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徐福东渡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只是以记述为主的，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没有深入研究下去，到了近现代才揭开了研究这些问题的序幕。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各界学者对徐福的研究虽不全面，但他们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徐福东渡问题上提出了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老新闻·民国旧事》一书，转载了1929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的一则新闻——《徐福墓发现在日本》，全文如下：
东京函，昔秦始皇命徐福率三千童男女渡海求仙，一去不返，已载中外史籍。但徐福去后，消息渺然，至今无人知其详。兹有华侨及鲍振青君等经数年调查，始发现徐福祠墓于日本最南角和歌山县新宫町。由神户搭船，经大阪湾、和歌浦、纪伊水道，一昼夜抵熊野地上岸，新宫町在焉。二千年前东渡之徐福墓在望，墓地面积凡四亩二十一步，墓冢轰然在望，有石碑一，相传德川赖宣藩主于元文元年立。附近南树二枚，墓傍原有徐福从者坟七所，但今存者仅见二冢而已。熊野即蓬莱，蓬莱山之麓，有飞鸟神在，中有徐福祠在焉，至于遗物多散失无存。该地滨海洋，多鲸鱼出没，捕鲸之法，徐福教之。又产徐福纸，亦徐福发明。该地保胜会不日举行徐福东渡二千年祭，并拟将祠冢大加扩充。
——1929年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①
①陈益民主编：《老新闻·民国旧事》（1928—193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新闻中引用了日本方志和很多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熊野即蓬莱”，并介绍了熊野的徐福墓、徐福碑等遗迹。人们对徐福墓的关注表明，徐福东渡这一事件在近代已经引发了一些人探究徐福的欲望。
在这一时期，“日本人是徐福子孙”的观点出现并在一些人中间流传，这可以从一个例子中看出来。1934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在《中秋二愿》这篇杂文中写道：“我真怕将来大家又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这篇杂文收在其杂文集《花边文学》中。从鲁迅先生的这则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已经有人认为“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但鲁迅先生本人却不赞同这一观点。
另外，在文学界，20世纪40年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创作了一个多幕剧，原名《筑》，后改名为《高渐离》。剧本主要刻画的是击筑刺秦的高渐离的英雄形象。其中也涉及了徐福，写到了徐福的琅玡上书、受命东渡、在琅玡山上排练歌舞等内容。徐福被塑造成一个装成聋子的方士，他用种种理由说服秦始皇，使其下定决心，派其带领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所以，徐福在剧中被赵高说成是“假聋子真骗子”。徐福的这一形象应该代表了作者对其评价倾向。
在史学界，20世纪初，中日学者在对秦汉史和海上交通做大量研究的同时，还根据地下文物考古资料旁征博引，对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大致作了肯定。范文澜、吕振羽、顾颉刚、杨宽等史学家都在其著作中对徐福求仙的事进行了叙述，马非百《秦集史》中还为徐福立了传记。近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记载：“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巿（巿即黻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①从航海术的角度盛赞徐福东渡的伟大创举。此后，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说：“徐巿等之入海寻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的通路。因为山东沿海一带的商人，在战国时，就开始了海洋商业的活动，在徐巿县以前，也许曾有人到达过三岛，所以徐巿等才知道海外有三神山，因而引起他们寻求圣地的热望。但是海洋航行，需要巨大的船舶和其他的费用，而这用私人的力量，很难办到。适逢秦始皇东游琅邪，故假借求仙之说，企图以此获得国家的帮助。求仙之说，只是一种烟幕而已。”②他认为徐福东渡根本不是为了求仙，而是为了打通与日本诸岛之间的商路。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②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20世纪30年代，王辑五曾指出：“齐人徐福由山东半岛登舟东渡，至朝鲜半岛之辰韩（亦名秦韩），乘日本海左旋回流至日本山阴以后，又至奈良、平安等地，这些地方至今仍多秦姓诸氏。”③王辑五先生观点的全新之处就在于：他认为徐福一行并不是由中国直接到了日本，而是先到了朝鲜，在朝鲜逗留后“乘日本海左旋回流至日本山阴”。徐逸樵写于60年代的《先史时代的日本》①一书，也持此观点。在书中，徐逸樵表现出对徐福东渡的极大关注，有关徐福的正文就占了近20页的篇幅。他认为徐福东渡最初到了辰韩（今韩国西南部），然后到日本，一部分人是从弁韩渡海到达日本的。
③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学者，不少人对徐福东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他们不仅论证徐福曾到达日本，甚至还认为日本历史上的开国者——神武天皇就是徐福。1950年，香港出版了著名学者卫挺生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书中提出：徐福即神武天皇。卫挺生根据中国史籍、古物、古钱币以及徐福在日本的行踪等，从地理、时代、舟师等方面的十大巧合，证明“昔日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神武天皇”。1977年《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在日本翻译成日文出版，在日本东京发行，更名为《神武天皇——徐福传说之谜》，副标题为《神武天皇即徐福》。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对“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还在香港徐福会成立的贺词中说：“徐福是我们日本的国父。”1953年9月，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卫挺生的《徐福与日本》一书。
①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9页。
继卫挺生之后，中国台湾学者彭双松也著书论证徐福即神武天皇。彭双松研究徐福的原因源于三保松原的徐福传说。他年轻时是日本陆军的军官，钟情于兰花的摄影和研究，曾经游览过能够眺望富士山的三保松原，在那里发现了只有中国才有的兰花。经过打听才知道这里曾是徐福的登陆地。彭双松以直觉感到徐福此人并非传说，他一定存在并到过日本。回国后，彭双松就踏上了研究徐福的道路。在翻阅历史、考古书籍，了解民俗的基础上，他还凭着多年在日本生活熟知地理、精通日语的优势，先后八次自费赴日，考察徐福一行散落在日本各地的遗迹和传说。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彭双松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于1973年出版了《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30万字的《徐福研究》，通过从田野考察中获得的大量资料论证“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他的著作丰富和补充了香港学者卫挺生的论断，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中也提到了徐福东渡之事。如安作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编的《山东通史》（内部教材）还第一次提出了徐福故里是山东黄县的观点。
此外，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樊茹编著的《中外关系史大事年表》中也记载了徐福东渡之事，在公元前219年条中有这样的记述：“秦始皇东巡。在泰山、梁父封禅。派徐巿带领男女少年几千人，下海求仙药。又南巡。”
进入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相继撰文论说秦始皇求仙、徐福东渡之事，如陶亚民在1918年第9卷11期《地学杂志》上发表《徐福事考》；蒋君章在1933年第1卷1期《史学》上发表《秦皇汉武寻求神仙之用意》；王辑五在1934年第1卷11期《师大月刊》上发表《徐福与海流》，在1936年第26期上发表《再论徐福》，在1936年第5卷6期《禹贡》上发表《徐福入海求仙考》；马培棠在1934年第2卷7期《禹贡》上发表《徐巿故事之演化》；廖世功在1941年第3卷8期《侨声》上发表《关于徐福之传说》；刘永江在1941年第3卷7期《侨声》上发表《徐福事略》、《访徐福墓记》；廖新畴在1942第4卷14期上发表《关于徐福之传说》；汪向荣在1943年第5卷2期《政治月刊》上发表《徐福东渡考》；赵仲邑在1960年1月17日《羊城晚报》上发表《徐福与日本》……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徐福东渡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徐福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综上所述，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徐福东渡的研究已经揭开了序幕，虽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不够广泛和深入，但在某些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80年代以后的徐福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向纵深发展的。
第二节 20世纪初至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学者、文人对徐福的研究
有关徐福东渡的问题在中国古代只是以记述为主的，虽然有些学者提出了一些观点，但没有深入研究下去，到了近现代才揭开了研究这些问题的序幕。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80年代，各界学者对徐福的研究虽不全面，但他们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在徐福东渡问题上提出了对后来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
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老新闻·民国旧事》一书，转载了1929年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的一则新闻——《徐福墓发现在日本》，全文如下：
东京函，昔秦始皇命徐福率三千童男女渡海求仙，一去不返，已载中外史籍。但徐福去后，消息渺然，至今无人知其详。兹有华侨及鲍振青君等经数年调查，始发现徐福祠墓于日本最南角和歌山县新宫町。由神户搭船，经大阪湾、和歌浦、纪伊水道，一昼夜抵熊野地上岸，新宫町在焉。二千年前东渡之徐福墓在望，墓地面积凡四亩二十一步，墓冢轰然在望，有石碑一，相传德川赖宣藩主于元文元年立。附近南树二枚，墓傍原有徐福从者坟七所，但今存者仅见二冢而已。熊野即蓬莱，蓬莱山之麓，有飞鸟神在，中有徐福祠在焉，至于遗物多散失无存。该地滨海洋，多鲸鱼出没，捕鲸之法，徐福教之。又产徐福纸，亦徐福发明。该地保胜会不日举行徐福东渡二千年祭，并拟将祠冢大加扩充。
——1929年1月20日上海《民国日报》①
①陈益民主编：《老新闻·民国旧事》（1928—193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3—94页。
新闻中引用了日本方志和很多日本学者的观点认为“熊野即蓬莱”，并介绍了熊野的徐福墓、徐福碑等遗迹。人们对徐福墓的关注表明，徐福东渡这一事件在近代已经引发了一些人探究徐福的欲望。
在这一时期，“日本人是徐福子孙”的观点出现并在一些人中间流传，这可以从一个例子中看出来。1934年9月25日，鲁迅先生在《中秋二愿》这篇杂文中写道：“我真怕将来大家又说一通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这篇杂文收在其杂文集《花边文学》中。从鲁迅先生的这则话中，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已经有人认为“日本人是徐福的子孙”，但鲁迅先生本人却不赞同这一观点。
另外，在文学界，20世纪40年代，著名文学家郭沫若创作了一个多幕剧，原名《筑》，后改名为《高渐离》。剧本主要刻画的是击筑刺秦的高渐离的英雄形象。其中也涉及了徐福，写到了徐福的琅玡上书、受命东渡、在琅玡山上排练歌舞等内容。徐福被塑造成一个装成聋子的方士，他用种种理由说服秦始皇，使其下定决心，派其带领数千童男女入海求仙。所以，徐福在剧中被赵高说成是“假聋子真骗子”。徐福的这一形象应该代表了作者对其评价倾向。
在史学界，20世纪初，中日学者在对秦汉史和海上交通做大量研究的同时，还根据地下文物考古资料旁征博引，对徐福是否到了日本大致作了肯定。范文澜、吕振羽、顾颉刚、杨宽等史学家都在其著作中对徐福求仙的事进行了叙述，马非百《秦集史》中还为徐福立了传记。近代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记载：“秦始皇曾令方士徐巿（巿即黻的本字，《后汉书·东夷传》作徐福）率童男女数千人，航海求三神山。足见当时航海术不仅沿海岸南北往来，并已能大规模远航大海中。”①从航海术的角度盛赞徐福东渡的伟大创举。此后，翦伯赞在《秦汉史》中说：“徐巿等之入海寻求三神山，正是当时滨海一带的商人，企图打通与日本诸岛之商业的通路。因为山东沿海一带的商人，在战国时，就开始了海洋商业的活动，在徐巿县以前，也许曾有人到达过三岛，所以徐巿等才知道海外有三神山，因而引起他们寻求圣地的热望。但是海洋航行，需要巨大的船舶和其他的费用，而这用私人的力量，很难办到。适逢秦始皇东游琅邪，故假借求仙之说，企图以此获得国家的帮助。求仙之说，只是一种烟幕而已。”②他认为徐福东渡根本不是为了求仙，而是为了打通与日本诸岛之间的商路。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2页。
②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20世纪30年代，王辑五曾指出：“齐人徐福由山东半岛登舟东渡，至朝鲜半岛之辰韩（亦名秦韩），乘日本海左旋回流至日本山阴以后，又至奈良、平安等地，这些地方至今仍多秦姓诸氏。”③王辑五先生观点的全新之处就在于：他认为徐福一行并不是由中国直接到了日本，而是先到了朝鲜，在朝鲜逗留后“乘日本海左旋回流至日本山阴”。徐逸樵写于60年代的《先史时代的日本》①一书，也持此观点。在书中，徐逸樵表现出对徐福东渡的极大关注，有关徐福的正文就占了近20页的篇幅。他认为徐福东渡最初到了辰韩（今韩国西南部），然后到日本，一部分人是从弁韩渡海到达日本的。
③王辑五：《中国日本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3页。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及中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学者，不少人对徐福东渡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他们不仅论证徐福曾到达日本，甚至还认为日本历史上的开国者——神武天皇就是徐福。1950年，香港出版了著名学者卫挺生的《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书中提出：徐福即神武天皇。卫挺生根据中国史籍、古物、古钱币以及徐福在日本的行踪等，从地理、时代、舟师等方面的十大巧合，证明“昔日中国的徐福，就是日本开国第一代神武天皇”。1977年《徐福入日本建国考》一书在日本翻译成日文出版，在日本东京发行，更名为《神武天皇——徐福传说之谜》，副标题为《神武天皇即徐福》。昭和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对“徐福即神武天皇”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还在香港徐福会成立的贺词中说：“徐福是我们日本的国父。”1953年9月，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卫挺生的《徐福与日本》一书。
①徐逸樵：《先史时代的日本》，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199页。
继卫挺生之后，中国台湾学者彭双松也著书论证徐福即神武天皇。彭双松研究徐福的原因源于三保松原的徐福传说。他年轻时是日本陆军的军官，钟情于兰花的摄影和研究，曾经游览过能够眺望富士山的三保松原，在那里发现了只有中国才有的兰花。经过打听才知道这里曾是徐福的登陆地。彭双松以直觉感到徐福此人并非传说，他一定存在并到过日本。回国后，彭双松就踏上了研究徐福的道路。在翻阅历史、考古书籍，了解民俗的基础上，他还凭着多年在日本生活熟知地理、精通日语的优势，先后八次自费赴日，考察徐福一行散落在日本各地的遗迹和传说。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彭双松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于1973年出版了《徐福即是神武天皇》一书，1984年又出版了30万字的《徐福研究》，通过从田野考察中获得的大量资料论证“徐福就是日本的神武天皇”。他的著作丰富和补充了香港学者卫挺生的论断，在中日两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的一些历史教科书中也提到了徐福东渡之事。如安作璋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主编的《山东通史》（内部教材）还第一次提出了徐福故里是山东黄县的观点。
此外，1975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樊茹编著的《中外关系史大事年表》中也记载了徐福东渡之事，在公元前219年条中有这样的记述：“秦始皇东巡。在泰山、梁父封禅。派徐巿带领男女少年几千人，下海求仙药。又南巡。”
进入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相继撰文论说秦始皇求仙、徐福东渡之事，如陶亚民在1918年第9卷11期《地学杂志》上发表《徐福事考》；蒋君章在1933年第1卷1期《史学》上发表《秦皇汉武寻求神仙之用意》；王辑五在1934年第1卷11期《师大月刊》上发表《徐福与海流》，在1936年第26期上发表《再论徐福》，在1936年第5卷6期《禹贡》上发表《徐福入海求仙考》；马培棠在1934年第2卷7期《禹贡》上发表《徐巿故事之演化》；廖世功在1941年第3卷8期《侨声》上发表《关于徐福之传说》；刘永江在1941年第3卷7期《侨声》上发表《徐福事略》、《访徐福墓记》；廖新畴在1942第4卷14期上发表《关于徐福之传说》；汪向荣在1943年第5卷2期《政治月刊》上发表《徐福东渡考》；赵仲邑在1960年1月17日《羊城晚报》上发表《徐福与日本》……学者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徐福东渡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使徐福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综上所述，民国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关徐福东渡的研究已经揭开了序幕，虽研究的领域和深度不够广泛和深入，但在某些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80年代以后的徐福研究就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向纵深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