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率领几千人东渡海外，是从当时全国的形势出发，审时度势作出的正确抉择。
一、时代背景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然后，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攻百越，经略西南夷，进一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为了巩固统一，秦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修驰道，徙豪富，收兵器，筑长城；统一货币、度量衡。正如历史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①
①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9页。
统一后的秦朝疆域辽阔，“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羌中指临洮西南古羌族活动的地带，北向户在今越南境内。经过扩张以后的秦代疆域占有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15省的全部地域，同时包括甘肃东半部、四川东部、云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东南部，以及今越南东北部和朝鲜西北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秦朝统一全国后，以苛政暴虐而著称，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修长城，戍五岭，建阿房宫，修骊山墓，数百万劳动人民像牛马一样被役使，以至于造成了“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②的悲惨局面。除了繁重的徭役以外，秦朝的法律也极为严酷，往往是一人犯法、诛及三族，遭受断足、削鼻等非人的酷刑，全国的罪犯竟多达200万人。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秦朝出现了政治上极端专制、经济上横征暴敛、思想文化上高压禁锢的黑暗局面。残暴的统治激起人们强烈的不满，“阿房，阿房，亡始秦”的谣言不断流传，统一全国不久的秦朝很快由一个雄视天下的帝国变得虚弱不堪，国势急剧动荡。
②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0页。
面对秦王朝的黑暗统治，一部分人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在骊山修建皇陵的英布逃到长江中游聚刑徒为群盗，彭越在巨野起义，刘邦在芒砀山举事，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一时间出现了“群盗满山”的局面。还有一部分人对于秦的暴政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或逃入深山，或出走海外，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众为了逃避迫害和秦朝的暴政，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迁移。走出海外，是沿海地区人民面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徐福一行出海求仙并东渡韩国、日本的行动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二、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他们各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盛时期。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虽然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但是各家各派学说并未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彻底绝迹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发展，不断融入主流文化，使当时的秦文化逐步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秦文化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位于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领地之内。随着秦国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和人员迁徙，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不断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原秦国文化与燕齐、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不断融合，使统一后的秦文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化。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这种文化性格在推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徐福东渡以及开发海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这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当时秦朝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朝鲜，日本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徐福东渡而带到朝鲜和日本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大大推动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三、经济发展
从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看，山东沿海已经具备了向海外大批移民的现实物质条件。山东半岛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的疆域，经济上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齐国的盐铁业、纺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如齐国国都临淄，在战国时手工业就十分先进，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这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①。商业也十分繁荣。这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延续到秦朝，并有新的进步。
①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7页。
山东沿海地区盛产造船的木材，船舶众多，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了芝罘港（今烟台）、琅玡港、古登州港、斥山港等远近闻名的出海港口，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生活在山东半岛沿海的居民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为了躲避战乱，就有人越海到达朝鲜半岛。徐福作为一个著名的方士，他不满秦的暴政，想寻找一个躲避暴政的“世外桃源”。徐福自幼生活在山东沿海地区，对山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亲眼目睹了沿海地区人民纷纷避难海外的事实。正是有了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又借秦始皇的命令，取得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大批物资，徐福才敢于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下毅然东渡海外。
四、地理环境与航海技术
古代黄县（包括今蓬莱市）北临渤海，海中有庙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辽东的要冲，在古代中韩、中日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生活在沿海的人们经常看见海市蜃楼的景象，因而有了关于“三神山”的传说，如乾隆二十一年《黄县志》卷十《艺文上·海市说》载：“海市称天下奇观，尚矣，蓬莱有之，黄邑亦然，登朝宗门楼，凭眺而寓目焉，往往可得也。”
黄县一带居民受“海市蜃楼”和“三神山”说的影响，又居于海外交通的便利位置，自古以来就有扬帆远航的传统，这里的港口有利于船舶集中。战国时燕将乐毅从东莱登陆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齐国，东莱即为西周所建的莱子国，在今山东龙口市境内。
在航海知识方面，战国时期，山东沿海居民已有较多的积累。《管子·禁藏》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①这段文字说明时人已经意识到航海与潮流的关系，应该利用定向潮流，顺流而行。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也说：“匠人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说明当时人们已可根据太阳和北极星观测方位。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利用原始磁石辨别方向，这种辨认北斗或北极的技术，对于提高海上导航的准确度，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①《管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
第一节 徐福东渡的历史背景
徐福率领几千人东渡海外，是从当时全国的形势出发，审时度势作出的正确抉择。
一、时代背景
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秦国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了长期以来诸侯分裂割据的局面。然后，秦始皇北击匈奴，南攻百越，经略西南夷，进一步完成了全国的统一。秦王嬴政自称“皇帝”，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秦朝。为了巩固统一，秦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修驰道，徙豪富，收兵器，筑长城；统一货币、度量衡。正如历史记载：“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①
①司马迁：《史记·礼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59页。
统一后的秦朝疆域辽阔，“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①。羌中指临洮西南古羌族活动的地带，北向户在今越南境内。经过扩张以后的秦代疆域占有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贵州、广东、广西等15省的全部地域，同时包括甘肃东半部、四川东部、云南东北部、辽宁西南部、内蒙古南部、宁夏东南部，以及今越南东北部和朝鲜西北部，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9页。
秦朝统一全国后，以苛政暴虐而著称，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修长城，戍五岭，建阿房宫，修骊山墓，数百万劳动人民像牛马一样被役使，以至于造成了“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死者相望”②的悲惨局面。除了繁重的徭役以外，秦朝的法律也极为严酷，往往是一人犯法、诛及三族，遭受断足、削鼻等非人的酷刑，全国的罪犯竟多达200万人。秦始皇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焚书坑儒，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秦朝出现了政治上极端专制、经济上横征暴敛、思想文化上高压禁锢的黑暗局面。残暴的统治激起人们强烈的不满，“阿房，阿房，亡始秦”的谣言不断流传，统一全国不久的秦朝很快由一个雄视天下的帝国变得虚弱不堪，国势急剧动荡。
②班固：《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00页。
面对秦王朝的黑暗统治，一部分人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在骊山修建皇陵的英布逃到长江中游聚刑徒为群盗，彭越在巨野起义，刘邦在芒砀山举事，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一时间出现了“群盗满山”的局面。还有一部分人对于秦的暴政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或逃入深山，或出走海外，特别是沿海地区的民众为了逃避迫害和秦朝的暴政，开始大规模地向海外迁移。走出海外，是沿海地区人民面对当时社会黑暗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选择。徐福一行出海求仙并东渡韩国、日本的行动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
二、文化背景
战国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等“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他们各有一套完整的文化体系，使当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化繁盛时期。
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虽然发生了“焚书坑儒”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但是各家各派学说并未因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彻底绝迹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继续发展，不断融入主流文化，使当时的秦文化逐步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秦文化本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范围大致位于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领地之内。随着秦国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和人员迁徙，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范围不断扩大。在不断统一全中国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不断吸收其他地域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原秦国文化与燕齐、荆楚、吴越等地域文化不断融合，使统一后的秦文化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封建文化。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这种文化性格在推动秦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对徐福东渡以及开发海外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这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为深远。当时秦朝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朝鲜，日本当时还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时期。所以徐福东渡而带到朝鲜和日本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大大推动了当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
三、经济发展
从当时的经济发展程度看，山东沿海已经具备了向海外大批移民的现实物质条件。山东半岛在春秋、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的疆域，经济上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齐国的盐铁业、纺织业、造船业都很发达，如齐国国都临淄，在战国时手工业就十分先进，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这里“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①。商业也十分繁荣。这种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延续到秦朝，并有新的进步。
①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57页。
山东沿海地区盛产造船的木材，船舶众多，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出现了芝罘港（今烟台）、琅玡港、古登州港、斥山港等远近闻名的出海港口，航海技术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生活在山东半岛沿海的居民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们为了躲避战乱，就有人越海到达朝鲜半岛。徐福作为一个著名的方士，他不满秦的暴政，想寻找一个躲避暴政的“世外桃源”。徐福自幼生活在山东沿海地区，对山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非常了解，亲眼目睹了沿海地区人民纷纷避难海外的事实。正是有了这种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又借秦始皇的命令，取得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和大批物资，徐福才敢于在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下毅然东渡海外。
四、地理环境与航海技术
古代黄县（包括今蓬莱市）北临渤海，海中有庙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通往辽东的要冲，在古代中韩、中日交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秦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还很低下，生活在沿海的人们经常看见海市蜃楼的景象，因而有了关于“三神山”的传说，如乾隆二十一年《黄县志》卷十《艺文上·海市说》载：“海市称天下奇观，尚矣，蓬莱有之，黄邑亦然，登朝宗门楼，凭眺而寓目焉，往往可得也。”
黄县一带居民受“海市蜃楼”和“三神山”说的影响，又居于海外交通的便利位置，自古以来就有扬帆远航的传统，这里的港口有利于船舶集中。战国时燕将乐毅从东莱登陆伐齐，连下七十余城，几乎灭亡齐国，东莱即为西周所建的莱子国，在今山东龙口市境内。
在航海知识方面，战国时期，山东沿海居民已有较多的积累。《管子·禁藏》说：“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①这段文字说明时人已经意识到航海与潮流的关系，应该利用定向潮流，顺流而行。战国时成书的《周礼·考工记》也说：“匠人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说明当时人们已可根据太阳和北极星观测方位。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利用原始磁石辨别方向，这种辨认北斗或北极的技术，对于提高海上导航的准确度，无疑是十分有利的。
①《管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