征之”。
④《国语·齐语》。
齐桓公二年(前684年),齐灭谭国(今山东济南附近)。五年(前681年),齐灭遂国(今山东宁阳西北)。同年,齐桓公与鲁庄公盟于柯(今山东阳谷西北),齐、鲁结束敌对状态。传说鲁人曹刿在此次盟会中劫持齐桓公,逼其归还侵地,齐桓公当时应诺而事后反悔。管仲认为推翻约定将“弃信于诸侯,失天下之援”,劝桓公如约返地。“诸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①。齐桓公六年(前680年),齐桓公率陈、曹二国伐宋,最后与宋、卫、郑在鄄(今山东鄄城西北)盟会,周大夫单伯也参加了盟会。次年(前679年),齐桓公再次招集宋、陈、卫、郑会于鄄邑。至此,齐国的霸权正式确立。
①《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称霸期间,曾北伐山戎,南征楚国,救助邢、卫,号令诸侯。管仲直接参与了这些活动的谋划和指挥,与齐桓公共同缔造了齐国的霸业。
山戎又称北戎,居于今河北北部及辽东一带。齐僖公二十五年(前706年),山戎曾大举伐齐,齐僖公乞师于郑,在郑国军队的帮助下才打退山戎的进攻。齐桓公即位后,一直谋划征服山戎。管仲曾就此提出建议,认为北伐应联合燕国。齐桓公二十二年(前664年),山戎伐燕,燕向齐国求援,齐桓公与鲁国磋商后,决定北上征伐山戎。管仲、隰朋等大臣随同齐桓公参加了这次远征。齐军深入北方蛮荒地区,打败了山戎及其两个盟国令支(今河北迁安一带)和孤竹(今河北卢龙、深县一带)。齐国征伐山戎是中原国家主动出击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其征程之远和战果之大,在春秋历史上绝无仅有。
传说“管仲、隰朋从桓公伐孤竹,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马而随之,遂得道”①。此即后世成语“老马识途”的由来。又据传说,齐桓公伐孤竹时目见幻象:有矮人左袖撩起,奔于马前。桓公担心这是战败的前兆,管仲说:“事必济。此人,知道之神也。走马前者,导也;左祛衣者,前有水也。”②齐军按管仲的指挥,从左侧渡过辽水,最终取得胜利。这些传说反映了齐人北伐之役的艰难,也突出了管仲在战争中的重要贡献。
①《韩非子·说林上》。
②《说苑·辨物》。
齐桓公二十三年(前663年),伐山戎之役结束,桓公由燕返齐。“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诸侯闻之,皆从齐。”③齐桓公还听从管仲的建议,将北伐获得的部分战利品送给鲁国。《说苑·权谋》记载:“齐桓公将伐山戎、孤竹,使人请助于鲁。鲁君进群臣而谋,皆曰:‘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反矣。’于是鲁许之而不行。齐已伐山戎、孤竹,而欲移兵于鲁。管仲曰:‘不可。诸侯未亲,今又伐远而还诛近邻,邻国不亲,非霸王之道。君之所得山戎之宝器者,中国之所鲜也,不可以不进周公之庙乎!’桓公乃令分山戎之宝,献之周公之庙。”管仲一向主张结好近邻。北伐之后,齐国进一步贯彻了管仲的外交思想,增进了同燕、鲁的关系,极大地提高了齐国在列国间的声望。
③《史记·齐太公世家》。
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可能是为褒奖北伐功勋,桓公特令筑成小榖城(今山东东阿),作为管仲的采邑。(详本章附录《管仲采邑小榖考》)“齐桓公城榖而置管仲焉”④,是春秋人盛传的佳话。《晏子春秋·外篇》记齐景公之言:“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榖,其县十七,着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诸侯,以为其子孙赏邑。”据此,管仲此次受封的采邑在小榖之外还有狐邑,两邑的属县(齐国的县比较小)共有十七个。
④《左传·昭公十一年》。
齐桓公和管仲的另一重要功绩是率领中原各国抗击北方狄族的进攻,帮助被狄人击溃的邢、卫两国重建国家。齐桓公二十五年(前661年),狄人伐邢,管仲提议出兵援救邢国:“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眈毒,不可怀也。诗云‘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同恶相恤之谓也。请救邢以从简书。”齐桓公采纳了管仲的建议。次年(前660年),狄人伐卫,杀死卫懿公,攻破卫国都城,卫国遗民(包括共、滕二邑的遗民)五千人流离失所,暂居于曹邑(今河南滑县西南)。齐桓公闻讯,派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又奉送马匹、祭服、牺牲、木材等多宗物资。此后两年中,齐桓公先后率宋、曹等国迁邢于夷仪(今山东聊城西),封卫于楚丘(今河南滑县东),以至“邢迁如归,卫国忘亡”①。春秋时期,周天子实际上已不能领导“攘夷”斗争,齐桓公以霸主身份填补了这一历史空缺。迁邢封卫等救助弱小的行动使齐国受到华夏诸侯的衷心拥戴,“天下诸侯称仁焉。于是天下诸侯知桓公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②。
①《左传·闵公二年》。
②《国语·齐语》。
北方形势基本稳定后,齐国开始向南方扩张势力。齐桓公二十九年(前657年),齐与宋、江、黄诸国会于阳谷(今山东阳谷),筹划伐楚行动。次年(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陈、卫、郑、许、曹诸国攻伐蔡国,“蔡溃,遂伐楚”。楚成王派使者责问齐人何故兴兵犯境,管仲代桓公答道:“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①管仲首先强调周王室赋予齐国征伐诸侯的权力,继之列举楚国不尊天子的罪状,突出了齐国军事行动的正义性,表现出高超的辞令技巧。事后,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与楚国盟于召陵(今河南郾城东),逼使楚国承认了齐国的霸主地位。召陵之盟影响极大,直到春秋后期楚国君臣仍对“齐桓有召陵之师”备极推崇,将其与周武王的“孟津之誓”和周成王的“岐阳之搜”等著名的盟会相提并论②。“终春秋之世,中原霸主以诸侯伐楚取其成者惟有此役”③,故齐桓公的霸业历来被推为春秋“五霸”之首。
①《左传·僖公四年》。
②《左传·昭公四年》。
③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9页。
齐桓公三十二年(前654年),齐与鲁、宋、陈、卫等国讨伐不参与诸侯盟会的郑国。次年(前653年),诸侯盟于宁母(今山东鱼台)。管仲向齐桓公建议:“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桓公采纳这一意见,“修礼于诸侯”,于是各诸侯国尽听齐国号令,都按齐国规定的制度向周王室贡纳各自的土产。宁母盟会期间,参与盟会的郑太子华唆使齐桓公除掉郑国内部的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许诺若能成功,他将率郑臣服于齐。桓公意欲应允,管仲认为齐国不宜过分干预郑国内部事务:“君以礼与信属诸侯,而以奸终之,无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谓礼,守命共时之谓信,违此二者,奸莫大焉。”桓公认为可以利用太子华与郑君的矛盾控制郑国,管仲再次进谏说:“君若绥之以德,加之以训,辞,而帅诸侯以讨郑,郑将覆亡之不暇,岂敢不惧?若总其罪人以临之,郑有辞矣,何惧?且夫合诸侯,以崇德也。会而列奸,何以示后嗣?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君其忽许!郑必受盟。夫子华既为大子,而求介于大国以弱其国,亦必不免。郑有叔詹、堵叔、师叔三良为政,未可间也。”④经管仲劝阻,齐桓公放弃了对郑太子华的支持。管仲的意见符合齐国的长远利益,他关于郑国政治动向的预测也非常准确。是年冬,郑文公主动“请盟于齐”,太子华在数年之后被郑文公处死。
④《左传·僖公七年》。
齐桓公三十五年(前651年),齐、周、鲁、宋、卫、郑、许、曹诸国盟于葵丘(今河南兰考东),这是齐国霸业的顶点。宰周公奉周天子之命参加了盟会,不但向桓公颁赐祭肉,还特命桓公无须下堂施拜以示优宠。管仲告诫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①桓公遂不敢接受优宠,口称“天威不违颜咫尺”,按照礼法下拜受赐。齐桓公在盟会中发号施令,约束诸侯,“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②。
①《国语·齐语》。
②《孟子·告子下》。
随着霸业的发展,管仲的个人名望也达到巅峰。齐桓公三十八年(前648年),管仲奉桓公之命去周王室调解周与戎族的矛盾。周襄王用上卿之礼招待管仲,管仲认为自己的爵位原本低于齐国上卿国氏和高氏,坚辞不受。襄王嘉奖说:“舅氏!余嘉乃勋,应乃懿德,谓督不忘。往践乃职,无逆朕命!”管仲最终不敢僭越,“受下卿之礼而还”。后人对此举给予很高评价:“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让,不忘其上。”③管仲是齐国执政,权力和声望在国、高二氏之上,但其爵位只是下卿。他的谦让意在维护齐国贵族间的平衡与团结,体现了政治家着眼大局善于节制的风范。
③《左传·僖公十二年》。
齐桓公曾自述其霸业:“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即令支)、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诸侯莫违寡人。寡人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①这些业绩的取得主要应归功于管仲。荀子曾指出:“齐桓,五伯之盛者也,前事则杀兄而争国;内行则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闺门之内,般乐奢汰,以齐之分奉之而不足;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其事行也若是其险污淫汰也,彼固曷足称乎大君子之门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於乎!夫齐桓有天下之大节焉,夫孰能亡之?倓然见管仲之能足以托国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为仲父,是天下之大决也。立以为仲父,而贵戚莫之敢妒也;与之高国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恶也;与之书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贵贱少长秩秩焉,莫不从桓公而贵敬之,是天下之大节也。诸侯有一节如是,则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数节者而尽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数也。”②齐桓公本人有很多缺陷,他的成功之处在于坚定地“托国”于管仲。
②《荀子·仲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