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港澳地区对于刘勰的研究，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研究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是角度不同，以佛学的眼光和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香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始见有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方面的文章发表。最初是以饶宗颐为中心，后来潘重规由台湾到香港讲学，壮大了香港的研究队伍。潘重规是黄侃的女婿，又曾在南京受业于黄侃，所以他早年在台湾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文心雕龙》课，到香港后，对香港地区刘勰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促进。
1952年，饶宗颐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1956年，饶宗颐又发表了《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其思想与上文基本一致。1965年出版的饶氏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号》一书中，又有饶氏的《文心雕龙探原》、《刘勰以前及同时之文论佚书考》、《文心雕龙集释·原道第一》、《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及说明)》，黄继持的《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刘勰的灭惑论》、《文心雕龙集释·征圣第二》、《文心雕龙集释·宗经第三》，李直方的《近五十年文心雕龙书录》、《文心雕龙集释·辨骚第五》，李直方、徐缘发《文心雕龙集释·正纬第四》等篇，从刘勰的整体思想到具体的文原思想多有阐释。这个集子的出现，尽管相对单薄了些，却标志着香港地区刘勰研究的一个高峰期。此后5年不见有分量的文章出现。1970年潘重规在香港出版《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1年石垒出版了《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理疏证》。到1977年石垒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学界注意，不仅在《香港浸会学院学报》第四卷第1期发表了他的《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而且还在香港的云在书屋出版了专著《文心雕龙与佛儒二义理论集》。这个集子收有他1971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教义理疏证》、1977年的《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刘勰论作家的性情与才能》三篇文章。1983年朱国能在5月27日和28日的《香港时报》上发表了《文心雕龙通变篇要义》(上、下)；1985年饶宗颐又发表了《元至正本文心雕龙跋》、《〈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陈耀南的《文心·神思篇新译》、《文心雕龙逻辑运用》；1987年5月6日朱国能又在《香港时报》发表了《文心雕龙三准论试释》；陈耀南在10月份《明报月刊》上发了《文心雕龙“风骨”篇群说辨疑》；邓仕的《易与文心雕龙》等 世纪90年代，香港的学者开始参加内地召开的有关刘勰及《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会议。不仅有陈耀南的文章见之于报刊，而且黄维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中西文论比较的角度对待《文心雕龙》，给读者一个新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门大学的邓国光在“文心学”研究方面不断有文章发表，并在澳门大学开设《文心雕龙》专题课程，对于刘勰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填补了澳门地区刘勰研究方面的空白。
二、主要学术观点介绍
(一)《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
1952年，饶宗颐在香港《民主评论》第5卷第5期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对《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作了全面的论析。他首先认为南北朝时期是中印文化和思想大交流的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心雕龙》，与因明学有着明显的关系，“因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个佛教徒，他有十年以上的佛学修养，所以当他写这部专门讨论文章的皇皇巨著时，很可能运用他那经过佛学洗礼过的头脑——即佛家逻辑，来支配及组织他的文学材料；换句话说，是通过佛学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文学见解。譬如读自然科学的人，转变研究对象去谈文学写作时，他的脑子会与一般纯粹由文学出身的人有些不同。如果从这一点去看刘勰的论著，那么我们便可看出他那严密的组织和精细的分析，是取资于佛氏科条，来建立他的文章规则，在思想方法的运用上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他提出五个证据，其一，“《出三藏记集》凡分十五卷，题僧祐名，可能出勰之手。其中不少论文，可视为刘氏所作或至少可代表他的意见。”“刘氏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可称为‘神理说’，第一篇《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专立‘神思’一题，冠于笔术二十五篇之首”；“以为心思出于神，强调神是作文的基本动力，这和他主张佛法练神之义正可互相发明。”其二，饶氏从《文心雕龙》书名上找根据，认为“用心来作书名，即是佛门的惯例，像慧远请译《阿毗昙心》(按：指晋太元年间僧伽提婆应慧远之请译《阿毗昙心》)、吉迦夜译《方便心论》，即其例证。”其三，饶氏认为《文心雕龙》中的征圣、宗经的观点也与佛教有关系。他说：“印度逻辑上的正量，本义是认圣典不可侵犯。”“印度正理派经典所立四量，其一汉译为圣言量，指可信的证典。刘氏征圣的态度，和佛家思想似乎不无关系。”其四，《文心雕龙》每篇末有一赞语，佛教文章中多见这种形式，说明这种赞与佛经论末之偈语类似。并引刘子玄《史通·论赞》中的话：“篇终有赞，如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为证。其五，“带数法的运用。以数统摄各种事理，在梵语合成语的‘六合释’中，名叫‘带书释’”，这亦是佛家习惯。而《文心雕龙》中“带数法的运用”如“六观”、“三准”等，这也是佛家语的影响。由于饶氏精通佛学，以佛学眼光观察《文心雕龙》，认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以佛为主，刘勰的“文学理论之安排，却建筑于佛学根基之上，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所以能写出这一空前的巨著，造成他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的地位，并不是单靠着他的文学修养，而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润启发，倒是一个顶重要的内在因素。”饶氏所提出的论据较之大陆学者马宏山显得自然一些，虽然未必是刘勰本意，但却不生硬。①综观饶宗颐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似有矛盾处。他在《文学与释典》一文说：“刘彦和撰《文心雕龙》在南齐之世，审文体，辨声律。其人虽浸淫于内典，而书中只举‘般若’一词，间用圆字论诗，未尝以禅理比附文事也。”②又否认佛学对刘勰的影响。
主张《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佛学的学者，在香港地区还有石垒。他在《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序》中说：“像我在本书首篇论文(指《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中所指出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所原的道是佛道，即神理、神或‘般若之绝境’，《论说》篇状态中的般若，这是我研讨《原道》的道这个难题时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本书各文的立论基础。”石氏的这个论集由三篇文章组成，即《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刘勰论作家的性情与才能》。石氏文章的特点是注释字数超过正文三四倍，总共有504条，绝大多数是引自佛典。特别第一篇中引用历代各家关于《文心》中“道”的解释，说明皆不能正确解释刘勰“道”的本义，唯他以佛典中的引文可证明刘勰在《文心》中的“道”就是佛道，并指出刘勰是以佛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来源。认为刘勰“所原、所明的道，是佛道，而不是其他某家、特别是老庄之道。因为对于后者，作者在这里已予以否定的缘故”。由此出发，他又指出《文心》中的“自然之道”的意义，“恰是佛教所说的因缘，或者说一切有为法生起所经由或依循的自然的道路、道理、关系或法则，也正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或《阿弥陀经》中所说的‘自然之道’”①。
石垒的这些比附，虽然从文字上似乎能说得过去，但只是无限的对应，而忽视了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宗旨是干什么的，这只能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二)《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
邓仕所发表的《易与文心雕龙》一文，对此论之甚详，可作为代表。邓氏把《文心雕龙》五十篇文章与《周易》相对照，发现印篇直接引用《周易》或受其影响，并把《文心雕龙》中的论述和《周易》加以对照，然后加按语分析，得出结论：“彦和所谓道，与易道不异”，“是知易道体于自然，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而已”，“至于有人以为文心之道，或本于儒、道二家，或原于释氏内典者，亦所谓各执一隅之解，昧于惟变所适之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宜当见讥于彦和也”①。同时邓氏还对《神思》、《体性》、《通变》、《定势》等篇文章加以剖析论证，详细说明《周易》对刘勰文学思想之影响。
(三)《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之比较研究
在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方面成就突出的有黄维。黄氏早年留学美国，了解西方文学理论，有条件对中西方古代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
�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一书中。是书由张少康作序，内收作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6篇，其余尚有两篇是关于诗话方面的。在6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介绍美国研究《文心雕龙》的情况外，其余5篇都是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的。
黄氏有感于世界文论大舞台上竟没有中国文论的声音，十分痛心。他说：“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美国文论泰斗亚伯拉姆斯(M.H.Abrams)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读者反映论、接受理论、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20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看来，作者的比较研究是基于民族感情。
黄氏给“文心学”研究者指出两个方向，他说：“作为‘龙的传人’，龙学学者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的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在这方面龙学学者刚刚起步，走向长征的艰辛历程。我认为龙学研究者的另一个取向，应该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我并不在提倡复古，更不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古代和现代的批评理论。我只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至少，它的理论可补一些西方理论的不足。退一步来说，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表示外国的一些理论，中国的《文心雕龙》也有，且有实际应用的价值。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致那样崇洋，那样失掉我们的身份和特色。如果我们能充分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可应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它的地位自然也进一步提高了。”①
黄氏在《〈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一文中，对《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比较。他说：“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文心雕龙》的视野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广阔多了。”②
第五节 当代中国的刘勰研究(下)——港澳地区的刘勰研究
一、概述
港澳地区对于刘勰的研究，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的研究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是角度不同，以佛学的眼光和以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来看待刘勰及其《文心雕龙》。
香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始见有研究刘勰和《文心雕龙》方面的文章发表。最初是以饶宗颐为中心，后来潘重规由台湾到香港讲学，壮大了香港的研究队伍。潘重规是黄侃的女婿，又曾在南京受业于黄侃，所以他早年在台湾师范学院中文系开设《文心雕龙》课，到香港后，对香港地区刘勰研究队伍的建设是一个促进。
1952年，饶宗颐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1956年，饶宗颐又发表了《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之关系》，其思想与上文基本一致。1965年出版的饶氏主编的《文心雕龙研究专号》一书中，又有饶氏的《文心雕龙探原》、《刘勰以前及同时之文论佚书考》、《文心雕龙集释·原道第一》、《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及说明)》，黄继持的《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刘勰的灭惑论》、《文心雕龙集释·征圣第二》、《文心雕龙集释·宗经第三》，李直方的《近五十年文心雕龙书录》、《文心雕龙集释·辨骚第五》，李直方、徐缘发《文心雕龙集释·正纬第四》等篇，从刘勰的整体思想到具体的文原思想多有阐释。这个集子的出现，尽管相对单薄了些，却标志着香港地区刘勰研究的一个高峰期。此后5年不见有分量的文章出现。1970年潘重规在香港出版《唐写本文心雕龙残本合校》，1971年石垒出版了《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理疏证》。到1977年石垒在这方面的研究引起学界注意，不仅在《香港浸会学院学报》第四卷第1期发表了他的《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而且还在香港的云在书屋出版了专著《文心雕龙与佛儒二义理论集》。这个集子收有他1971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教义理疏证》、1977年的《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以及《刘勰论作家的性情与才能》三篇文章。1983年朱国能在5月27日和28日的《香港时报》上发表了《文心雕龙通变篇要义》(上、下)；1985年饶宗颐又发表了《元至正本文心雕龙跋》、《〈文心雕龙·声律篇〉与鸠摩罗什〈通韵〉》，陈耀南的《文心·神思篇新译》、《文心雕龙逻辑运用》；1987年5月6日朱国能又在《香港时报》发表了《文心雕龙三准论试释》；陈耀南在10月份《明报月刊》上发了《文心雕龙“风骨”篇群说辨疑》；邓仕的《易与文心雕龙》等 世纪90年代，香港的学者开始参加内地召开的有关刘勰及《文心雕龙》研究的学术会议。不仅有陈耀南的文章见之于报刊，而且黄维活跃于这一领域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中西文论比较的角度对待《文心雕龙》，给读者一个新的视野。
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门大学的邓国光在“文心学”研究方面不断有文章发表，并在澳门大学开设《文心雕龙》专题课程，对于刘勰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填补了澳门地区刘勰研究方面的空白。
二、主要学术观点介绍
(一)《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
1952年，饶宗颐在香港《民主评论》第5卷第5期发表《〈文心雕龙〉与佛教》一文，对《文心雕龙》与佛教关系作了全面的论析。他首先认为南北朝时期是中印文化和思想大交流的时期，作为这一时期产生的《文心雕龙》，与因明学有着明显的关系，“因为《文心雕龙》的作者是个佛教徒，他有十年以上的佛学修养，所以当他写这部专门讨论文章的皇皇巨著时，很可能运用他那经过佛学洗礼过的头脑——即佛家逻辑，来支配及组织他的文学材料；换句话说，是通过佛学的方法来表达他的文学见解。譬如读自然科学的人，转变研究对象去谈文学写作时，他的脑子会与一般纯粹由文学出身的人有些不同。如果从这一点去看刘勰的论著，那么我们便可看出他那严密的组织和精细的分析，是取资于佛氏科条，来建立他的文章规则，在思想方法的运用上是受过佛教影响的”。他提出五个证据，其一，“《出三藏记集》凡分十五卷，题僧祐名，可能出勰之手。其中不少论文，可视为刘氏所作或至少可代表他的意见。”“刘氏文学批评的基本理论，可称为‘神理说’，第一篇《原道》云：‘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又专立‘神思’一题，冠于笔术二十五篇之首”；“以为心思出于神，强调神是作文的基本动力，这和他主张佛法练神之义正可互相发明。”其二，饶氏从《文心雕龙》书名上找根据，认为“用心来作书名，即是佛门的惯例，像慧远请译《阿毗昙心》(按：指晋太元年间僧伽提婆应慧远之请译《阿毗昙心》)、吉迦夜译《方便心论》，即其例证。”其三，饶氏认为《文心雕龙》中的征圣、宗经的观点也与佛教有关系。他说：“印度逻辑上的正量，本义是认圣典不可侵犯。”“印度正理派经典所立四量，其一汉译为圣言量，指可信的证典。刘氏征圣的态度，和佛家思想似乎不无关系。”其四，《文心雕龙》每篇末有一赞语，佛教文章中多见这种形式，说明这种赞与佛经论末之偈语类似。并引刘子玄《史通·论赞》中的话：“篇终有赞，如释氏演法，义尽而宣以偈言”为证。其五，“带数法的运用。以数统摄各种事理，在梵语合成语的‘六合释’中，名叫‘带书释’”，这亦是佛家习惯。而《文心雕龙》中“带数法的运用”如“六观”、“三准”等，这也是佛家语的影响。由于饶氏精通佛学，以佛学眼光观察《文心雕龙》，认为《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以佛为主，刘勰的“文学理论之安排，却建筑于佛学根基之上，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他所以能写出这一空前的巨著，造成他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学理论家的地位，并不是单靠着他的文学修养，而受过佛教思想的浸润启发，倒是一个顶重要的内在因素。”饶氏所提出的论据较之大陆学者马宏山显得自然一些，虽然未必是刘勰本意，但却不生硬。①综观饶宗颐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似有矛盾处。他在《文学与释典》一文说：“刘彦和撰《文心雕龙》在南齐之世，审文体，辨声律。其人虽浸淫于内典，而书中只举‘般若’一词，间用圆字论诗，未尝以禅理比附文事也。”②又否认佛学对刘勰的影响。
主张《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佛学的学者，在香港地区还有石垒。他在《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序》中说：“像我在本书首篇论文(指《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中所指出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所原的道是佛道，即神理、神或‘般若之绝境’，《论说》篇状态中的般若，这是我研讨《原道》的道这个难题时所得到的结论，也是本书各文的立论基础。”石氏的这个论集由三篇文章组成，即《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刘勰论文学创作的心理活动过程》、《刘勰论作家的性情与才能》。石氏文章的特点是注释字数超过正文三四倍，总共有504条，绝大多数是引自佛典。特别第一篇中引用历代各家关于《文心》中“道”的解释，说明皆不能正确解释刘勰“道”的本义，唯他以佛典中的引文可证明刘勰在《文心》中的“道”就是佛道，并指出刘勰是以佛道作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来源。认为刘勰“所原、所明的道，是佛道，而不是其他某家、特别是老庄之道。因为对于后者，作者在这里已予以否定的缘故”。由此出发，他又指出《文心》中的“自然之道”的意义，“恰是佛教所说的因缘，或者说一切有为法生起所经由或依循的自然的道路、道理、关系或法则，也正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或《阿弥陀经》中所说的‘自然之道’”①。
石垒的这些比附，虽然从文字上似乎能说得过去，但只是无限的对应，而忽视了刘勰写《文心雕龙》的宗旨是干什么的，这只能说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二)《文心雕龙》与《周易》的关系
邓仕所发表的《易与文心雕龙》一文，对此论之甚详，可作为代表。邓氏把《文心雕龙》五十篇文章与《周易》相对照，发现印篇直接引用《周易》或受其影响，并把《文心雕龙》中的论述和《周易》加以对照，然后加按语分析，得出结论：“彦和所谓道，与易道不异”，“是知易道体于自然，不可为典要，惟变所适而已”，“至于有人以为文心之道，或本于儒、道二家，或原于释氏内典者，亦所谓各执一隅之解，昧于惟变所适之义，东向而望，不见西墙，宜当见讥于彦和也”①。同时邓氏还对《神思》、《体性》、《通变》、《定势》等篇文章加以剖析论证，详细说明《周易》对刘勰文学思想之影响。
(三)《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诗学》之比较研究
在中西方文论比较研究方面成就突出的有黄维。黄氏早年留学美国，了解西方文学理论，有条件对中西方古代文论进行比较研究。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
�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论新探》一书中。是书由张少康作序，内收作者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6篇，其余尚有两篇是关于诗话方面的。在6篇文章中，除了一篇是介绍美国研究《文心雕龙》的情况外，其余5篇都是从中西方比较的角度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的。
黄氏有感于世界文论大舞台上竟没有中国文论的声音，十分痛心。他说：“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20世纪是文评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美国文论泰斗亚伯拉姆斯(M.H.Abrams)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列举了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读者反映论、接受理论、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20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看来，作者的比较研究是基于民族感情。
黄氏给“文心学”研究者指出两个方向，他说：“作为‘龙的传人’，龙学学者的一个研究方向，应该是用宏观或微观的方法，通过中西的比较，向西方学术界说明《文心雕龙》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在这方面龙学学者刚刚起步，走向长征的艰辛历程。我认为龙学研究者的另一个取向，应该是把《文心雕龙》的理论应用于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实际批评上。我并不在提倡复古，更不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外国古代和现代的批评理论。我只是认为，《文心雕龙》的理论可以古为今用，甚至中为洋用；至少，它的理论可补一些西方理论的不足。退一步来说，我们这样做，就可以表示外国的一些理论，中国的《文心雕龙》也有，且有实际应用的价值。能够这样，我们就不致那样崇洋，那样失掉我们的身份和特色。如果我们能充分说明《文心雕龙》的理论，可应用于中外古今作品的实际批评，它的地位自然也进一步提高了。”①
黄氏在《〈文心雕龙〉与西方文学理论》一文中，对《文心雕龙》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比较。他说：“通过比较，我们发现《文心雕龙》的视野比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广阔多了。”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