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记录的徐福东渡事件最早见于西汉的《史记》。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中对此事件作了记载，此后《汉书》（东汉）、《三国志》（晋）、《后汉书》（南朝宋）、《北齐书》（唐）、《新唐书》（五代后晋）、《旧唐书》（北宋）等正史中均有记载。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徐福东渡集团的记载，遍布各种体裁的书籍中。不仅志怪小说如《仙传拾遗》（五代）、《广异记》（唐）中有徐氏宗谱如浙江鄞县的《北宋徐氏宗谱》、江西临川县的《草坪五修徐氏宗谱》、贵州铜仁的《徐氏宗谱》中有，方志如《括地志》（唐）、《元和郡县图志》（唐）、《太平寰宇记》（宋）、《齐乘》（元）、《大清一统志》（清）、《续崂山志》（清）、《胶州志》（清）中有其他史料如《义楚六帖》（五代后周）、《太平御览》（宋）、《太平广记》（宋）、《资治通鉴》（宋）、《册府元龟》（宋）、《刘氏鸿书》（明）、《日本考》（明）、《听雨琐记》（明）、《日本考略》（明）、《海国闻见录》（清）、《日本国志》（清）、《薛福成出使日记》（清）中也有。徐福东渡事件还在诗歌中被历代人们咏诵，例如《观海诗》（唐太宗）、《古风》（唐·李白）、《骊山伤故赋》（东汉·郗昌）、《海漫漫戒求仙也》（唐·白居易）、《日本刀歌》（北宋·欧阳修）、《祭徐福诗》（南宋·祖元）、《听客话日本熊野徐福庙》（元·吴莱）、《明太祖和诗》（明·朱元璋）、《日东曲》（明·宋濂）、《徐福岛》（清·黄体中）、《咏徐福》（清·黄遵宪）、《徐福遗址留诗》（清·黎庶昌）等诗歌中都可见到徐福的身影。
正史、编年体史书、类书、志书、笔记、文集，历史上对徐福东渡的记录一直都有，徐福东渡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所淡忘，反而随着时代变化，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徐福，并对徐福东渡事件知道得越来越详细。以徐福东渡所止之处为例，《史记》中记载的是“平原广泽”，到了《三国志》就变成是“所在绝远”又能“至会稽货布”的东海海岛澶洲。范晔在《后汉书》里干脆把徐福求仙药一事放在《东夷列传·倭传》中，隐约告诉人们徐福是到了日本。唐代的人们认为徐福到了蓬莱，而“蓬莱”在唐代是日本的代称。到了五代时期，后周的僧人义楚首次明确提出徐福东渡止于日本，他还指出富士山即是蓬莱山。到北宋之后，徐福东渡止于日本的说法就开始流行开来。南宋被蒙古灭亡之后，东渡日本的僧人无学祖元还曾亲眼见到纪州熊野的徐福祠并且赋诗。直到清末，驻日外交官黄遵宪、黎庶昌、薛福成都曾参观过日本的徐福墓、徐福祠。
徐福一行东渡在日本从持续长达11700多年的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过渡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以徐福团队为代表的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在开发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日本人民看来，徐福是一位教会他们怎样种植水稻、怎样养蚕纺织、怎样造船捕鲸的传递先进文化的圣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日交往的深入，日本人对徐福的看法也影响到了中国人对徐福的看法，徐福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代以前徐福的形象仅仅是一个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尤其是在正史不载“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在《汉书·郊祀志》、《北齐书·文苑》、《旧唐书·太宗李世民上》、《旧唐书·裴潾、张皋》、《新唐书·裴潾》等正史中记录徐福，是为了规劝帝王不要听信术士蛊惑求仙问药以致劳民伤财。但到了宋代以后，徐福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公元983年，“日本僧奝然搭吴越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舶入宋”，奝然抵中国后，向宋廷赠送的礼品中有在中国国内已经佚失的《孝经郑氏录》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等。这是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之后，第一次由日本人回赠给中国，群臣因此而惊诧，欧阳修故而在诗中吟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徐福成为将文化典籍保存下来的功臣。而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诗中，徐福则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先驱。洪武九年（1376年）入明的日本高僧中津绝海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当时朱元璋指着日本图，向中津询问熊野徐福庙古迹。中津作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朱元璋也和诗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朱元璋以徐福为例，借此表达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徐福甚至还被看成是日本人的始祖。元代人周致中《异域志》中说：“其国乃秦始皇时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黄遵宪怀疑：“当时主政者，非其（徐福）子孙殆其党徒欤？”①黄遵宪为了编写《日本国志》，曾努力学习日文，进行实地考察，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咨询故老，采风问俗，尽量搜集日本地方文献，参考书籍达200多种。由他的推论可见，直到清末中日两国依旧有人相信日本建国与徐福有着某种关联。
①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下）附录《日本杂事诗》，钱仲联笺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833页。
韩国历史文献中，《海东诸国志》对徐福的记载最为人们所熟悉。《海东诸国志》是申叔舟于李朝成宗二年（1471年）奉王命修撰，其文中记：“七十二年（公元前210年）壬午，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川……崇神天皇……在位六十八年，寿百二十，是时熊野权现神始现，徐福死而为神，国人至今祭之。”申叔舟精通经史，既出使过日本，又到过北京，他的记载给朝鲜文人很大的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朝鲜派出通信使与日本进行联系。1711年，朝鲜通信使曾就有关徐福的事以及欧阳修刀歌中提到的“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之事向接待他们的大儒新井白石询问，并提出要看蝌蚪文字。遗憾的是，新井白石说根据日本的惯例，秘藏的圣物是不能公开和誊抄的，所以使节们没有看到藏在热田神宫出云大社的古文尚书。18世纪后期出使过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认为徐福船队在海上航行的途中由于飘散，一部分到了日本，一部分到了朝鲜，所以不仅在日本有徐福团队的遗迹，朝鲜济州岛上也有徐福团队的遗迹。在1928年出版的《桓谭古记》中的《苏涂经典本训第五天符经》、《高丽国本纪第六》两篇也记载了徐福东渡。《苏涂经典本训第五天符经》中说徐福先到了朝鲜半岛，最后定居于日本纪伊，在那里有徐福墓祠。朝鲜史书《朝天志》、《朝天里沿革》、《济州岛地名考》等文献中记载了济州岛的徐福传说。①
①（日）石川幸子：《韩国的徐福传说》，载郑一民主编：《中国千童城徐福千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日本文献最先公开承认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是南北朝时期北 亲房撰写的《神皇正统记》，该书成书于1339年。其中说北 亲房明言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时期，“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药于日本”，并且还说徐福东渡时带来了五帝三皇的遗书，始皇焚书坑儒后，孔子之经遂存于日本。1395年僧人惟肖所著的《东海琼华集》中记载，在尾州有一热田神祠（今名古屋热田神宫），是徐福祠。到江户时代日本关于徐福的记载大大增加，如《异称日本传》、《林罗山文集》、《同文通考》、《楚汉军谈》、《熊野案内记》、《纪南游囊》、《椿说弓张月》、《甲斐国志》等。林罗山在文集中不仅说徐福到达了日本，在纪伊国熊野有徐福墓，还说徐福来日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他将中国的文化典籍带到了日本，可惜因为兵荒马乱古籍没有保存下来。在日本地方志史料如《伊豆海岛风土记》、《八丈实记》、《和歌山县史迹名胜志》、《东日流外三郡志》、《日本名胜地志》中也有对徐福东渡集团事迹、遗迹的记载。
关于徐福的文字记录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时间越往后，记载越多越详细。究其原因，当然与后代人的牵强附会、推理演绎有关。不过，徐福千童百工集团作为长在中国、建功立业在异域他乡的中国移民，人们对他们的了解程度是与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外交往增多，人们对海外移民集团的了解自然就会增多，记载自然就会详细。如对徐福所到之处的记录，通过中日人员的往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徐福一行先经过朝鲜半岛南部最终在日本国登陆。古代，有许多日本僧人搭乘商船到中国求经问道，五代时期的义楚之所以说徐福到达了日本就是根据入宋日僧弘顺提供的情报。而祖元因为受日本镰仓幕府北条时宗将军的邀请赴日主持镰仓建长寺，所以有机会参观了熊野的徐福祠，写下《祭徐福诗》一诗。再如日本关于徐福的记录，也受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古代日本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曾经大量地吸收借鉴儒家文明。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更是受到德川幕府的独尊，被奉为官学。所以这一时期在日本也就出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关于徐福东渡的文字记录，日本国内关于徐福的传说也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可以说，中、日、韩三国交流越频繁，徐福东渡的影响就越广泛、越深入。
第二节 从文献记录看徐福东渡的影响
文字记录的徐福东渡事件最早见于西汉的《史记》。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中对此事件作了记载，此后《汉书》（东汉）、《三国志》（晋）、《后汉书》（南朝宋）、《北齐书》（唐）、《新唐书》（五代后晋）、《旧唐书》（北宋）等正史中均有记载。随着时代的推移，对徐福东渡集团的记载，遍布各种体裁的书籍中。不仅志怪小说如《仙传拾遗》（五代）、《广异记》（唐）中有徐氏宗谱如浙江鄞县的《北宋徐氏宗谱》、江西临川县的《草坪五修徐氏宗谱》、贵州铜仁的《徐氏宗谱》中有，方志如《括地志》（唐）、《元和郡县图志》（唐）、《太平寰宇记》（宋）、《齐乘》（元）、《大清一统志》（清）、《续崂山志》（清）、《胶州志》（清）中有其他史料如《义楚六帖》（五代后周）、《太平御览》（宋）、《太平广记》（宋）、《资治通鉴》（宋）、《册府元龟》（宋）、《刘氏鸿书》（明）、《日本考》（明）、《听雨琐记》（明）、《日本考略》（明）、《海国闻见录》（清）、《日本国志》（清）、《薛福成出使日记》（清）中也有。徐福东渡事件还在诗歌中被历代人们咏诵，例如《观海诗》（唐太宗）、《古风》（唐·李白）、《骊山伤故赋》（东汉·郗昌）、《海漫漫戒求仙也》（唐·白居易）、《日本刀歌》（北宋·欧阳修）、《祭徐福诗》（南宋·祖元）、《听客话日本熊野徐福庙》（元·吴莱）、《明太祖和诗》（明·朱元璋）、《日东曲》（明·宋濂）、《徐福岛》（清·黄体中）、《咏徐福》（清·黄遵宪）、《徐福遗址留诗》（清·黎庶昌）等诗歌中都可见到徐福的身影。
正史、编年体史书、类书、志书、笔记、文集，历史上对徐福东渡的记录一直都有，徐福东渡事件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人们所淡忘，反而随着时代变化，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徐福，并对徐福东渡事件知道得越来越详细。以徐福东渡所止之处为例，《史记》中记载的是“平原广泽”，到了《三国志》就变成是“所在绝远”又能“至会稽货布”的东海海岛澶洲。范晔在《后汉书》里干脆把徐福求仙药一事放在《东夷列传·倭传》中，隐约告诉人们徐福是到了日本。唐代的人们认为徐福到了蓬莱，而“蓬莱”在唐代是日本的代称。到了五代时期，后周的僧人义楚首次明确提出徐福东渡止于日本，他还指出富士山即是蓬莱山。到北宋之后，徐福东渡止于日本的说法就开始流行开来。南宋被蒙古灭亡之后，东渡日本的僧人无学祖元还曾亲眼见到纪州熊野的徐福祠并且赋诗。直到清末，驻日外交官黄遵宪、黎庶昌、薛福成都曾参观过日本的徐福墓、徐福祠。
徐福一行东渡在日本从持续长达11700多年的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过渡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以徐福团队为代表的大陆移民及其后裔在开发日本经济、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在日本人民看来，徐福是一位教会他们怎样种植水稻、怎样养蚕纺织、怎样造船捕鲸的传递先进文化的圣人。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中日交往的深入，日本人对徐福的看法也影响到了中国人对徐福的看法，徐福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宋代以前徐福的形象仅仅是一个为秦始皇求仙药的方士，尤其是在正史不载“怪、力、乱、神”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在《汉书·郊祀志》、《北齐书·文苑》、《旧唐书·太宗李世民上》、《旧唐书·裴潾、张皋》、《新唐书·裴潾》等正史中记录徐福，是为了规劝帝王不要听信术士蛊惑求仙问药以致劳民伤财。但到了宋代以后，徐福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公元983年，“日本僧奝然搭吴越商陈仁爽、徐仁满之舶入宋”，奝然抵中国后，向宋廷赠送的礼品中有在中国国内已经佚失的《孝经郑氏录》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等。这是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中国文献典籍传入日本之后，第一次由日本人回赠给中国，群臣因此而惊诧，欧阳修故而在诗中吟曰“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徐福成为将文化典籍保存下来的功臣。而到了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诗中，徐福则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先驱。洪武九年（1376年）入明的日本高僧中津绝海受到了朱元璋的接见。当时朱元璋指着日本图，向中津询问熊野徐福庙古迹。中津作诗曰：“熊野峰前徐福祠，满山药草雨余肥。只今海上波涛稳，万里好风须早归。”朱元璋也和诗曰：“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亦应肥。当年徐福求仙药，直到如今更不归。”朱元璋以徐福为例，借此表达与日本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徐福甚至还被看成是日本人的始祖。元代人周致中《异域志》中说：“其国乃秦始皇时徐福所领童男女始创之国。”黄遵宪怀疑：“当时主政者，非其（徐福）子孙殆其党徒欤？”①黄遵宪为了编写《日本国志》，曾努力学习日文，进行实地考察，广泛结交日本各界人士，咨询故老，采风问俗，尽量搜集日本地方文献，参考书籍达200多种。由他的推论可见，直到清末中日两国依旧有人相信日本建国与徐福有着某种关联。
①黄遵宪：《人境庐诗草》（下）附录《日本杂事诗》，钱仲联笺注，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833页。
韩国历史文献中，《海东诸国志》对徐福的记载最为人们所熟悉。《海东诸国志》是申叔舟于李朝成宗二年（1471年）奉王命修撰，其文中记：“七十二年（公元前210年）壬午，秦始皇遣徐福，入海求仙，福遂至纪伊川……崇神天皇……在位六十八年，寿百二十，是时熊野权现神始现，徐福死而为神，国人至今祭之。”申叔舟精通经史，既出使过日本，又到过北京，他的记载给朝鲜文人很大的影响。日本江户时代，朝鲜派出通信使与日本进行联系。1711年，朝鲜通信使曾就有关徐福的事以及欧阳修刀歌中提到的“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之事向接待他们的大儒新井白石询问，并提出要看蝌蚪文字。遗憾的是，新井白石说根据日本的惯例，秘藏的圣物是不能公开和誊抄的，所以使节们没有看到藏在热田神宫出云大社的古文尚书。18世纪后期出使过北京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认为徐福船队在海上航行的途中由于飘散，一部分到了日本，一部分到了朝鲜，所以不仅在日本有徐福团队的遗迹，朝鲜济州岛上也有徐福团队的遗迹。在1928年出版的《桓谭古记》中的《苏涂经典本训第五天符经》、《高丽国本纪第六》两篇也记载了徐福东渡。《苏涂经典本训第五天符经》中说徐福先到了朝鲜半岛，最后定居于日本纪伊，在那里有徐福墓祠。朝鲜史书《朝天志》、《朝天里沿革》、《济州岛地名考》等文献中记载了济州岛的徐福传说。①
①（日）石川幸子：《韩国的徐福传说》，载郑一民主编：《中国千童城徐福千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日本文献最先公开承认徐福东渡到达日本的是南北朝时期北 亲房撰写的《神皇正统记》，该书成书于1339年。其中说北 亲房明言日本第七代孝灵天皇时期，“始皇好神仙，求长生不死药于日本”，并且还说徐福东渡时带来了五帝三皇的遗书，始皇焚书坑儒后，孔子之经遂存于日本。1395年僧人惟肖所著的《东海琼华集》中记载，在尾州有一热田神祠（今名古屋热田神宫），是徐福祠。到江户时代日本关于徐福的记载大大增加，如《异称日本传》、《林罗山文集》、《同文通考》、《楚汉军谈》、《熊野案内记》、《纪南游囊》、《椿说弓张月》、《甲斐国志》等。林罗山在文集中不仅说徐福到达了日本，在纪伊国熊野有徐福墓，还说徐福来日是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前，他将中国的文化典籍带到了日本，可惜因为兵荒马乱古籍没有保存下来。在日本地方志史料如《伊豆海岛风土记》、《八丈实记》、《和歌山县史迹名胜志》、《东日流外三郡志》、《日本名胜地志》中也有对徐福东渡集团事迹、遗迹的记载。
关于徐福的文字记录有个很重要的特点，那就是时间越往后，记载越多越详细。究其原因，当然与后代人的牵强附会、推理演绎有关。不过，徐福千童百工集团作为长在中国、建功立业在异域他乡的中国移民，人们对他们的了解程度是与中、日、韩之间的文化交流相辅相成的。随着中外交往增多，人们对海外移民集团的了解自然就会增多，记载自然就会详细。如对徐福所到之处的记录，通过中日人员的往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徐福一行先经过朝鲜半岛南部最终在日本国登陆。古代，有许多日本僧人搭乘商船到中国求经问道，五代时期的义楚之所以说徐福到达了日本就是根据入宋日僧弘顺提供的情报。而祖元因为受日本镰仓幕府北条时宗将军的邀请赴日主持镰仓建长寺，所以有机会参观了熊野的徐福祠，写下《祭徐福诗》一诗。再如日本关于徐福的记录，也受中日文化交流的影响。古代日本对中华文化有着深深的崇敬之情，曾经大量地吸收借鉴儒家文明。在江户时代，朱子学更是受到德川幕府的独尊，被奉为官学。所以这一时期在日本也就出现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多的关于徐福东渡的文字记录，日本国内关于徐福的传说也多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可以说，中、日、韩三国交流越频繁，徐福东渡的影响就越广泛、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