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战国到秦朝，有史记载的诸多方士主要集中在燕、齐之地，尤以齐地为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福。要理解方士徐福的活动，就不能不考察方士这个大的社会阶层。下面就方士的起源、方士与政治、方士与儒生以及方士徐福的活动等问题逐一阐述。
一、方士的起源
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周王朝的衰退与各诸侯国的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各诸侯国出现了一大批类似过去王官的文化人。《史记·历书》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①《论语·微子》亦载，鲁哀公时社会秩序混乱，“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②。原来属于王官的知识分子流入社会下层，而下层平民知识分子的地位则日益上升，二者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阶层，这就是“士”。“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①司马迁：《史记·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8—1259页。
②《四书·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方士”一词最早载于《周礼·秋官·方士》：“方士，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③但当时的方士是一种官方职称，掌管王族、公卿级的狱讼，不是后世方士的正宗。我们所言的方士是“士”的一种，即“方术之士”。“方术”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艺能。《汉书·艺文志》言，方术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数术，一是方技。数术类又分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④。这些数术是以研究“天道”或“天地之道”为主，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时节、气象、水土、环境学等多个学科。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①。这些方技是以探讨“人道”与“性命”为主，内容涉及医学、药学、性学、养生学、长寿学、营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古化学等。大体上，掌握“方技”之士为“方士”，掌握“数术”之士为“术士”，合称为“方术士”，秦始皇就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②
③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75页。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0页。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方士的起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方士继承了商、周以来巫师的巫术并有所发展。巫师以巫咸、巫彭作为祖师。《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③《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④《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⑤《山海经》是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巫书，据其记载可以看出巫师有两大特点：一是能够通过天梯性质的高山升降上下，往来人间和天堂，沟通天人之间，为人们通神祈祷；二是掌握有不死之药，能医治人间百病。医就是起源于巫的，《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篇》皆言：“巫彭作医，巫威作筮。”⑥《逸周书·大聚解》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⑦方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巫师的巫术，包括医术在内，既用百药为人治病，又要亲自采炼药物，寻求仙人“不死之药”。另一方面，方士继承和发展了讲求修炼“精气”的道家的方技。齐国稷下道家学派就提出了“精气”为“道”的学说，以为“精气”是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源，也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要素，因此主张修养内心和修炼“精气”，以求延年益寿。他们以“精气”为“道”，修炼“精气”的方技叫做“内业”或“内得”，把修炼“精气”成功的人称为“得道”的“真人”。方士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修炼“精气”的方技，并不断夸大其作用，认为由此可以实现长生不老，达到“真人”的境界。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④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⑤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页。
⑥《吕氏春秋》，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⑦贾二强点校：《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方术最初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从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开始，方士们便利用邹衍之学来解释方术，从而形成了《史记》所说的“方仙道”与《汉书》所说的“神仙家”。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神仙思想，由“不死”的观念演化而来，源于上古的巫师文化，至春秋、战国时受到重视，并已有人造仙药的出现。《战国策·楚策》说有人献不死药于荆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①可以看出，不死成仙的思想在晚周时已经颇为流行，也被诸侯所重视。
①韩非：《韩非子》，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方仙道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主要流行于齐地的一种宗教文化。“方”指方术，“仙”指神仙之说。方术来源于古齐地东夷族流行的巫术。《六韬》说：“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②姜太公这里运用的就是方术。神仙说则是指流行于齐地的神仙文化。齐地流行的方术与神仙说在战国时期结合形成了方仙道。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说法是方仙道的主要内容，战国时期即受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的追捧，他们多次派人到海上寻求“三神山”和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对方士的宠信则直接刺激了秦朝方士文化的繁荣，使方士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阶层。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①。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③。
②李昉：《太平御览》卷737《方术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8页。
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6—1367页。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252页。
徐福是秦代方士队伍中的重要人物，当时著名的方仙道成员还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韩终、李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他们多为燕、齐之人。据《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言：“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④可以看出，战国到秦朝时期，方仙道的规模已经很大，成为影响朝野上下、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
④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二、秦代方士与政治
秦代的诸多方士开始时大都积极参与朝廷的活动，如参与朝政、主张封禅、寻求仙药等，但随着寻求仙药的最终失败以及秦始皇统治的日益残暴，他们大多走上了诽谤皇帝等秘密反秦或消极避秦的道路。
（一）参与朝政
方士参与朝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论。五德终始论认为：“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①
①《吕氏春秋》，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秦朝建立伊始，秦始皇便采用了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②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吸收方士以及“方士化”的儒生参与政治、文化生活。
②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8页。
（二）主张封禅
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命于天的典礼，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的齐、鲁儒生为适应兼并争霸、趋于统一的形势而提出的一种祭礼。他们认为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帝王应到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天帝。泰山是齐、鲁的分界，于是就把齐、鲁祭泰山的望祭扩大为统一帝国的望祭，并命名为“封禅”。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之礼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③据《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又载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④
③《管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④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5页。
依照封禅说，凡是新统一的王朝，天子应进行封禅，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出于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文化上争夺正统地位的现实需要，遂在首次东巡中举行了封禅大典。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巡狩郡县，与鲁儒生讨论封禅典礼。《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①。儒生博士议论纷纷，提不出具体的仪礼程式。秦始皇只得借用原来秦国在雍城祭祀天地的典礼：到泰山行封礼，到梁父行禅礼。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的缘起和整个过程中，肯定是有方士或者方士化的儒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寻求仙药
寻求仙人和长生不老药，是秦代方士最主要的活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遍寻天下方士为其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比较著名的有徐福、卢生、侯生等，其中徐福多次出海求仙寻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封禅书》等多有记载。
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6页。
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到东方沿海巡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②。他极力宣扬自己的赫赫功德，并希望能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帝王的尊贵。为了迎合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的欲望，徐福上书言入海求仙之事，“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大喜，“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③。经过数年努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徐福、卢生、侯生等人最终没有寻到仙人仙药。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页。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四）诽谤皇帝
秦代方士最初大都积极参与朝政、主张封禅、求仙寻药，但是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又加之秦始皇实行专权、独断的高压政策，政治上极端专制，经济上横征暴敛，思想文化上高压禁锢。方士们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而且随时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他们开始怨恨秦始皇。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①在找不到仙药的情况下，卢生、侯生等人采取了各种欺骗手段和秦始皇周旋，甚至诽谤秦始皇；为了逃避惩罚，他们最终狼狈逃亡。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总之，从上述秦方士及“方士化”儒生的活动来看，他们起初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行动参与朝廷的政治、文化活动，成为秦始皇的“御用文人”。当他们发觉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并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时，便诽谤、逃亡，最后走上了秘密反秦或消极避秦的道路。
不能简单地认为秦代的方士只是以阴阳鬼神之事阿谀奉承、招摇撞骗之徒，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着学术思想和政治抱负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思想渊源——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老庄的道家思想，有着相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以相对开放、自由的文化尤其是齐文化对抗专制独裁的秦文化，以道家和阴阳家思想来化解法家思想统治。但是他们对秦始皇的微妙心理和性格特征把握的程度不尽相同，徐福紧紧抓住了秦始皇的性格特征和生性多疑的心态，并且很好地加以利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徐福的政治谋略比卢生、侯生要高出一筹，在强大的封建专制机器面前，卢生、侯生等人通过正面的对抗，发泄自己的不满，最终只能逃亡或招致杀身之祸；而徐福更重视谋略和使用智慧，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做精神追求的基础，他为求仙耗费巨多，同样达到了消耗秦朝实力的目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为大规模东渡创造了条件，最终得以另辟新疆，开创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三、秦代方士与儒生
齐地方士文化的兴起以及与齐鲁学术文化的相互渗透，促成了方士文化与儒学的合流。
（一）方士与儒生的融合
在秦朝的儒生中也有人以方士的身份参加当时的宗教活动，而方士们也多以儒术装饰自己，出现了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生化的现象，促进了儒学学术文化与方士文化的相互渗透。
《史记·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①虽然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但齐鲁地区仍然是儒学的根据地，儒家文化对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方士的影响是巨大的，二者相互渗透，不断走向融合。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儒生地位不断遭到贬黜，而为秦始皇求仙的方士们却日益受到宠信，所以一部分儒生也参加到方士队伍之中，这就加速了儒生的方士化。当时，儒生与方士的身份也往往相混，或一并言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概指儒学，儒生当时常常与方士相提而论。
①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6页。
儒生与方士的合流，编写了大量的书籍。据清《补〈后汉书〉艺文志》所收，仅谶纬类就有近百种，分别属于易纬、诗纬、礼纬、孝经纬、春秋纬。这些谶纬的主要内容是讲述预言、先兆、符命，其中有图有书，故又称为“图书”、“图纬”、“图谶”等。正如葛洪所言：“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故后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百篇。”①在他收录的数百种道书之中就有相当多的方术经籍，如《墨子五行记》、《鸿宝万毕术》、《温宝经》、《息民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九宫》、《河洛内记》、《举形道成经》、《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樊英石壁文》、《董君地仙却老要记》、《万毕高丘先生法》、《黄老仙录》等，都为秦汉方士所编撰。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近年来陆续出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如帛书、竹简的《黄帝四经》、《系辞》、《周易》、《二三子问》、《易之义》、《缪要》、《昭力》、《老子》、《道原》、《经法》、《伊尹》、《五行篇》、《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出行占》、《木人占》、《日书》等，更为研究秦汉方士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李学勤在为《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所作的序言中说：“它们均是刘向父子、班固等所不及见的佚籍，在《汉书·艺文志》之外，但如果按照《艺文志》的方法分类，皆应列于《方技略》。譬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与《黄帝内经》有渊源关系，宜入《方技略》的医经家。《五十二病方》应入经方家；《胎产书》近似《汉志》所收《妇人婴儿方》，《杂禁方》虽系巫术，然为古方书恒有，亦宜入经方家。《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应入房中家；《养生方》、《杂疗方》的大部分内容也属此类，其余部分则属神仙家。至于《却谷食气》，便纯为神仙家了。由此足见，《方技略》四家在马王堆简帛里都已存在，这说明简帛医书内容的广泛，也反映出当时方技各家的发展传流情形。”①
①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2页。
秦朝的儒生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集团——博士，他们与方士有着紧密的联系，“某些博士实际上就是身居朝廷的方士，而某些方士正是身处民间的博士”②。二者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们有着相同的故国情感、相同的学术渊源、相近的政治理想以及相似的命运遭遇。
②张华松：《秦代的博士与方士》，《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二）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实行分封。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必须限期交出烧毁；有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而议论现在的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这就是著名的“焚书”。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抨击秦始皇“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秦始皇“乃大怒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 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③。这就是“坑儒”。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是秦王朝在思想上统一全国、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摧残和破坏。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需要指出的是，焚书坑儒中的“儒”并非指的只是儒生，应该也包括方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曰：“杀术士，燔诗书。”《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因为坑儒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卢生、侯生等方士诽谤秦始皇，所以被坑杀的儒生中，方士和方士化的儒生是占了很大比重的。
四、秦代方士的杰出代表——徐福
徐福是战国末期至秦朝的著名方士。秦始皇东巡出游，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可去求长生不老药，被秦始皇采纳，派其前往。徐福到海中采药不得，遂带五谷、百工、武器及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渡日本。徐福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他的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史书中多有记载，但大多是提到他出海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之事，且记载极为简单，给这个历史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徐福作为当时著名的方士，除了求仙以外，应该还从事了一系列其他的活动。
（一）吸收齐地先进文化，总结各家学说
齐文化是先秦时期以齐国的历史、地域为中心的古代地方文化，其中包含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封禅求仙学说对徐福影响极大，成为徐福的主要思想渊源。齐文化中的“崇物力，卑义礼”的价值取向和尚武好勇之风也给徐福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学问的方士，徐福精通阴阳家、道家等各种学术思想，并对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和学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极吸取各派精华为其所用。
（二）交游广泛，积极参与政治
徐福作为有名的方士，求仙等活动足迹遍及山东沿海各地，在前后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与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所以当他拿了圣旨帮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时候，许多以前交往过密的人成为他的幕僚，给他出谋划策，这对他以后出海东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徐福在沿海各地的活动中与当地官员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他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接近秦始皇的。
（三）宣传方士学说
徐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对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神仙思想和封禅学说都非常精通。徐福在上书秦始皇以前，在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宣传神仙思想和三神山的传说，因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方士，这也是他能够顺利上书秦始皇并取得皇帝信任的关键原因。
（四）采集、炼制长生不老之药
方仙道的一项主要内容，或者说方士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当时关于长生不老之药的来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到有仙人居住的“三神山”找仙人求取，二是自己炼制丹药，这两项内容也是徐福作为方士所必须经历的。
（五）多次组织航海活动
在徐福见到秦始皇以前应该是早就有出海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能和科学知识。一方面要到海上寻找仙人，另一方面还要乘船到远处的海岛上采取奇花异草，这是炼制长生不老药所必需的原料。这一点也可以从徐福后来的出海远航中得到佐证，如果没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是断然不敢率领大规模船队越过大洋远航日本的。可以推断，徐福在山东沿海一带甚至远到今浙江、江苏沿海一带多次组织航海活动。
第二节 徐福是秦代方士的杰出代表
方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战国到秦朝，有史记载的诸多方士主要集中在燕、齐之地，尤以齐地为盛，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福。要理解方士徐福的活动，就不能不考察方士这个大的社会阶层。下面就方士的起源、方士与政治、方士与儒生以及方士徐福的活动等问题逐一阐述。
一、方士的起源
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随着周王朝的衰退与各诸侯国的兴起，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各诸侯国出现了一大批类似过去王官的文化人。《史记·历书》载：“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是以其禨祥废而不统。”①《论语·微子》亦载，鲁哀公时社会秩序混乱，“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②。原来属于王官的知识分子流入社会下层，而下层平民知识分子的地位则日益上升，二者不断融合，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阶层，这就是“士”。“士”阶层的兴起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①司马迁：《史记·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58—1259页。
②《四书·论语》，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82—283页。
“方士”一词最早载于《周礼·秋官·方士》：“方士，掌都家，听其狱讼之辞，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③但当时的方士是一种官方职称，掌管王族、公卿级的狱讼，不是后世方士的正宗。我们所言的方士是“士”的一种，即“方术之士”。“方术”一词首见于《庄子·天下》：“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指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艺能。《汉书·艺文志》言，方术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数术，一是方技。数术类又分六种，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凡数术百九十家，二千五百二十八卷。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④。这些数术是以研究“天道”或“天地之道”为主，内容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时节、气象、水土、环境学等多个学科。方技包括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①。这些方技是以探讨“人道”与“性命”为主，内容涉及医学、药学、性学、养生学、长寿学、营养学、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古化学等。大体上，掌握“方技”之士为“方士”，掌握“数术”之士为“术士”，合称为“方术士”，秦始皇就说：“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②
③林尹注译：《周礼今注今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76页。
④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75页。
①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80页。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方士的起源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方士继承了商、周以来巫师的巫术并有所发展。巫师以巫咸、巫彭作为祖师。《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③《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④《山海经·大荒西经》又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⑤《山海经》是现存最古老的一部巫书，据其记载可以看出巫师有两大特点：一是能够通过天梯性质的高山升降上下，往来人间和天堂，沟通天人之间，为人们通神祈祷；二是掌握有不死之药，能医治人间百病。医就是起源于巫的，《世本·作篇》、《吕氏春秋·勿躬篇》皆言：“巫彭作医，巫威作筮。”⑥《逸周书·大聚解》说：“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五味以备百草。”⑦方士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巫师的巫术，包括医术在内，既用百药为人治病，又要亲自采炼药物，寻求仙人“不死之药”。另一方面，方士继承和发展了讲求修炼“精气”的道家的方技。齐国稷下道家学派就提出了“精气”为“道”的学说，以为“精气”是万物产生和生长的根源，也是人的生命的根本要素，因此主张修养内心和修炼“精气”，以求延年益寿。他们以“精气”为“道”，修炼“精气”的方技叫做“内业”或“内得”，把修炼“精气”成功的人称为“得道”的“真人”。方士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修炼“精气”的方技，并不断夸大其作用，认为由此可以实现长生不老，达到“真人”的境界。
③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页。
④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01页。
⑤袁珂校注：《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96页。
⑥《吕氏春秋》，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⑦贾二强点校：《逸周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页。
方术最初没有系统的理论，但是从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阴阳五行学说开始，方士们便利用邹衍之学来解释方术，从而形成了《史记》所说的“方仙道”与《汉书》所说的“神仙家”。他们主要的思想就是神仙思想，由“不死”的观念演化而来，源于上古的巫师文化，至春秋、战国时受到重视，并已有人造仙药的出现。《战国策·楚策》说有人献不死药于荆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曰：“客有教燕王为不死之道者，王使人学之，所使学者未及学而客死。王大怒，诛之。”①可以看出，不死成仙的思想在晚周时已经颇为流行，也被诸侯所重视。
①韩非：《韩非子》，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方仙道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主要流行于齐地的一种宗教文化。“方”指方术，“仙”指神仙之说。方术来源于古齐地东夷族流行的巫术。《六韬》说：“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日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②姜太公这里运用的就是方术。神仙说则是指流行于齐地的神仙文化。齐地流行的方术与神仙说在战国时期结合形成了方仙道。所谓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的说法是方仙道的主要内容，战国时期即受到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的追捧，他们多次派人到海上寻求“三神山”和长生不老的仙药。秦始皇对方士的宠信则直接刺激了秦朝方士文化的繁荣，使方士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文化阶层。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①。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②。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③。
②李昉：《太平御览》卷737《方术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268页。
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6—1367页。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252页。
徐福是秦代方士队伍中的重要人物，当时著名的方仙道成员还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安期生、石生、卢生、侯生、韩终、李少翁、公孙卿、栾大等，他们多为燕、齐之人。据《汉书·郊祀志》载谷永言：“昔周史苌弘欲以鬼神之术辅尊灵王会朝诸侯，而周室愈微，诸侯愈叛。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于神仙之道，遣徐福、韩终之属多赍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药，因逃不还，天下怨恨。”④可以看出，战国到秦朝时期，方仙道的规模已经很大，成为影响朝野上下、社会风尚的重要力量。
④班固：《汉书·郊祀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60页。
二、秦代方士与政治
秦代的诸多方士开始时大都积极参与朝廷的活动，如参与朝政、主张封禅、寻求仙药等，但随着寻求仙药的最终失败以及秦始皇统治的日益残暴，他们大多走上了诽谤皇帝等秘密反秦或消极避秦的道路。
（一）参与朝政
方士参与朝政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邹衍的五德终始论。五德终始论认为：“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①
①《吕氏春秋》，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秦朝建立伊始，秦始皇便采用了五德终始说，《史记·封禅书》载：“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②秦朝建立以后，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吸收方士以及“方士化”的儒生参与政治、文化生活。
②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8页。
（二）主张封禅
封禅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命于天的典礼，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的齐、鲁儒生为适应兼并争霸、趋于统一的形势而提出的一种祭礼。他们认为泰山是世界上最高的山，人间的最高帝王应到这座最高的山上去祭祀至高无上的天帝。泰山是齐、鲁的分界，于是就把齐、鲁祭泰山的望祭扩大为统一帝国的望祭，并命名为“封禅”。封是祭天，禅是祭地。封禅之礼最早见于《管子·封禅》篇：“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③据《史记·封禅书》载，“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传曰：‘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每世之隆，则封禅答焉，及衰而息”。又载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④
③《管子》，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
④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55页。
依照封禅说，凡是新统一的王朝，天子应进行封禅，第一个真正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出于政治上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文化上争夺正统地位的现实需要，遂在首次东巡中举行了封禅大典。他即位的第三年即巡狩郡县，与鲁儒生讨论封禅典礼。《史记·封禅书》载，秦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葅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①。儒生博士议论纷纷，提不出具体的仪礼程式。秦始皇只得借用原来秦国在雍城祭祀天地的典礼：到泰山行封礼，到梁父行禅礼。可以肯定的是，秦始皇举行封禅大典的缘起和整个过程中，肯定是有方士或者方士化的儒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寻求仙药
寻求仙人和长生不老药，是秦代方士最主要的活动。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遍寻天下方士为其寻求长生不老的仙药，比较著名的有徐福、卢生、侯生等，其中徐福多次出海求仙寻药，《史记》的《秦始皇本纪》、《淮南衡山列传》、《封禅书》等多有记载。
①司马迁：《史记·封禅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66页。
秦始皇于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到东方沿海巡视，“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②。他极力宣扬自己的赫赫功德，并希望能长生不老，永享人间帝王的尊贵。为了迎合秦始皇希望长生不老的欲望，徐福上书言入海求仙之事，“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秦始皇大喜，“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③。经过数年努力，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但徐福、卢生、侯生等人最终没有寻到仙人仙药。
②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页。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7页。
（四）诽谤皇帝
秦代方士最初大都积极参与朝政、主张封禅、求仙寻药，但是神仙和长生不老药却是根本不存在的，又加之秦始皇实行专权、独断的高压政策，政治上极端专制，经济上横征暴敛，思想文化上高压禁锢。方士们发现理想与现实相差甚远，而且随时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他们开始怨恨秦始皇。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①在找不到仙药的情况下，卢生、侯生等人采取了各种欺骗手段和秦始皇周旋，甚至诽谤秦始皇；为了逃避惩罚，他们最终狼狈逃亡。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总之，从上述秦方士及“方士化”儒生的活动来看，他们起初以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行动参与朝廷的政治、文化活动，成为秦始皇的“御用文人”。当他们发觉现实与理想相距甚远并随时可能招致杀身之祸时，便诽谤、逃亡，最后走上了秘密反秦或消极避秦的道路。
不能简单地认为秦代的方士只是以阴阳鬼神之事阿谀奉承、招摇撞骗之徒，实际上，他们也是有着学术思想和政治抱负的。他们有着共同的学术思想渊源——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和老庄的道家思想，有着相近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以相对开放、自由的文化尤其是齐文化对抗专制独裁的秦文化，以道家和阴阳家思想来化解法家思想统治。但是他们对秦始皇的微妙心理和性格特征把握的程度不尽相同，徐福紧紧抓住了秦始皇的性格特征和生性多疑的心态，并且很好地加以利用，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徐福的政治谋略比卢生、侯生要高出一筹，在强大的封建专制机器面前，卢生、侯生等人通过正面的对抗，发泄自己的不满，最终只能逃亡或招致杀身之祸；而徐福更重视谋略和使用智慧，把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看做精神追求的基础，他为求仙耗费巨多，同样达到了消耗秦朝实力的目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大量的利益，为大规模东渡创造了条件，最终得以另辟新疆，开创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三、秦代方士与儒生
齐地方士文化的兴起以及与齐鲁学术文化的相互渗透，促成了方士文化与儒学的合流。
（一）方士与儒生的融合
在秦朝的儒生中也有人以方士的身份参加当时的宗教活动，而方士们也多以儒术装饰自己，出现了儒生方士化和方士儒生化的现象，促进了儒学学术文化与方士文化的相互渗透。
《史记·儒林列传》说：“天下并争于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①虽然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强烈冲击，但齐鲁地区仍然是儒学的根据地，儒家文化对当时的各个社会阶层包括方士的影响是巨大的，二者相互渗透，不断走向融合。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儒生地位不断遭到贬黜，而为秦始皇求仙的方士们却日益受到宠信，所以一部分儒生也参加到方士队伍之中，这就加速了儒生的方士化。当时，儒生与方士的身份也往往相混，或一并言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始皇“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文学”概指儒学，儒生当时常常与方士相提而论。
①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16页。
儒生与方士的合流，编写了大量的书籍。据清《补〈后汉书〉艺文志》所收，仅谶纬类就有近百种，分别属于易纬、诗纬、礼纬、孝经纬、春秋纬。这些谶纬的主要内容是讲述预言、先兆、符命，其中有图有书，故又称为“图书”、“图纬”、“图谶”等。正如葛洪所言：“方策既山积于儒门，而内书亦鞅掌于术家……故后之知道者，干吉、容嵩、桂帛诸家，各著千百篇。”①在他收录的数百种道书之中就有相当多的方术经籍，如《墨子五行记》、《鸿宝万毕术》、《温宝经》、《息民经》、《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九宫》、《河洛内记》、《举形道成经》、《角里先生长生集》、《少君道意》、《樊英石壁文》、《董君地仙却老要记》、《万毕高丘先生法》、《黄老仙录》等，都为秦汉方士所编撰。
①葛洪：《抱朴子内篇·勤求》，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第199页。
近年来陆续出土的一大批秦汉时期的古文献，如帛书、竹简的《黄帝四经》、《系辞》、《周易》、《二三子问》、《易之义》、《缪要》、《昭力》、《老子》、《道原》、《经法》、《伊尹》、《五行篇》、《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相马经》、《出行占》、《木人占》、《日书》等，更为研究秦汉方士文化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史料。李学勤在为《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所作的序言中说：“它们均是刘向父子、班固等所不及见的佚籍，在《汉书·艺文志》之外，但如果按照《艺文志》的方法分类，皆应列于《方技略》。譬如《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与《黄帝内经》有渊源关系，宜入《方技略》的医经家。《五十二病方》应入经方家；《胎产书》近似《汉志》所收《妇人婴儿方》，《杂禁方》虽系巫术，然为古方书恒有，亦宜入经方家。《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应入房中家；《养生方》、《杂疗方》的大部分内容也属此类，其余部分则属神仙家。至于《却谷食气》，便纯为神仙家了。由此足见，《方技略》四家在马王堆简帛里都已存在，这说明简帛医书内容的广泛，也反映出当时方技各家的发展传流情形。”①
①魏启鹏、胡翔骅：《马王堆汉墓医书校释》，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序言第2页。
秦朝的儒生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集团——博士，他们与方士有着紧密的联系，“某些博士实际上就是身居朝廷的方士，而某些方士正是身处民间的博士”②。二者的相通之处主要表现在他们有着相同的故国情感、相同的学术渊源、相近的政治理想以及相似的命运遭遇。
②张华松：《秦代的博士与方士》，《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
（二）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对“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实行分封。丞相李斯加以驳斥，并主张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秦记》以外的列国史记，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等也必须限期交出烧毁；有谈论《诗》、《书》的处死，称赞过去而议论现在的灭族；禁止私学，以吏为师。这就是著名的“焚书”。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卢生、侯生抨击秦始皇“刚戾自用”、“乐以刑杀为威”、“贪于权势”，秦始皇“乃大怒曰：‘……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巿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 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③。这就是“坑儒”。焚书坑儒钳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是秦王朝在思想上统一全国、进行愚民的残暴手段，也是对我国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摧残和破坏。
③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8页。
需要指出的是，焚书坑儒中的“儒”并非指的只是儒生，应该也包括方士。《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曰：“杀术士，燔诗书。”《史记·儒林列传》也说：“秦之季世，坑术士。”因为坑儒事件的直接原因就是卢生、侯生等方士诽谤秦始皇，所以被坑杀的儒生中，方士和方士化的儒生是占了很大比重的。
四、秦代方士的杰出代表——徐福
徐福是战国末期至秦朝的著名方士。秦始皇东巡出游，徐福上书说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可去求长生不老药，被秦始皇采纳，派其前往。徐福到海中采药不得，遂带五谷、百工、武器及数千童男童女扬帆东渡日本。徐福是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他的事迹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以后历代史书中多有记载，但大多是提到他出海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药之事，且记载极为简单，给这个历史人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徐福作为当时著名的方士，除了求仙以外，应该还从事了一系列其他的活动。
（一）吸收齐地先进文化，总结各家学说
齐文化是先秦时期以齐国的历史、地域为中心的古代地方文化，其中包含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封禅求仙学说对徐福影响极大，成为徐福的主要思想渊源。齐文化中的“崇物力，卑义礼”的价值取向和尚武好勇之风也给徐福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作为一个有理想、有学问的方士，徐福精通阴阳家、道家等各种学术思想，并对战国时期各家学派的思想和学术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积极吸取各派精华为其所用。
（二）交游广泛，积极参与政治
徐福作为有名的方士，求仙等活动足迹遍及山东沿海各地，在前后长达一二十年的时间里，不断与他人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所以当他拿了圣旨帮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仙药的时候，许多以前交往过密的人成为他的幕僚，给他出谋划策，这对他以后出海东渡发挥了重要作用。徐福在沿海各地的活动中与当地官员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些人的帮助，他是不可能如此轻易地接近秦始皇的。
（三）宣传方士学说
徐福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对阴阳五行学说、道家的神仙思想和封禅学说都非常精通。徐福在上书秦始皇以前，在山东半岛及沿海一带开展了一系列活动，积极宣传自己的思想理念，尤其是宣传神仙思想和三神山的传说，因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方士，这也是他能够顺利上书秦始皇并取得皇帝信任的关键原因。
（四）采集、炼制长生不老之药
方仙道的一项主要内容，或者说方士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寻求长生不老之药。当时关于长生不老之药的来历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到有仙人居住的“三神山”找仙人求取，二是自己炼制丹药，这两项内容也是徐福作为方士所必须经历的。
（五）多次组织航海活动
在徐福见到秦始皇以前应该是早就有出海的经历，而且不止一次，同时也掌握了一定的航海技能和科学知识。一方面要到海上寻找仙人，另一方面还要乘船到远处的海岛上采取奇花异草，这是炼制长生不老药所必需的原料。这一点也可以从徐福后来的出海远航中得到佐证，如果没有丰富的航海经验，是断然不敢率领大规模船队越过大洋远航日本的。可以推断，徐福在山东沿海一带甚至远到今浙江、江苏沿海一带多次组织航海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