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的刘勰研究，分为清末(1840-1911年)和民国时期(1912-1949年)两个阶段。
一、概述
(一)清末(1840-1911年)
这一时期的刘勰研究，从整体上来看，还是沿着传统的研究法缓慢地向前发展。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对刘勰著作的刊刻和校勘。这一时期的《文心雕龙》刻本主要有光绪三年(1877年)《崇文丛书》本；光绪十三年(1887年)广东朱墨套印黄叔琳注纪评本。在注释方面仅有李详的《文心雕龙黄注补正》，论文仅见一篇，刊登在1907年1月10日的《豫报》上，名为《说“气”》，署名梦南。1907年前后，章太炎在日本成立国学讲习会，听讲者主要是中国留日学生。章太炎给学生讲授《文心雕龙》，听讲者朱逖先等人的记录稿今存上海图书馆。这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第一次将此书搬上讲堂。这时期的《刘子》研究有光绪三年(1877年)卢秉钧校刊的《子馀增订汉魏丛书》本，刊于光绪五年(1879年)的《畿辅丛书》本，光绪初年崇文书局刻的《百子全书》本等等，以及各版本中的序跋文字。
(二)民国时期(1912-1949年)
这一时期的刘勰研究已由传统的研究法逐步走向科学的道路。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开始注意和吸纳西方的研究方法。对于刘勰著作的研究已由传统的校勘注解，走向了理论阐释。此一时期发表论文仅《文心雕龙》一书就有107篇，内容涉及校注的20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记30余篇，理论研究的40余篇，涉及刘勰史学思想的1篇，出版专著17部。
特别是黄侃、刘师培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在北京大学把《文心雕龙》搬上课堂①，成为学生学习的内容。这不仅宣传了刘勰的思想，而且也为日后的刘勰研究培养了人才，如范文澜、李曰刚等皆为黄侃的学生。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心雕龙》研究的各种专著17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范文澜的《文心雕龙讲疏》、《文心雕龙注》、李详的《文心雕龙补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等。这一时期在各大学开设的文学批评史课堂上，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是教师讲授的重要内容，在已出版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列专章论述《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和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在这些著作中，各位作者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陈中凡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在刘勰和钟嵘之前，皆为短篇，并多散佚，“惟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独存，二者皆论文之专著也”。朱东润认为：“吾国文学批评，以齐梁之间为最盛，刘勰之《文心雕龙》，钟嵘之《诗品》，皆成于此期中，并为文学批评之杰作。”罗根泽认为：“纯粹的文学批评的专篇论文只有刘勰和钟嵘。”郭绍虞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条理绵密的文学批评之伟著”，是“当时文论之集大成者”。
叶长青1933年自印的《文心雕龙杂记》一书值得一提，此虽非巨帙，仅有120页，但它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较早用敦煌写本校正现行本的专著，共校正276处。黄桐坡在其序言中说：“叶长青先生劬学嗜古，著作甚富，固迩笺《诗品》方毕，复取敦煌本正今本刘著之舛误，使读者晓然于缣帛时代因传抄而脱漏、而臆改致失其真，为之流通证明，归于完善，更举诸家评本札记，矫其偏颇，其研虑之精，条举之密，皆玉惬当可传。”
这一时期的《刘子》研究相对于《文心雕龙》显得薄弱一些。上海育文书局印行的《子书三十六种》中有《刘子》。1924年出版海宁陈氏影印《刘子袁注》本。孙楷第《新论校释》，1931年与王重民《列子校释》一起作为《西苑丛书》之一出版。杨明照于1937年在《文学年报》第3期上发表了《刘子理惑》一文，1938年又在《文学年报》上发表了他的《刘子校注》，罗振玉、王重民等亦对敦煌遗书《刘子》残卷作过研究。
二、近现代中国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刘勰生卒年问题
这一时期同以往最大的不同是出现了以刘勰的评传为题目的论文，有的还附了年谱和世系。分别是梁绳 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吴熙的《刘勰传》、刘节的《刘勰评传》、徐善行的《革命文学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刘勰传略》、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注》、杨明照的《〈梁书·刘勰传〉笺注》。1935年，敖士英在其新出版的《文学年表》卷三中，把刘勰的卒年与萧统之死相联系。1936年出版的刘汝霖《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中，根据《佛祖统记》记载的史料，认为刘勰卒于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同年霍依仙发表了《刘彦和评传》，其中的年谱认为刘勰生于公元465年，卒于公元531年。徐善行认为刘勰“生年当宋明帝时(公元465-472年)”，“殁时至少在六十年以后(520年以后)”。范文澜认为刘勰生年“当在宋泰始元年前后”，卒年当在梁“普通元、二年”。杨明照在《笺注》中把刘勰的身世及背景材料作了勾勒。这一时期对刘勰生卒年研究影响最大的就数范文澜了。梁绳 还列了一个刘勰家族世系表，这是刘勰研究史上第一个世系表。
(二)将刘勰冠以文学革命家
把刘勰说成是文学革命家是“五四”以后研究刘勰所出现的新特点。1922年杨鸿烈发表《文心雕龙的研究》一文，认为：从晋代到南朝的文学“犯了浮滥靡丽，华而不实的毛病”，“在这骈偶猖獗的时代，就暗伏着一位抱文学革新的刘彦和，可惜当时即无人唱和，后人又只以他那部极有价值的《文心雕龙》当作修辞书去读，就把他立言的宗旨失掉了”。徐善行的观点更明确，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提倡革命文学的专书”，“即谓彦和独绝千古，亦无不可?”认为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的有些观点“一千多年前的文学革命家刘彦和就已发现了”。梁绳 在《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中认为，《文心雕龙》立言的宗旨就是“反抗时代的作用”，直称刘勰为“文学革命家”。这些评论既有“五四”以后提倡文学革命的时代性的一面，又有刘勰的观点与齐梁文学主流相悖的一面，体现了刘勰文学理论的针对性和时代性价值。
(三)对刘勰“自然之道”的理解
徐善行说：“从文学革命以来，舶来的自然主义，和‘文学批评’，都是时髦的名词，大家都常常引用，而在《文心雕龙》里，早已有‘自然’地发现和精神的批评了，却是大家所忽略的。”①杨鸿烈认为“刘勰对于文学革新积极的建设方面的言论”，首要的就是在于“标出一个文学的自然主义出来，就是先有自然的情感和思想，然后自然的描写”①。梁绳 认为“提倡自然抒写的文学”和“提倡真实的文学”是《文心雕龙》的两个基本观念。②徐善行还认为《原道》的“道”，“不是别的，就是‘自然’”。
(四)对《文心雕龙》中《征圣》、《宗经》的评点
这一时期，有研究者认为《文心雕龙》中的《征圣》、《宗经》两篇，是刘勰“托古改制的一种诡计”。梁绳 说：“取了这种陈仓暗渡的办法”以“增加他言论的效力”，认为“文学的正本归原论，实在是刘氏实现他的文学主张的一种方术”。③吴益曾提出反驳。他认为刘勰“文学的正本归原论，是主张宗经、征圣。他所以要师圣的理由，是因为圣人雅丽，衔华佩实”，“他所以要宗经的理由，是因为宗经有六利益”，“有人说他本意未必如此，乃是他托古改制的办法，用‘圣’‘经’来做招牌，以便言论取重于人。然这也不过是一种猜想而已”。④
(五)关于《刘子》一书的研究
这一时期对于《刘子》一书研究成果最大的是杨明照。他于1937年在《文学年报》第3期上撰写了《刘子理惑》一文。认为《刘子》为六朝之物，非唐以后所为，并以敦煌遗书中《刘子》残卷将“世”、“治”改写和《帝范》、《臣轨》、《北堂书抄》征引《刘子》为证。杨明照对《刘子》评价极高，并平生雅好是书。而黄东发对《刘子》则评价不高，说其“杂取九流百家之说”，“不足预诸子立言之列”。⑤
杨明照否认《刘子》为刘勰著，其理由有四：其一，“史惟载其撰著《文心雕龙》，不云更有他书”。其二，“《文心·乐府》(卷二第七篇)称‘有娀谣乎飞燕，始鄙胧鞘椤侗乐 窬矶谄咂谓‘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各异其趣(按《文心雕龙》本《吕氏春秋·音初篇》说。《刘子》则本《史记·乐书》也)”。其三，“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后且出家’。而是书末篇(《九流》)，乃归心道家(《道藏》本于《九流篇》先道家，通行本则先儒家。观其总括之语，《藏》本实据其本书次第如此，非由后来黄冠所移易也。又是书首卷：《清神》、《防欲》、《去情》、《韬光》诸篇，近道家言，故白云斋《道藏目录》收之太玄部无字号中)。立言既已殊科，秉心亦复异撰，非其所著，不辨可知矣”。其四，《刘昼传》中称昼“‘恨不学属文，方复缉缀辞藻，言甚古拙。’今以《刘子》全书验之，其缉缀辞藻与言甚古拙，皆极为显著”。
1938年杨明照又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他的《刘子校注》，对《刘子》一书所作的注释之详，是袁孝政之后为之作注的第一人。
三、学者与成果介绍
(一)李详及其《文心雕龙补注》
李详(1858-1931)，江苏扬州兴化人，字审言，一字慎言。出身于兴化名门世族，为明代状元、宰辅李春芳八世孙，父增，经商破产并早逝。李详家贫好学，弱冠前后，一边教书谋生，一边刻苦攻读。27岁始受知于学政黄体芳，后又受知于长沙王先谦，遂名于世。1928年后，蔡元培为中央研究院院长，聘李详、鲁迅、胡适、陈垣等12人为特邀著述员。
《文心雕龙补注》，李详著，最初发表在《国粹学报》第五卷8、9、12、13号(1909年)及第七卷5至17号(1911年)上。1916年被潮阳郑氏收刻于《龙溪精舍丛书》中。全文134条，不分卷，计三万余言。原刊时名为《文心雕龙黄注补正》，收入《龙溪精舍丛书》时，李详又稍作理董，并易名为《文心雕龙注》。因为自黄叔琳辑注本问世以后的200余年间，专门为黄注作补的，李详是第一人，所以影响较大。该书1926年上海中原书局曾印刷发行。1958年杨明照的《文心雕龙补注》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时，杨书首次征引全文。2000年中华书局又将黄叔琳注、李详补注和杨明照拾遗及附录合在一起出版，名之曰《增订文心雕龙注》。
为何要注《文心雕龙》，李详在《补注序》中说：“黄氏所待勘者，尚不可悉举。合肥蒯礼卿观察，乡病黄注之失，曾嘱余为注，会以授学子而止。”于是“每取此书观之，粗有见地。志创茅 ，以启后人，略以日课之法行之，日治一、二条，稍可观览。准元吴礼部《战国策校注》之例，名曰《黄注补正》”。李详补注是对黄注“补其罅漏”，“正其违失”。该书作于1901年至1910年在南京为蒯光典二子授课之时。
《文心雕龙补注》对《乐府》、《章表》、《通变》、《定势》、《隐秀》、《附会》、《物色》7篇未作补注，其余各篇共补注134条。李详注的特点之一是对黄注事典出处的源头进行订正。例如《文心雕龙·宗经》篇有“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邱”，黄注“(孔安国《尚书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对此注，纪昀评之曰：“宜先引《左传》于前。”李详案：“《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正义》引贾逵说三坟三皇(皇，通行本作王，宋本作皇)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索八王之法，九邱九州亡国之戒。彦和言皇世三坟，当用贾侍中说，孔安国伪书序，不足凭也。”这就是说注书释典应当找到典源，方才释用意，才能周密准确。李详的补注订正了黄注的误解。李详补注的另一特点是对于黄叔琳未注出的地方也做了注释。如《养气》篇，黄叔琳未对“智用无涯”句进行解释，而李详补注曰：《庄子·养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李详的补注对于读者正确地理解刘勰的思想起了导航的作用，同时对后人注释古典书籍正确引文和找出源头都有很大的启发。
(二)黄侃及其《文心雕龙札记》
黄侃(1886-1935)，初名乔馨，庠名乔鼐，后更名侃，字季刚，晚号自署量守居士。父云鹄，字翔云，以二甲进士历官至四川按察使。黄氏先世系出江夏，后辗转迁至湖北蕲州(今蕲春县)大同乡螭堆山定居。1903年入张之洞开办的文普中学堂，因倡言革命而被开除学籍。后赴日入早稻田大学留学，其间拜章太炎为师。1908年返回湖北，从事革命活动，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1914年始无意仕途，遂不与政事，入北京大学讲学，开设中国文学课和《文心雕龙》课。其后刘师培亦任教于北大，黄侃以经学不逮，乃拜刘师培为师。
《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著，1962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第一版，全书15.3万字。内容自《文心雕龙》的《原道》至《颂赞》9篇，《议对》至《书记》3篇，《神思》至《总术》19篇，《序志》1篇，共计32篇。黄侃于1919年后任教于湖北高等师范中文系，此时他又把《札记》印作讲义。1927年作者取其《神思》以下20篇，由北京文化学社刊印。1935年秋，前南京中央大学《文艺丛刊》将《原道》以下11篇刊印。1947年，四川大学将其全书合为一册内部印行。1959年，其子黄念田重加校勘，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2年出版。同时，其婿潘重规将黄侃在北京文化学社本和武昌高师讲义本合编，潘氏另将自己所撰的《文心雕龙札记》34条附后，交由香港新书院中国文学系及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发行。现行的中华书局本在书前有作者的《题辞及略例》，书末有黄门弟子骆鸿凯写的《物色》篇阐释作为附录。1996年陈引驰又重加校订，在书后删去了黄念田后记，把黄侃的《文学记微》和《中国文学概说》从黄侃的《中国文学论集》中析出，连同骆氏《物色》篇阐释一起作为附录附于书后，作为《二十世纪国学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文心雕龙札记》于每篇题下，先撮举大意，铨衡得失；继就文中难解之处，征其本原，通其章句，释其函旨，多有创获。并在12篇的篇末附录作品，以备读者查考，从而进一步证实黄氏的释意。
黄侃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除教课的需要之外，在《札记》中充分体现了他的文学观，特别是表现出对清代以来影响颇大的桐城派的反击，这一点黄侃同李详有着同样的观点。
对于文学概念的界定。刘勰所指的“文”，涵盖的范围极广，故纪昀评点时曾在《书记》篇评：“此种皆系《杂文》，缘第十四先列《杂文》，不能更标此目，故附之《书记》之末，以备其目。然与《书记》颇不伦，未免失之牵合，况所列或不尽文章，入之论文之书亦为不类，若删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鸿笔’句直接‘笺记之分’句下，较为允协”；“二十四种杂文体裁各别，总括为难，不得不如此 侗敷衍”。后来的阮元独制《文言说》，把文的范围限制在有韵之内，无韵的不能算文。章太炎不同意阮元的意见，在《国故论衡·文学总略》中提出反对观点，认为“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面对文学史上的这两种争论，黄氏给予科学概括，以广义的文谓：“凡书以文字，著之竹帛者，皆谓之文，非独不论有文饰与无文饰，抑且不论有句读与无句读”，狭义的文是“凡有句读者皆为文，而不论其文饰与否，纯任文饰，固谓之文矣，即朴质简拙，亦不得不谓之文。此类所包……经、传、诸子，皆在其笼罩”。黄氏在两者之间用中道观提出自己的折中说：“若夫文章之初，实先韵语；传久行远，实贵偶词；修饰润色，实为文事，敷文采，实异质言；则�
钍现裕加胁豢煞险摺薄Ｕ馐腔剖险攵砸陨狭剿担熬鲋约阂狻钡慕崧邸Ｒ舱亲约河
辛苏庋目捶ǎ耪嬲鲜兜搅恕段男牡窳反醋髀鄣睦砺奂壑翟谟凇把搴头郝畚恼
拢渡袼肌菲韵轮模俗ㄓ兴簦欠何癫叨裕嗖荒鼙橥ㄓ诰
⒋⒅钭印Ｈ辉蛲仄浣睿蛭奈匏话晦衿浔驹蛭氖涤凶馈薄Ｖ链耍
瀑┮酝猓完馈⒘荷t在内，以往文士因“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缘故，没有看出彦和之用意为文章作法而非纯文学。这正是黄侃研究《文心雕龙》的高明处。黄侃看到了彦和问根寻源的用意在于为《神思》以下诸篇作基础，使自己的理论圆通无隙。黄氏的研究使《文心雕龙札记》历久弥新，为后世学人所本。
对“自然之道”的研究接触到了彦和的本意。黄侃标出《原道》中三处言及“自然”之后说：“寻绎其旨，甚为平易。盖人有思心，即有言语，既有言语，即有文章，言语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语，惟圣人为能尽文之妙，所谓道者，如此而已。此与后世言‘文以载道’者截然不同。”这个困扰文心学家的“自然之道”，在黄侃看来“甚为平易”。这说明黄侃看到了《文心雕龙》的自然旨趣。在解释“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矣”时说：“故知文章之事，以声采为本。彦和之意，盖谓声采由自然生，其雕琢过甚者，则寝失其本，故宜绝之，非有专隆朴质之语。”黄侃释语不妄其刘勰自然旨趣。
黄侃研究《文心雕龙》，既把它放在了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去理解，又提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去理解。如《情采》篇，黄侃说：“舍人处齐、梁之世，其时文体方趋于缛丽，以藻饰相高，文胜质衰，是以不得无救正之术。此篇旨归，即在挽尔日之颓风，今循其本，故所讥独在采溢于情，而于浅露朴陋之文未遑多责，盖揉曲木者未有不过其直者也。……综览南国之文……芜辞滥体，足以召后来之谤议者，亦有三焉：一曰繁，二曰浮，三曰晦。”文章要质文并重。“盖侈艳诚不可宗，而文采则不宜去”，要“衔华佩实”，取“合中”态度。“借令彦和生于斯际，其所讥当又在此而不在于彼矣”，“南国之文，大抵侈艳居多，宜从屏弃”，而并不是强调有文采的问题。
黄侃对于《文心雕龙》的研究成果，后人评价极高，郭绍虞说：“自来研究《文心雕龙》者，黄侃的《札记》最有启发，他所论述，多有独创之见。”①牟世金认为：“从黄侃开始，《文心雕龙》研究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龙学。……《文心雕龙札记》还不仅仅是课堂教学的产物，更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札记》之论虽难尽是，但他既有识于此，其究《文心》自当迥异于前而揭开龙学史新的一页。”②李曰刚说：“……《札记》初出，即震惊文坛，从而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故季刚不仅是彦和之功臣，尤为我国近代文学批评之前驱。”③张伯伟认为《札记》“为近代《文心雕龙》研究的开山之作”④。
(三)刘永济及其《文心雕龙校释》
刘永济(1887-1966)，湖南新宁人，字弘度，别号诵帚，斋名易简。1910年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向著名词人况周颐、朱祖谋问学。1928年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到武汉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文心雕龙校释》，刘永济著，中华书局1962年3月出版。该书由正文和前言两部分组成。前言由四部分内容组成，概括了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思想及其特征，反映了刘永济对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总体意见。正文每篇分“校”和“释”两部分。“校”是以校字为主，其校以明刻本为底本，参考《太平御览》和唐写本及诸家刻本。刘永济说：“为古代诸家所未及举出者，则附载之。诸家旧校有未恰当，或我仍以为可疑者，则略加辨明之。”“释”，以释义为主，其“释义”特点是：第一，由于该书原为授课而写，故作者重视原文的结构分析。第二，释义时注重引证资料。第三，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论范畴，力求从作者的原意出发，作出恰当的解释。
刘永济在每篇释义中都要归结出要义，发明刘勰论文大旨。在《前言》中刘永济对《文心雕龙》的性质、内容及优点作出了精辟的介绍和评价，并以唯物主义观点指出其不足。
《文心雕龙校释》初版于1948年，原是作者在大学讲授汉魏六朝文学时的讲义稿。初版的编排顺序是先《序志》，次以“文之枢纽”，再继之下篇论文术，其后才是上篇论文体，其用心在于让“学者先明其理论，然后以其理论与上篇所举各体文印证，则全部了然矣”。台湾正中书局多次翻印此书。对于该书的学术价值，我国台湾学者王更生在《文心雕龙读本》中评价说：“释义部分，可区分两方面，初明通篇主旨与各段大意，次揭《文心雕龙》论文阃奥，提纲挈领，言近旨远，最耐玩味。”张少康等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中评价说：“在文字校勘方面甚为简略，亦非著者重点所在，释义方面则颇有特色，不少简明扼要的见解能发明刘勰论文大旨”，“着重阐明刘勰文论的精要”，“从而成为继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之后又一部影响广泛的‘龙学’理论研究的力作”。罗立乾认为，刘永济“国学造诣极深，既具有胸罗万卷的学术识力，又精于古典诗词创作，富有创作古典文学的实践经验，因而早已察知刘勰文论思想的背后，有着以融合儒、道、玄三家之学，去总结从远古到齐代所积累的文章写作与文学创作经验的雄厚基础。因此，他对《文心雕龙》的理论内容作逐篇阐释所提出的许多创见，皆为厚积薄发，既具有简明扼要、言近旨远、最耐人玩味其中底蕴的特点，又具有广大悉备、钩深致远、金针度人，而历久弥光的独特学术价值”。“可以说，黄侃《札记》、范《注》、刘永济《校释》，加上稍后出版的杨明照《文心雕龙注》，成为了二十世纪中下叶《文心雕龙》研究的四大基石”。“而这四大基石中，尤以刘永济《校释》对刘勰文论思想作出的理论研究成就最为突出”。①
(四)范文澜及其《文心雕龙注》
范文澜(1893-1969)，初字芸台，后改字仲，浙江绍兴人，出身于家道中落的�
来橄忝诺凇�1913年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次年考入文本科国学门。时黄侃、刘师培、陈汉章等人皆任教于北大，范从业于黄侃学习《文心雕龙》。1917年毕业后，曾短期做过蔡元培的私人秘书。1922年应聘南开中学教师，旋兼南开大学教授。1925年就顾颉刚之约入朴社，其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等。1946年任东北大学校长，1947年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和历史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政协文史委主任。范文澜曾为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九届中央委员。
《文心雕龙注》，范文澜著，1958年9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竖排版。今本分上下两册，其后多次印刷。书前有《梁书·刘勰传》(删去原传中的《序志》部分)，次为黄叔琳原序，其三为黄叔琳《辑注》本的《元校姓氏》，其四为《例言》，其五为日本铃木虎雄的《黄叔琳本〈文心雕龙〉校勘记》，其六是目录。目录后是《文心雕龙注》征引书目，书后附有作者《校记》。此书最初是作者1922年任教于南开大学开设《文心雕龙》课时写的讲义，于1925年在天津新懋印书馆以《文心雕龙讲疏》之名出版。此后又在此基础上充实完善为今名，于1929年到1931年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三册本，上册为原文，中下册为注。后又进行了增修，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分七册刊行，注释改附正文全篇之后。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七册的基础上订正了注释中的部分材料后印行。此书出版以前，黄叔琳本具权威性，黄本出版差不多两个世纪后，范文澜本取而代之，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学者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日本户田浩晓评之曰：“范注虽本黄叔琳注及黄侃札记等书，但却是在内容上更为充实，也略嫌繁冗的批评著作，不可否认是《文心雕龙》注释史上别时期的作品。”①王更生认为：“确实在《文心雕龙》的注释方面开一新纪元。”②王元化认为：“迄今仍是一部迥拔诸家、类超群注的巨制。”③
1936年上海开明书店七册的范注本出版后，次年5月杨明照就在《文学年报》第3期发表了《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举正》，举出范注“未当者38条，张冠李戴者14条，所失44条”。1945年赵西陆又发表了《评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提出商榷意见。直至20世纪后期，日本波斯六郎有《文心雕龙范注补正》、王更生《文心雕龙范注驳正》、杨明照《〈文心雕龙〉有重注必要》，并提出批评。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有三个特点：
第一，就刘勰的生卒年和生平事迹对《梁书》本传作了推理性的补充。其一利用刘毓崧的考证引出《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其二考出刘勰与《出三藏记集》的关系；其三指出了刘勰的上表时间和撰写《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的时间；其四是推考出刘勰最后一次入定林寺的大体时间；其五考证出刘勰当生于宋泰始初年，卒于梁普通元年和普通二年间，约55或56岁。
范氏的这些考证成果影响极大，为只研究《文心雕龙》，不研究刘勰生平者所套用。
第二，对刘勰思想渊源的研究。对于《文心雕龙》的理论渊源是许多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范注虽未专门论述，但在其注中却时时提及，并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特别是多次提出《文心雕龙》与《庄子》的关系，与曹丕《典论·论文》的关系，与陆机《文赋》的关系，与佛教典籍的关系。如关于书名与《阿毗昙心序》的关系等。
第三，释事解义，追及刘勰本意。他在《文心雕龙注·例言》中说：“昔人颇讥李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文心》为论文之书，更贵探求作意，究极微旨，古来贤哲，至多善言，随宜录入，可资发明，其驾空腾说，无当雅义者，概不敢取，藉省辞费。”正是鉴于这一指导思想，范氏在注释《文心雕龙》时，凡与之有关并有助于理解原文的资料尽量收入书中，这就为读者提供了理解原文的思路并节省了查询资料的功夫，也为后人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方便，起到了专门图书馆的作用。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出版之后，差不多盛行了两个世纪，直至本世纪30年代，才逐渐由范文澜的《注》取而代之。范注以流传广，影响大，后来居上，成为权威著作。尽管后人对范注指出了不少欠妥的地方，但至今没有更好的本子取代它。
附表一
范文澜列《文心雕龙》上篇凡二十五篇知识结构
附表二
范文澜列《文心雕龙》下篇《神思》至《总术》二十篇知识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