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苏联的刘勰研究
(一)概述
前苏联是中国的近邻，《文心雕龙》一书何时传入前苏联国内，无人作过研究和考察，俄译本至今未见面世，但这并不等于说前苏联的汉学家对刘勰及其著作没有研究过，只是相对于同为中国近邻的日本来说，显得薄弱一些。
在前苏联汉学家的著作里，对刘勰及其著作作过介绍的有：汉学研究的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1881-1951年)在《中国文学》一书中多次提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当代汉学家费德林、艾德林、索罗金等人在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成就时也对刘勰的《文心雕龙》有所列举。在他们的著作中列举和介绍得详细一点的当推波滋涅耶娃为莫斯科大学教科书《中世纪东方文学》写的评介《文心雕龙》的文字。真正以论文形式出现的是克利夫佐夫1978年发表在《远东问题》第1期的《关于刘勰的美学观点》一文。对刘勰的文学理论进行研究并作出一定力度论述的是李谢维奇的专著《古代和中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思想》一书。该书1979年由莫斯科科学院出版。全书共分九章：其一，宇宙之路——大道，它的表现——德和在词中的变化——文；其二，有生命力的以太“气”和艺术创作；其三，宇宙之风，“风”和它在诗歌领域中的出现，关于“风骨”的争论——“风气和骨干”；其四，描述的映像和颂诗“赋”；其五，朴素描写的反义词——比和兴；其六，赞美歌的诗——“颂”和文学体裁的等级；其七，抒情诗，“诗”，个性与文学；其八，民间创作与文学，有情节的艺术散文“小说”；其九，文学与时代，古代与现代，由伦理学的标准到美学的标准。九章的论述都是以《文心雕龙》为中心的，其中提到：刘勰把文学看做是某种“文学观念的体现，这种文学观念为世界自古以来所固有，只是后来在宇宙逐渐进化的过程中，在它的‘自我认识’过程中显现出来”。认为刘勰是中国第一个从文学体裁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发展的总体上开始研究文学体裁的。认为刘勰是把变与不变的自然现象应用于文学，说明了文学传统与革新的关系。①以上两书均作为高校汉学教材，因而普及的面广，影响也大。
见之于报刊的论文有B.A克利夫佐夫的《论刘勰的美学观点问题》、K.戈雷金娜的《〈文心雕龙〉所体现的中国古代文化和典雅的境界》、李谢维奇的《刘勰与赋、比、兴的概念》等。
(二)前苏联部分学术观点简介
1.关于文原论的观点。
波滋涅耶娃认为刘勰的文学创作就是对自然界万象的“模仿”，并把“文”同“道”的世界观相联系。既然“文”来自自然，那么作为“五行之秀气”的人当然也就会产生出“美好的言辞”，以反映自然界所呈现出的五彩缤纷的自然景象。认为刘勰的思想倾向是以道家的自然观作指导的。所谓“征圣”、“宗经”，都是为了借其名义来“阐释”刘勰本人的道家观点为出发点而提出的理论概念。承认一切过程的“自然性”(客观性)，把关注大自然放在首位，人对自然界的模仿，以及相信人的智慧具有无穷的能力(“生也有崖，无崖唯智”)等等论断，“都可以证明刘勰的美学观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前提的”。波滋涅耶娃认为刘勰观点的实质，从他反儒学的论题中可以证明是持道家观点的，例如他认定孔子是老子的学生；又认为尽管纬书遭到人们的批判和唾弃，他仍用纬书为经书辩护。但“在许多场合下，刘勰是把这两种敌对的学派结合起来的。这是因为当时任何一件从全民创作的典籍采用出来的东西都被认为是儒家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诗学的特点都具有世界观的双重性：儒家作为正统的标签，道家作为内在的理想和追求。因而刘勰的道家观也不得不用儒家的词语来掩饰”。波滋涅耶娃认为刘勰理论的这种特点在他涉及其他美学问题中随处可见。
与波滋涅耶娃观点相反，李谢维奇则认为刘勰的思想是属于唯心主义的。他说：“刘勰信仰唯物主义，这显然是过于草率，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刘勰肯定地认为，真正的创作过程，其根源在于‘道’。而这无形而存在的‘道’，正是刘勰著作所构思的基础。刘勰理论中的唯心主义，绝不会因他要求忠实再现现实形象的主张而得以消除。显然，刘勰总的说来是倾向于‘道’的概念的”。“我总的认为，我们不应当把刘勰并非享有的荣誉归属于他，因为他太伟大了，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应指望一位中世纪的作家表达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也不应该企图按照我们现代的观点把他拔高，使他显得比真实的自我更为伟大。”①
2.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
波滋涅耶娃认为，从刘勰把书名用“文心”和“雕龙”就可以看出作者主张内容和形式是统一的。因为“文心”是文学思想，也即是内容；“雕龙”则指用语言来表达内容的技巧。可见“刘勰从追求美的愿望导致承认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也就是必须“巨大的思想和美好的形式”兼备。由此她引出对于“风骨”的解释，她认为“风”指思想，也指“空气”。“骨”指“正确的联词”。从刘勰用文学作品与鸟禽作比喻看，有文采而缺乏风骨的作品，犹如五彩绚烂的野鸡，飞不起来；有风骨而缺乏文采的作品，则如苍鹰高翔在天，也不能供人欣赏。所以他说：“无论是鸣凤，还是文学作品，都应当达到‘藻耀而高翔’的地步。这个比喻也显示了刘勰美学观念中形式与内容应当结合的标准。”①
3.关于刘勰“风骨”的解释。
克利夫佐夫在他的论文《刘勰的美学观点问题》一文中说：《文心雕龙》“是中国旧文学批评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文学批评和美学著作”。“刘勰以前的文学批评从来也没有提出如此宏伟的任务——从头到尾地透彻研究各种最重要的问题，或者用刘勰形象化语言说，‘振叶以寻根’”。“刘勰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显示了精明而敏锐的智慧。他的著作包含文学史和文学理论，鲜明地表达了他本人以及他的时代的美学观点。难怪研究者们把刘勰称之为‘批评家中的批评家’”。“在刘勰《文心雕龙》的美学范畴中，‘风’和‘骨’的概念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书中第二十八篇就是专门研究这两个范畴的”，“风是一个复杂的美学评价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激情、生动性以及语调等方面的内容”，“骨和风一样，也是指内容及其表现手段——语言，这已不是就生动、活泼的观点而论，而是从表现力、准确而工整的观点来看的”。“刘勰认为，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风’和‘骨’是同样重要的，因此他说，它们对于文学的意义就像两个翅膀对鸟儿的意义一样。要是作品里有‘风’而无‘骨’，这就意味着，它虽然写得很生动，但是内容空洞；要是有‘骨’而无‘风’，作品虽有内容，然而没有活泼的力量和充沛的精神，或换句话说，没有生活的感情”②。李谢维奇说：“风骨这两个字……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就成了一个作为作品内部某种核心的定义。没有它，这样的作品就不能站立起来，就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的文学现象”。“风”和“骨”二者何为内容和形式之因素呢?李谢维奇说：“在刘勰自己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中，他推测出其中存在的三个方面，内部的，代表着作家本人的情感和思想；外部的，展现于我们面前的有形有色的形象；最后是某种中间的层面；在同第一个的关系上是外部的，而在同第二个的关系上，又是内部的，这就是在刘勰那里对‘风’和‘骨’概念的某种程度上成为传统的解释。”①
二、欧洲其他国家对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
刘勰及其著作被欧洲的汉学家所认识是从19世纪开始的。1867年法国卫烈亚历写的《汉籍解显》中提到《文心雕龙》，他说：“《文心雕龙》是诗文评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刘勰在公元6世纪写的，被认为是体大思精的著作，但是目前的版本有缺点和很多错误，宋代出版的评论目前已丢失，清朝的黄叔琳以明朝的梅庆生的评论为基础，出版了《文心雕龙辑注》，是一个更完整的评论。”(原著167页)其他人写的《中国文学史》中皆不提刘勰及其著作。直到1926年苏联汉学家阿里可塞夫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作了有关“中国文学”的讲座以后，在他共分六讲的讲义稿第一讲中，以大量的篇幅介绍《文心雕龙》及刘勰。他说：“刘勰是一个公元5世纪有名的诗学家”②。10年以后，这个讲义以《中国文学》书名出版。其中第一次把《文心雕龙·原道》篇译成法文。1951年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了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1952年又出版《文心雕龙新书通检》。在欧洲，2000年以前，有一些关于《文心雕龙》单篇的翻译，如多奎1974年用法文翻译了《声律》篇，朱利安1984年用法文翻译了《宗经》篇，1985年又翻译了《丽辞》篇。意大利汉学家珊德拉1982年用意大利文翻译了《比兴》篇，1984年又翻译了《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和《序志》篇。珊德拉正在翻译意大利文全译本。2000年在捷克已出版由捷克查理斯大学东亚系奥德维奇·卡尔教授翻译的捷克文全译本。论文有：唐纳德·吉布斯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伊丽莎白·海因的《刘勰〈文心雕龙〉中“性”字的英文意义》、纪秋郎的《刘勰论“新奇”及俄国形式主义者不清晰的概念》等。
欧洲的汉学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对刘勰的研究，不断有论文发表，如瑞典夏谷的《〈文心雕龙〉的文学宇宙论和文学宇宙的境界》、罗多弼的《从历史的观点看〈文心雕龙〉提出的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等论文。据黄维 调查，英国至今没有人关注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更谈不上什么英译本问世了。
三、美国对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
（一）概述
刘勰的著作从什么时候传入美国，尚未发现这方面的考证，但美国却是第一个英文译本的诞生地。英文译本是195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其译者是执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华人施友忠。另有两篇关于《文心雕龙》研究的博士论文，分别是吉伯斯《文心雕龙的文学理论》，由华盛顿大学颁发博士学位。另一篇博士论文是PaulYoug-shingShao的《刘勰：理论家、批评家、修辞学家》，他的指导老师为刘若愚，学位由斯坦福大学颁发。另外还有罗锦堂、蔡宗齐、林中明、孙康宜等学者近年来不断有关于刘勰及其《文心雕龙》方面的研究文章见之于书刊、报端。特别是林中明，不仅自己热心研究《文心雕龙》，而且还多次解囊资助有关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方面的著作出版事业和学术会议。
1997年4月，美国伊里诺亚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主办了一次“文学文化观：《文心雕龙》的现代理论探讨国际会议”，会议由该校的蔡宗齐教授主持，凡美国东亚系研究中国文学的教授基本都入会参加了研讨。中国学者参加会议的有张少康、邱世友等诸位学者，会议在美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部分学术观点简介
1.关于风骨论的理解。
施友忠认为：“刘勰往往在笔下把风骨当作一个词语，以表示情志(ideas)和语言(language)的有机统一体。他说：‘捶字坚而难移，结响凝而不滞，此风骨之力也。’又说：‘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刘勰此处所期待的，是既有‘藻耀’又能‘高翔’的作品，这就是风骨了，也就是他形容的‘文笔之鸣凤’了。”①
2.关于刘勰崇古主义的评价。
施友忠认为，刘勰称颂经典是一切文体的渊源，对经典里的正统思想表示虔诚的崇敬。但是他把经典作为文学批评时，他摒弃了一切陈词滥调，在真正的赞扬中增加了新的意义。且，当他称《离骚》是“词赋之英杰”而同时又称它是“雅颂之博徒”时，他明确地说是一种独立于《诗经》之外的诗歌，当他复述传统的关于诗歌的作用和发展的理论时，他这样做似乎只是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信仰。他相信文学是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发展的，每一个新的时代赋予文学以新的价值和观点，这种看法是跟墨守传统的思想格格不入的。诗歌必须根据“通变”的原则发展、变化，以满足新的时代的新的需要。这个顺应变化的原则是与他劝告人们回到经典的同时宣布的。他在劝人们崇奉经典的同时，他又批评那些“贵古贱今”的流行看法。根据他书中的主调，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他的保守主义只是习惯问题，而他的发展观点才是出于信念的东西。他口头上奉承经典，真正的心思却用在纯文学的因素研究上。即使在论述经典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给它们以文学的评价，而不是道德上的阐述。对他来说，经典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具有文学价值；他不认为文学价值要取决于是否合乎经典。
刘勰在书的下半部讨论文学的要素时，他脱离古典主义的倾向就更加突出了。他几乎完全只谈纯文学的东西。在归纳的八种风格中，只有一种“典雅”涉及《书经》和《诗经》。在他对个别作家及其作品进行评论时，这两个词也是指“优美”和“高雅”的意思。因此非常清楚，不论他认为经典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种价值也仅仅是他众多文学价值里的一种。他把经典拉回到地上，让我们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赞赏。既然刘勰的文学观点是这样，那么说他的体系中经典的东西只是和其他的任何一种文学因素起着同样的作用，该不至于有什么大错。因此，如果把刘勰称为古典主义者，不能不说是很不公正的。①
针对施友忠的上述观点，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提出不同意见，他在《刘勰的文学经典论》中认为施氏的观点是对刘勰宗经思想的一种“误解”。他说：“了解刘勰之文学基本信念的当代学者主张刘氏并非一个真正的儒家经典的拥护者，他只是对儒家学说表现出一种‘口头奉承’而已。”孙康宜认为，施友忠这种立场的问题在于蹈入了一种“误解”，“此误解就是将儒家经典与文学的关系做了‘二分法’的判断，从而导致许多人忽视了刘勰对儒家文化及其在文学典范中的角色所持有的创新见解”。①
3.关于刘勰的生平。
关于刘勰生平身世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很少有专题论文，仅见施友忠在英文全译本《导言》中述及此事。施氏认为刘勰是“南东莞人”，“在他大约20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他终生不曾婚娶，这一方面是因为贫穷，另一方面无疑也是由于他信仰佛教的缘故”。“他参与了《弘明集》的准备工作”。“《文心雕龙》写于南齐”②。施氏的这些说法都是因袭了前人的成说，没有自己新的见解。
(三)施友忠及其英文全译本《文心雕龙》
施友忠(1902-2000)，美国名字为Shih，Vincent.Yu-chung，福建福州人。1926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系研究院，师从冯友兰、黄子通。1936年获美国南加州大学奖学金，赴美就读于南加州大学哲学研究所，1939年获南加州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教于云南大理民族文化书院。1942年燕京大学在四川成都复校，任教于母校。1945年5月去美国，任教于西雅图华盛顿大学。1973年退休。
《文心雕龙》英文全译本，施友忠译，1959年③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文心雕龙：中国文学思想》列入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史料丛书，在这个译本中，译者随译文有注释，书前撰有长篇《导言》。
英译本的出版缘自当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副校长的汉学家狄百瑞教授(WilliamdeBary.)在哥大任教“中国文化”课程时，狄常把一些中国文学及思想译成英文，当他读到施友忠在远东学会宣读的一篇英文论文《文心雕龙之古典主义》时，便立即请施友忠把《文心雕龙》全部译写出来。在华盛顿大学研究基金资助下，当全文译写出来之后，因出版社急于出版，施氏来不及撰写一篇自我满意的前言，于是就把在远东学会上宣读的《文心雕龙之古典主义》作为《导言》附在书前。①数年后，作者又将刘勰之思想体系重新划分整理，把《文心雕龙》的有机统一性结构以及《文心雕龙》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等方面的内容并与初版导言融合在一起，成为《文心雕龙》新版《导言》，这个《导言》张错先生认为是“俨然自成中国文学批评之一家学说”②。
由于施氏是一位哲学家，与以往文学理论家相比，自有一种独特的视角，所以施氏的新版《导言》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1970年，施氏征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之同意，收回版权，乘赴台湾休假之便，交由台湾中华书局再版发行。台湾版的译本已改为中、英文对照，全书383页，首页有中、英文对照《文心雕龙简介》，次为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郑骞写的《序》以及施氏1970年《中英对照本文心雕龙出版前言》，1957年《卷首语》，其次为目录、《引言》，以下为正文。正文之编排，除《序志》提到卷前之外，其余一律按通行本篇次。英文在前，中文附后，注解录于每篇之末，分篇则另起，末载本书《索引》。
施氏的这个英译本出版之后，受到广泛好评。海内外学者多有专文评介，皆认为不仅有助于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文学理论，而且对于国内学者阅读古籍，亦极具启发作用。
(四)林中明及其《斌心雕龙》
近些年在美国的汉学家多为美籍华人，他们积极宣传中华文化，或在高校开设中华古典文学，或开设中国历史专题课程，《文心雕龙》亦是他们开设的课程之一。这方面突出的有蔡宗齐、汪荣祖和林中明。
林中明，1944年6月16日出生于四川成都，祖籍广东新会县，现为美国籍。台湾成功大学电机系毕业，美国南美以美大学电机专业硕士。斯坦福大学访问学人；又曾创业开发晶片集成设计软件，发表论文多篇。已获美国科技专利36项，现任职于美国张敬国学基金会。
林中明虽然所学专业为理科，但其母亲张敬是台湾大学著名国学教授。为继承父母之志，林中明潜心国学研究。近年来，他来往于中美和港台地区做巡回演讲，在多项国学学术研究会发表论文40余篇。研究范围涉及《文心雕龙》、《孙子兵法》、《昭明文选》、《诗经》、杜甫、陶渊明、白乐天、陆游、“汉字书法教育”、楚文化、国际关系地缘经济、亚洲环保、汉字“繁简字学理”及改良、道教文化与科技创新、中华文化对电影蒙太奇发明的影响、魏晋南北朝儒道文化及科学思想、八大山人及石涛艺术、地理历史对文化文学的影响等诸多方面。近年又以其母亲之名创办了“张敬国学基金会”，资助有关《文心雕龙》及其他国学方面的研究论著的出版和各种学术研讨会议。著有专书《斌心雕龙》。其新书《诗行天下》将由“中国《诗经》学会”于2009年底出版。
《斌心雕龙》，林中明著，2003年12月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该书由16篇论文组成，包括冯友兰的访问记，涉及文、史、哲、禅、书法、兵略、经济、商业管理等多样性的内容。书前有张寄谦、王更生、林中斌和作者自己撰写的四篇序言。其主要内容共分为五个方面。第一，“文化传承方面”的文章为《从北大到台大——记台静农先生》、《点窥冯友兰先生——六四前夕三松堂访谈记思》；第二，“斌心雕龙”方面的文章为《刘勰、〈文心〉与兵略、智术》、《斌心雕龙：从孙武〈兵经〉探解文艺创作》、《〈檄移〉的渊源与变迁》、《九地之下，九天之上——〈庙算台海〉代序》；第三，“文学的多样性”方面的文章为《谈〈谐隐〉——兼说戏剧、传奇里的谐趣》、《陶渊明的多样性和辩证性以及名字别考》、《杜甫谐戏诗在文学上的地位——兼议古今诗家的幽默感》；第四，“艺贵有格”方面的文章为《从刘勰〈文心〉看八大山人的艺术、人格——兼由“文艺复兴”看〈文心〉的发扬与创新》、《字外有字——兼论汉字书法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地位及21世纪的竞争力》；第五，“文化源流和发扬创新”方面的文章为《中西古代情诗比探短述——并由〈易经·乾卦〉推演“赋、比、兴”的几何时空意义》、《广文选源变举略：从〈诗经〉到桐城》、《由〈文心〉、〈孙子〉看中国古典文论的源流和发扬》、《旧经典活智慧——从〈易经〉、〈诗经〉、〈孙子〉、〈史记〉、〈文心〉看企管教育和科技创新》、《禅理与管理——慧能禅修对企管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启示》、《全书后记：一代又一代之学》。最后是“致谢”和“英文目录”。张寄谦在“序言”中称该书为“一部异彩纷呈的著作”，称林中明为“黑马式学者”。林中斌在“序言”中称该书为“中华文艺复兴的晨曦”。台湾著名“文心学”家王更生在其“序言”中说：“林君中明向以光电、资讯之学名世，后受母教激励，发奋苦读。除于孙武《兵经》、刘勰《文心》深造有得外，并以与现代科技新知、欧美古今名著参互印证，著为文章，扬声国际。近年汇整其多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成《斌心雕龙》一书……至于将刘勰《文心雕龙》中的文艺理论与孙武《兵经》中的兵学理论结合，再借用科技新知和欧美作品，彼此激荡生发，而又著为文章，加以阐扬的，尤为少见。1995年，‘国际文心雕龙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林君即以《刘勰〈文心〉和兵学思想》为题，发表他多年钻研的心得，立即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期间固不免有是非两可的争议，但会后大家均以为，能合刘勰《文心》与孙武《兵经》为一炉而冶之，确实替当前《文心雕龙》研究的困境拓展了一片新的领空……兹后，他又在‘中国第四届国际《孙子兵法》研讨会’中，再从《斌心雕龙》的主题出发，发表了他的《从孙武〈兵经〉看文艺创作》。其高论鸿裁，虽如空谷哲音，但却引起了当代兵学家们的注意，并深受赞许，推为应届学术论文中的压卷之作……今读林君此书，无论是谈‘文化传承’，论‘斌心雕龙’，讲‘艺术风格’，或‘文化源流’，无一处不闪耀着《文心》和《兵经》的光环，无一词不凝聚着辛苦经营的结晶，无一义不跳动着中华文化的脉搏……今林君师法古圣先贤，以孙武《兵经》与刘勰《文心》为研究中心，旁涉百世，汇通中外，合文事、武备的理论加以升华，并与现实生活需要相结合，将之应用到经学、史学、子学、文学、美学、戏曲、小说、科学技术、企业管理、投资理财等各个层面。因为作始也简，在说理取证方面，容或有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无可否认的，其或破或立，不与俗同的观点，可谓空前未有之创获。”“林君之于行文，多如大块噫气，有天马行空，意到笔随之势。”①日本福冈大学海村惟一教授评论说：“由《文心雕龙》(496-497)到《斌心雕龙》(2003)，‘文’与‘武’之相通，竟花了1500多年。但是，最终还非得由美籍华人的‘黑马式学者’来完成这‘相通’，所谓‘文武之道，一弛一张’。《斌心雕龙》的作者林中明在《斌心雕龙：从孙武〈兵经〉探解文艺创作》的后记里说道：论文集后由中国军事科学出版社于1999年11月出版。……但书中篇名误排《斌心雕龙：从孙武〈兵经〉看文艺创作》为《〈文心雕龙〉里的兵略思想》，把‘斌心’擅自改为‘文心’；将作者所在地误书‘中国·台湾’，而不是论文上注明的‘美国·加州’。可见‘文武对立’已久，‘文’和‘武’两边都不能真正做到‘文武合一’，以至连专业编辑都犯了‘心眼不一’的错误。由此更可以了解这篇文章与‘传统’的‘文武对立之学’在观念上有‘颠覆性’和‘根源性’之大不相同。而这正是作者撰写这篇文章以纠正和扩大今人和后之学者对中华文化了解的重要原因之一。《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做学问也是应当如此，只是‘说易行难’耳。笔者认为林中明的《斌心雕龙》开启了当代龙学研究第三期之门。此书不仅做到‘文武合一’，而且把科学方法论引进了‘龙学’研究，使‘龙学’走出‘研究’，开始通过‘科学实验’，合‘文武’以‘雕龙’，即在研究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者自身的创作。这也许可以称为‘后当代龙学现象’。”
刘勰及其著作研究的部分成果出版物
《文心雕龙》外文出版物
由于林氏自幼浸淫于家世国学氛围，又因操持现代科技之业，加之个人聪慧多艺，勤于苦心钻研，常语惊四座，文章新见叠出名世。读其书多有另见一方天地之感，不容你不生出诸多奇思妙想。此书是“龙学”研究史上，首部多学科 冶铸就的专著，尤为新颖夺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