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定林寺
南定林寺是指江南定林寺，它又分为南京钟山定林寺、南京方山定林寺和京口定林寺。钟山定林寺又以建寺时间先后分为钟山下定林寺和钟山上定林寺。
(一)钟山下定林寺
唐人许嵩著《建康实录》在刘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条目下记：“置竹林寺……又置下定林寺，东去县城十五里，僧览造。在蒋山陵里也。”宋代的《景定建康志》记云：“下定林寺在蒋山①宝公塔西北，宋元嘉元年置，后废，今为定林庵，王安石旧读书处。”元代《至正金陵新志》原文照录上文。
《南朝佛寺志》定林寺条下说：“定林寺在钟山下，其地名蒋陵里，宋元嘉元年为僧慧览而造也。越十二年，昙摩密多移建上定林寺于山西，人遂此为下寺。其时高僧有求那跋摩、僧镜、昙无谶等，皆居于此，而梁天监中，以寺前独龙阜为宝志造塔，又窆释僧祐于寺之旧基，盖寺自齐后已久废矣。逮赵宋复就旧址创定林庵，为王安石读书处云。”同书《考证》说：“宋京师定林寺僧慧览传：宋文帝请览下都止定林寺。……宋《定林寺僧镜传》：宋世祖籍甚(应为‘其’字，误刻为‘甚’字，今据《高僧传》改正)风采(《高僧传》为‘风素’)敕出京师，止定林下寺。宋《河西昙无谶传》，又于钟山定林寺译出《佛母泥洹经》一卷。”①
由以上所引文献可知，钟山下定林寺始建于刘宋元嘉元年(公元424年)，位于今南京钟山南麓玩珠峰独龙阜之北，即今明孝陵的西北一带。该寺规模很大，一些名僧曾在寺住持并传经著书。
说该寺规模很大，是据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卷一一记述说：“梁武帝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南朝佛寺志》记为天监五年，高僧释宝志逝世，武帝对这位高僧十分敬重)以钱二十万，易定林寺前岗独龙阜，以葬志公。永定公主以汤沐之资，造浮图五级于其上。十四年即塔前建开善寺，今寺即其地也。”②下定林寺以钱二十万将寺前岗卖于朝廷另造大寺，足见其原有地盘之大。由于原下定林寺地盘缩小，寺院香火渐息，后废，但何时停了香火，史载不详(从《南朝佛寺志》看，似废于齐)。③
此定林下寺，与刘勰无涉，史载刘勰依沙门僧祐居处十余年的定林寺是指上定林寺，后来出家为僧的也是上定林寺。
(二)钟山上定林寺
钟山上定林寺，建于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为南朝高僧昙摩密多所创建。《南朝佛寺志·上定林寺》条说：“上定林寺，宋元嘉十二年高僧昙摩密多所移建也，在下寺西山上。或曰元嘉十六年竺法秀所造。”①又梁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宋上定林寺昙摩密多传》说：“昙摩密多，此云法秀， 宾人也。”由此可知竺法秀、法秀、昙摩密多，都是指的一个人，他是 宾国僧人，即今克什米尔僧人。据《高僧传》记载，竺法秀是一位深究禅法的高僧，译著有《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经》、《禅经》等，“常以禅道教授，或千里谘受，四辈远近，皆号大禅师焉。”②他于刘宋元嘉十年从荆州东下建康，住钟山下定林寺。竺法秀天性凝靖，雅喜山水，认为钟山镇岳， 美嵩华，常叹下寺基构，临涧低侧。于是他就乘高相地，揆补山势，于元嘉十二年(公元435年)斩石斫木，营建上寺。胡三省注《资治通鉴·齐纪八》说：“定林寺，旧基在蒋山应潮井后。”
钟山上定林寺建成后，由于竺法秀的努力经营，发展很快，名僧硕学，不断光临斯寺，到宋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律学和尚法献也来到上定林寺。他博通经律，是当时著名的律学大师。当时的政界名流如“琅邪王肃、王融，吴国张融、张绻，沙门慧全、智藏等，并投身接足，崇其诫训”③。足见其“律行精纯，德为物范”。宋元嘉十九年(公元442年)竺法秀圆寂后，上定林寺由法献任住持。齐永明中与玄畅同被敕为僧主，分任长江南北两岸。
释僧远也于大明六年(公元462年)来到上定林寺传经说法。鉴于僧远声誉之大，齐太祖将登位之时，特入寺求访，僧远足不下床，太祖躬自降礼，咨访委悉。齐太祖登位以后又亲至上定林寺造访僧远禅房，僧远坐禅不动。至于寝疾，文惠太子、文宣王都伏膺师礼，数往问候，时贵卿士往还不绝。齐永明二年(公元484年)正月，僧远在上定林寺圆寂，齐武帝亲自致书时任上定林寺的住持释法献，自称为僧远的弟子。竟陵文宣王也以弟子致书说：“远法师一代明德，志节清高。”①葬后，太尉王俭亲为撰写碑文。
刘宋元嘉年中，上定林寺创建不久，南朝著名律学法师僧祐也来到定林寺，先师事法达法师，后师事法献法师，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齐竟陵文宣王每请其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永明中奉敕入吴讲《十诵》，更申受戒之法。凡获取的信施，悉以治上定林寺和建初寺，在定林寺筹建无遮大集舍身斋并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上定林寺更为宏伟。又据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记有《定林上寺太尉临川王造镇经藏记》征知僧祐在建造经藏时，临川王萧宏也出资力不少。梁武帝对僧祐更是倍加礼遇，凡僧事硕疑“皆敕就审决”。“临川王萧宏，南平王伟，仪同陈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贵宾丁氏，并崇其戒范，尽师资之敬”②。
上定林寺就是这样一座名僧硕学云集，帝王、贵卿、士族高门悉心施舍，与历代皇室关系极为密切的著名寺院。院内丰富的藏书，成为当时南朝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就是这样一座寺院，吸引当时年轻的学子刘勰到建康依之居处十余年。
根据文心学家的考证，刘勰大约于齐永明七八年间(公元489-490年)至建康入斯寺投师僧祐，想以此作为基地，得到名僧硕学的引荐，以进身政界，讨个出身，达到他“树德建言”的目的。
天监七年十一月，刘勰再次奉敕入上定林寺撰写《众经要抄》，至八年四月功毕，返回政界。大约在天监十八年，刘勰第二次奉敕入上定林寺校经。这一次校经功毕之后，或许对皇室宫廷斗争和政界的尔虞我诈产生厌倦，或许对自己的政治前途失去信心，愤而燔发自誓，启求出家，得到武帝敕许，并赐法名慧地。
(三)方山定林寺
方山定林寺，建于赵宋乾道(1165-1173年)末年，为秦高僧善监所创建。
明葛演亮著的《金陵梵刹志》卷一〇记方山定林寺曰：“在廓城高桥门外，正阳门三十里，所统灵谷寺四十里，东城天印山后，宋乾道末年，秦高僧善监创。按：上定林寺在钟山，寺废，因请其额于此，遂名定林。元至正间重修，国朝弘治五年重建，山林幽静。”
由文献资料征知，方山定林寺始建于南宋乾道(1165-1173)年间，距刘勰活动的时间晚了近700年，只是使用了钟山上定林寺的名额，与刘勰生平毫无关联。“目前该寺建筑早圮，仅存一座砖塔，古色苍然，欹斜欲倾，孤立在方山半腰丛林中”①。
(四)京口定林寺
京口定林寺的说法，最早见于莒县浮来山定林寺刘勰故居内陆侃如撰写的《刘勰年表》中。该年表1963年撰成后，由书法家蒋维崧书为六幅，长期悬挂在莒县定林寺中，世人多不知。到20世纪80年代，牟世金的《刘勰年谱汇考》撰成后，将陆氏的这个年表附在了文末于1988年由巴蜀书社出版，于是一个“京口定林寺”之说就在文心学界传开了。陆氏的这个年表说：“刘勰24岁左右，僧祐到江南讲佛学，刘勰和他两人同住在定林寺里。……这里所说的定林寺，应指京口的庙宇。”②1993年《莒县文物志》(由齐鲁书社出版)，也将“京口定林寺”之说写进了书中。《莒县文物志·莒县名胜·浮来山》一节中提到刘勰“曾在京口定林寺编撰《众经要抄》”。
京口，东汉末、三国吴时称为京城。东晋南朝时，因此城凭山临江，通称京口城，由此看来，京口就是如今的江苏镇江市。
但是在镇江的历代官修志书和私人著述的文献上，均不见有京口定林寺的记载。究其谬因，盖源出陆侃如为莒县定林寺刘勰展室所撰写的《刘勰年表》。
二、北定林寺
北定林寺多指山东莒县定林寺，今见河北正定县又有一寺，古称真定定林禅院，今将二寺统称北定林寺。
(一)莒县浮来山定林寺
莒县城西9公里处有一山，名曰浮来山，又名浮丘，元代称定林山。浮来山由三峰组成，北为“佛来峰”，南为“飞来峰”，西为“浮来峰”。对于浮来山三峰名称的由来，自古充满着神话传说。据《莒县文物志》记载，传说在远古时代，有一位神仙云游至此，见此处一片平原，沭河独穿南北，犹如一条绿色长带，好一派宜人景色，唯觉不足，少一青山点缀。于是便略施法术，从远处挟来一山，安放于此，即“佛来峰”。后来水神漂游至此，见一峰独立，好不孤单，于是也略施法术，从水上漂来一山与佛来峰相依而立，即“浮来峰”。两峰相立，不成格局，一夜之间，不知从何处又飞来一峰，坐在山两峰之南，形成三山连体，三峰鼎立，于是这种神话世代相传，统称三山为浮来山。
莒县定林寺山门
关于这山的神话传说，固不可信，但山上却不时发现有三叶虫化石和其他海洋生物化石，说明此处在远古时代曾是一片海洋，待海水退去之后，山才现于陆地，定林寺就坐落在佛来峰南面的半山腰间。
从南山门沿一大道北进，穿过层层松柏林木，便进入一个三峰环抱的山旺，在这山旺的北侧有一棵遮天蔽日的大银杏树首先映入人们的眼帘，这棵商代所植树龄3300余岁的大银杏树就植根于定林寺院内大雄宝殿门前。沿山路左侧拾级而上，便是定林寺山门，山门上悬一匾额，上书“定林寺”三个金色大字，苍劲雄浑，庄严肃穆。山门的左侧竖一石碑，上书“刘勰故居”四个大字，并镌“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寺南北长95米，东西宽52米，总面积4940平方米。整个寺院分为前、中、后三进院落。以山门、大雄宝殿、校经楼、三教堂为中轴。大雄宝殿作为整个寺院的建筑主体向前后左右展开。东西两厢对称。向后以山势逐级抬高。整个建筑为砖木结构，灰瓦朱柱，飞檐螭首，画栋雕梁，轩敞典雅，虽无南方寺院的大飞檐，却颇具北方建筑的古朴风韵。
浮来山定林寺的具体建筑尺寸为：山门通高7.1米，大雄宝殿通高9.2米，进深三间。殿内中为释迦牟尼像，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分侍。释迦牟尼左右为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和大势至菩萨。释迦牟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三尊同处一室，分坐列班，肃穆庄严，栩栩如生。
与大雄宝殿相配的西侧是泰山行宫，通高6.8米，进深两间，面阔3间，殿内中为泰山娘娘，由报事灵童和挑水哥哥分侍左右；西侧是眼光娘娘，东侧为送子娘娘。
与大雄宝殿相配的东侧是关帝庙(殿)。通高6.55米，进深两间，面阔3间，殿正中为关公，两侧有关平和周仓分侍。
在大雄宝殿门前的这棵大银杏树，号称“天下银杏第一树”。它遮天蔽日，几乎覆盖了半面山腰。树高26.7米，周粗15.7米。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蓦看银杏树参天，阅尽沧桑不计年，汉柏秦松皆后辈，根蟠古佛未生前。”寺内有清代莒州太守陈全国的一通诗碑，上刻诗一首：“大树龙盘会鲁侯，烟云如盖笼浮丘。形分瓣瓣莲花座，质比层层螺髻头。史载皇王已廿代，人径仙释几多流。看来今古皆成幻，独子长生伴客游。”这“大树龙盘会鲁侯”的典故是指《春秋左传》上说的“隐公八年(公元前715年)，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一事。
由银杏树下进月洞门，是一幽静小院，这便是定林寺中院。院内青桐参天，垂槐罩地。透过树荫叶缝，迎面是一座二层小楼，造型古朴，玲珑别致，门额上镌有“校经楼”三个大字，系郭沫若于1962年题写。室内现为刘勰生平事迹陈列物，正面墙上悬挂着由著名画家王小古和黑白龙创作的刘勰画像。刘勰像的两边是著名文心学家陆侃如1963年撰写、蒋维菘手书的《刘勰年表》，地面上的玻璃柜中，陈列着《文心雕龙》的历代主要版本和近现代人研究刘勰的著述书籍。
校经楼的西侧为禅房，东侧为十王殿，通高7.1米，进深两间，面阔3间，殿内正中是地藏王像，十王阎君分列左右。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出校经楼院，拾级北上，是一片高台平地院落，内有一株干围三合抱的银杏树，传为唐代栽植。树侧有明代重修三教堂碑和清代进士庄瑶的游定林寺观银杏碑及浮丘八景碑。院内建筑为三教堂，通高7.9米，进深两间，面阔3间。殿内正中为释迦牟尼，东为老子，西为孔子。
莒县定林寺始建于何时，文献未有明文记载。在唐代道宣著的《续高僧传·昙观传》中有“隋仁寿中岁昙观奉敕送舍利于本州定林寺”之语。昙观和尚是莒州人，“本州定林寺”显然是指莒县定林寺，由此可知这莒县定林寺在隋代就已名闻京城，不仅名扬佛界，连皇帝政要也都知晓，可见在隋代就已是一所名刹。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山东按察使长赓撰写的《重修定林寺碑》中说：“浮来山定林寺，即刘勰校佛经处，余于同治甲子五月间，署兰山令，并摄莒篆。时带弁勇来大银杏树下，席地饮食，嘉荫数亩。睹殿宇摧残，窃谓不可无以更新之。寺内有古铁佛遗像，其为六朝北魏时创建无疑。”
这样一座与江南钟山定林寺重名的古刹到底与刘勰有多大关系，文心学界意见不一致。这一争论并非始于现在。早在清代就有人主张浮来山定林寺与刘勰有关。长赓在清同治十三年的《重修浮来山定林寺碑记》上说：“浮来山定林寺，即刘勰校经处。”定林寺内的光绪元年《八景碑》上莒州学正李厚恺的小记中说：“考定林寺，实萧梁刘舍人彦和所创建，舍人老退闭关，校定经藏于此。”这位学正考的什么史料，不得而知。1984年萧洪林和邵立均撰写的《刘勰与莒县定林寺》一文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力主莒县定林寺是刘勰所创建，曾引起争论。首先王汝涛、刘家骥等几位学者在1987年的《文史哲》上发文章否定萧、邵的意见，认为刘勰在钟山定林寺校经功毕后，遂请求出家，“未期而卒”，加之当时南北对峙，没有北归的条件。牟世金在他的《刘勰年谱汇考》注八十八中，对刘勰是否晚年回到了北方的说法，持同情态度。他说：“刘勰之变服，实为失志退隐。然钟山定林寺，近在京郊，达官贵人，往来不绝，故刘勰之居定林，乃退而非隐。其返回故里亦非不可。然史实不足。”①1996年《文心雕龙》学会在日照举行第五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苏兆庆以《莒县定林寺与刘勰晚年北归》一文提交大会，会议期间，时任《文心雕龙》学会常务副会长的张少康到莒县调查，并将调查资料写成了一篇《刘勰晚年是否北归东莞——刘勰故乡莒县访问记》，连同苏兆庆的文章一起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上，两人都认为刘勰北归的可能性很大。张少康在文章中说：“曾经在拙作《文心雕龙新探》中说：‘萧统一死，刘勰在政治上失去依靠，且东宫易主，刘勰也自然不可能再在东宫任职。刘勰在政治上已无大的发展前途，且梁武帝后来与萧统亦有矛盾，故而刘勰在这种情况下退出政治舞台，再次入定林寺撰经，并表示出家，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了。’刘勰晚年在政治上受到冷落，其境况是比较凄凉萧条的，既然在南朝的都城建康(即今南京)不受重视，燔发出家后，回到北方故乡定居，传播佛学也是有可能的。……根据我实地考察访问和查阅文献资料的情况来看，对刘勰晚年出家后是‘未期而卒’(《梁书·刘勰传》中语)还是潜归故里隐居浮来山，确是值得重新加以认真研究的。从目前来看，后一方面的说法还缺乏很确凿的材料，但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把它看成是没有学术价值的、仅仅是乡里攀附名人的无稽之谈，也是不妥当的。”
(二)真定定林禅院
真定定林禅院，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全名为“真定十方定林禅院”，建于金元年代，具体年代不详，现在已无任何遗迹。该寺毁废年代也不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