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学者们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梁初，所以古代中国对刘勰研究的时限可界定为梁陈至清王朝前中期(公元502-1840年)。为了叙述方便，又可把这一时期大体分为梁陈(公元502-589年)、隋唐(公元589-960年)、宋元(公元960-1367年)、明清(公元1368-1840年)时期。
一是梁陈时期。梁陈时期对于刘勰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著作的研究，二是对刘勰生平的研究。对于刘勰思想的研究，虽然没有明显的材料证明，但从《文选》的选文范围和刘勰文体论思想看多有相似之处。而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有的语句与《文心雕龙·指瑕》中的句子大同小异。王利器认为“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此书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书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得以节录之耳”②。此时任昉的《宣德皇后令一首》、到洽的《赠任昉诗》等有与《文心雕龙》中大同小异的句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提出“味论”。具体句子《情采》篇有“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繁采寡味，味之必厌”。《附会》篇有：“道味相符，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总术》篇有：“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钟嵘《诗品》成书晚于《文心雕龙》，《诗品》的“滋味”论，明显受刘勰的影响。如《诗品》中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理过辞，淡乎寡味者”，等等。“滋味”说是《诗品》的一大特点，可说是《文心雕龙》“味论”的发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关于文章源出五经的说法直接取《文心雕龙》的观点。虽然在文体分类、归属上和五经的编序上有些微的差别，但在行文模式上和五经为文章源头的观点上却是一脉相承。颜氏的《文章》篇严斥文人迂诞浮华，悖慢无检，很少能砥砺廉隅，以名节自立方面与《文心雕龙·程器》篇在评论人物的编序、事例上、评语上也几如相同，观点一致。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也几乎使用了相同的句子。如《文心雕龙·附会》篇说：“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宜为骨 ，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虽然在用词上与刘勰有差别，但在以人体部位喻布局方面却如出一辙。颜之推本是梁朝人，他出世时，刘勰尚在世，其父颜协与之推都曾在梁元帝手下为官，元帝《金楼子》也曾套用《文心雕龙》中的话，两人当对《文心雕龙》有过研讨。颜之推自幼博览群书，《文心雕龙》对他的影响已明显可见。
对刘勰本人的生平研究可以从姚察的《梁书》得到证明。姚察早在陈初就已开始参与编撰梁史，入隋后，又曾奉命编撰《梁书》，只是书未成而去世，后由其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姚氏父子的《梁书》成书之前已有许亨的《梁书》五八卷，谢吴的《梁书》四九卷，陈代的何之元《梁典》三〇卷。《梁书》虽然到公元7世纪30年代才成书，但《文学传》姚察在生前早已写成。这说明从刘勰的著述到其生平，早在梁陈时期就有人从事研究。对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姚氏父子认为是一部“论古今文体”的书，而不是像今人说的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二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离齐梁不远，存有关于刘勰的不少材料，对于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隋统一全国后，南北文化处于碰撞和融合期，特别是梁陈的淫靡文学之风，对社会政治产生不良影响，当权者强调文学典雅，正需要《文心雕龙》提供标准。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日本的《文镜秘府论》等对《文心雕龙》多有引用和提及。唐卢照邻、释神清、刘知几、陆龟蒙及五代时的孙光宪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刘勰及其著作多有征引。唐太宗在《晋书·艺术传》序中曾引用《文心雕龙》之“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和“神道设教”等语，在《荐举贤能诏》中说：“宁容仲舒、伯起之流，遍钟美于往代；彦和、广基之侣，绝响于今辰。”这是说作为朝廷要振兴儒学，可以刘勰著作为楷模。唐人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近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异议风起，高谈不息。”反映了对刘勰著作研究已成时尚，并表明《文心雕龙》与《诗品》相互配合发挥着效用。《文心雕龙》除了受到文学家的重视之外，还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刘知几在编撰《史通》时不仅在篇章结构上，而且在史学思想上，都有诸多效仿。例如《文心雕龙》的结构为四块，即“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文学批评论”。而《史通》也分为四块，即“总论”、“史体论”、“作史方法论”、“史学批评论”。甚至从具体立篇上都模仿《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史传》篇所表现出来的史学思想也全部被刘知几所继承。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 芥者矣。”刘知几在《自叙》中列举了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六部书，《文心雕龙》就是其中之一。①
晚唐五代人孙光宪在诗僧齐己《白莲集序》中评《文心雕龙》说：
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
除此以外，在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中，已见有标注的记录。如补漏、删衍、分段，不识草书者旁标正楷字、释字等标记。这说明在隋唐之际，已有人对《文心雕龙》作校勘、补脱、删节、注释、标段、提示等简单注释。
对刘勰生平作研究的在唐代的代表人物除了姚氏父子之外，还有李延寿父子。李延寿父子编纂的《南史》，是对宋齐梁陈四书进行增删成书的。《南史》中的《刘勰传》是对《梁书·刘勰传》的大量删节而成的，毫无新材料加入。
隋唐对于刘勰著作的研究除了其思想影响之外，对于著作的传抄刊刻也颇兴盛，从传世的敦煌石窟发现的《文心雕龙》和《刘子》多种残卷，足可证刘勰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
三是宋元时期。宋元时期对刘勰的研究，不及唐代兴盛。据杨明照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录》统计，宋人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著录者就有八书、品评者七家、采摭者十二家、因习者八家、引征者十一家、考订者三家之说。事实上，总数还应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宋史·艺文志》载，宋代的辛处信曾专为《文心雕龙》作注，因而《宋史》记下了这一版本。辛氏所注本今已不传，今人虽无法得以睹物，从史书记载看，辛氏是为之作注的第一人。这说明宋代对于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较之前代进了一步。《新唐书·艺文志》不仅记下《文心雕龙》为刘勰所作，而且《刘子》一书也记为刘勰所作。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把《刘子》从以往的杂家类归入了儒家类中，说：“《刘子》三卷，梁刘勰撰”。王应麟的《玉海》、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均有著录。王构的《修辞鉴衡》、潘昂霄的《金石例》、徐骏的《诗文轨范》等都曾征引《文心雕龙》的语句，有奚克让《刘子音释》、《刘子音义》，说明当时对刘勰著作有认真的研究，并产生影响。但宋代人对《刘子》一书评价不高。李维桢在明蒋以化刊本《刘子序》中论其原因是《刘子》儒、道同尊“有辱宋儒唇吻”，所以宋儒评价不高。
刘勰的著作，在宋元时期刻印和抄传颇多，可惜今传的只有元至正十五年刻的《文心雕龙》本，为今人校证《文心雕龙》的母本，与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和《太平御览》对《文心雕龙》的征引，为今人研究《文心雕龙》版本的最好材料。《刘子》一书也留下了宋代《刘子新论》的刊印本传世，今藏上海图书馆。
四是明清时期。明代至清前期的刘勰研究成果更多的则是表现在对其著作的校勘、刊印以及在刊印本上写下的序跋文字，成就可观，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超越的。这除了由于印刷业和刊印技术的发展提高以外，还在于学者们对于刘勰著作价值的进一步认同。今见诸记载的《文心雕龙》明清写本有10种，单刻本34种，丛书本10种，选本14种，校本27种，注本3种。《刘子》一书，刊刻各种版本38种，皆居同类书籍之前列。明代有一抄本《刘子新论》，仅在书上留下的印记就有81枚，可见文人争诵之风。而明代对于《文心雕龙》的校勘成就最大，近人李详评之曰：“《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庾、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昆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多。”①据统计，谢兆申校出27字，朱郁仪校出40字，徐 校出50字，梅庆生校出62字，王惟俭校出136字。①
明清时期的学者对刘勰的著作评价很高。杨慎、曹学、钟惺、程宽、都穆、叶盛�
热税选段男牡窳妨腥胱邮椋屏踣奈踝樱浴段男牡窳返男灾屎土踣牡乃枷胍嘧髁艘欢ǖ奶教帧７朐手性凇段男牡窳访骱胫问吣甑目瘫拘蛑兴担骸肮燮浔镜涝ィ扔诎偈希瞥缙鹗迹赋缕渚鳎允Ц乘潭拢参宥呒遥慌矶鴵ご侵谰撸谎д呷绮挥脑蛞眩缬模崾悄苎伞！嗨卮种任模坷朗鞘椋娌蝗淌汀！闭茄д呙堑陌皇褪郑攀沟昧踣闹餮芯肯破鹑瘸薄Ｑ钌鞫浴段男牡窳返呐悖曛咀湃嗣嵌浴段男牡窳返难芯恳巡辉偻Ａ粼谛？保窍蚶砺垩芯糠⒄梗嵌浴段男牡窳防砺垩芯康目恕＞萑毡净锖葡丁次男牡窳得非焐糇⒈镜牟煌姹尽芬晃慕樯埽鲆桓霭姹局辽儆辛职姹究逃〈馈Ｃ肥弦糇⒈臼羌獭读踝釉ⅰ贰ⅰ段男牡窳沸链π抛⒅蟮挠忠恢匾芯砍晒Ｕ庖皇逼诨褂斜让肥弦糇⒈驹绨肽甑耐跷┘蟆丁次男牡窳笛倒省繁镜某鱿帧Ｍ跏涎倒时镜募壑当让肥弦糇⒈净垢撸宕送跏慷G说：“黄山谷云：‘明王侍郎损仲惟俭作《文心雕龙》、《史通》二书《训故》。以此二《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年始得之，子孙辈所当宝惜。”②据詹 考证王氏之《训故》本，是后来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的重要材料来源③，但黄氏没有声明此事。
王船山还把《文心雕龙》中的“势”论引入了他的诗论中。孙梅在他的《四六丛话》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指出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
整个古代社会对刘勰著作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其著作的著录、品评、引证、因习和采摭以及版本的考订上。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古代社会，仅《文心雕龙》一书考订的就有63家，引证者有130家，因习者有46家，采摭者自梁至明代就有59家，对《文心雕龙》全书作过品评的有53家，分篇品评的有39家。①这仅是就见之于传世的文献中的统计，还有大量未传世的文献则更无法统计。
二、古代社会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刘勰与《刘子》的问题
在整个古代社会，对刘勰著作自唐中期以后发生了《刘子》著作权的争议，源自为《刘子》作注的袁孝政的《序言》和张 的小说。袁序今已不全，仅见宋陈振孙引录的一段：“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据宋人刘克庄《后村大全集·诗话续集》记载说唐人张 的《朝野佥载》中有：“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取其名，人莫知也。”这个“□”缺字，《四部丛刊》本已缺，余嘉锡在《四库全书提要辨证》转引作“窃”字。如果真是一个“窃”字，那就是说，张 认为《刘子》一书是刘昼作的，刘昼虽博学多才，但因无位，而冒充刘勰。其根据是什么，他没说，这一说法似与袁孝政同源。今传世的张 《朝野佥载》没有刘克庄所引的话。五代时修《旧唐书》和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肯定已知有袁序，但不信“街谈巷语”，“传言异辞”，而本于官方意见，或亲见实物，辨析考证后，在《旧唐书》、《新唐书》中仍记《刘子》刘勰撰，唐代的《随身宝》也记为刘勰著。唐代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值得注意的是释慧琳编撰《一切经音义》的时候，张 的《朝野佥载》已成书，慧琳是否已见到此书，不得而知。总之，唐代的《刘子》作者刘昼说，盖源于袁孝政。而袁孝政是个识见很有限的人。今人曹道衡根据杨明照对袁注《刘子》的指谬说：“此人对《刘子》理解似乎不多。因此，把他的论点作为定说，亦恐欠谨慎。”曹道衡还说：“袁序讲到刘昼的生平经历，与《北史》、《北齐书》的记载颇有矛盾。”“如果相信《北史》和《北齐书》，就很难相信《袁序》的话。”①
到了宋元时期，对于《刘子》作者归属问题除了《新唐书》明确归属刘勰外，还有郑樵的《通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虽说《刘子》三卷，齐刘昼孔昭撰，袁孝政注，但却又提出怀疑，说“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看来他是见到了《刘子袁注》，但又对袁序提出怀疑。王应麟的《玉海》对《刘子》的作者也记是刘昼，但他同时又引了晁公武的话，也表示了怀疑。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诸子类》中，照录袁序之后，接着说：“袁孝政《序》之际已不能辨之矣。”章俊卿的《山堂考索》卷一〇《诸子百家门·杂家类》照录了两说。元代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一子部，照录宋人陈振孙的话。陈氏言中有“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马氏也记下了陈氏的疑问。
宋濂的《诸子辨》说：“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明确认为《刘子》作者为刘勰。元人编著《宋史》，著《刘子》作者为“题刘昼”。据有人研究，“题”为怀疑之意。明代主《刘子》为刘勰作的代表人物有宋濂、蒋以化、王惟俭等人，主《刘子》刘昼作的代表人物有王道焜、周子义等人，存疑的代表人物有叶子寅和明万历二十年吉府刻二十家子书的编者，曹学则认为是刘勰�
郧暗娜俗鞯摹Ｖ燎宕д呙嵌粤踔缢刀嘤写嬉桑渲饕д哂校核镄茄堋⑿硇摹 ⒐嗽瞥獭⒙膹�、纪昀、王昶春、陈 以及《四库提要》的编撰者。主刘昼的学者主要有严可均、陆心源等人。
由于对《刘子》作者刘昼的怀疑者越来越多，加之清代学风的严谨性，使得一些出版家也本着宁缺毋滥的态度，部分版本的序跋只谈版本流传史，而不言书的作者的现象。
(二)刘勰与《出三藏记集》
刘勰青年时期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并居处十余年，《梁书·刘勰传》说“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今传世的经藏已无法区别哪些是定林寺曾收藏过的，哪些不是定林寺收藏过的。但见今传世的《出三藏记集》是以僧祐的名义发行的，《弘明集》也是以僧祐的名义发行的，今人多认为是定林寺的藏经目录。这些佛典与刘勰有多大关系，这是研究刘勰生平的大事。这一问题在明代以前未见研究的记载，直至明代曹学才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并认为以僧祐名义发行的《出三藏记集》，实是刘勰捉刀。曹学在《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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瓒痢陡呱吠爸Р患囊黄［牟换槿ⅲ郎趁派v，与之居处十余年，博通经论，定林寺藏，勰所次也。窃恐 《高僧传》乃勰手笔耳。”曹氏的这一识见得到徐 共识。徐 在《文心雕龙》校本跋语中说：“按藏经《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祐法师碑铭》三篇，有目无其文。曹能始①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乎，今观其《法集总目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也。”徐氏受曹氏之启发，其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不再限于《高僧传》，而是扩大到了《释迦谱序》和《世界序》等篇。王惟俭对此研究更深一步，他不仅看到了刘勰的佛学作品，而且从思想深处研究，认为刘勰并没有纯粹弃儒向佛。他在《文心雕龙训故序》中说：“余反覆斯书，聿考本传，每怪彦和晚节，燔其鬓发，更名慧地，是虽灵君之上客，实如来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公‘般若’之一语；援引虽博，冈祗陀之杂言。岂普通之津梁，虽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终难逾越者乎?”王惟俭认为刘勰思想深处还是以儒学为主。
清代的李家瑞否认刘勰有儒家之风，认为刘勰是一个十足的佛徒，他在《停云阁诗话》中说：“刘彦和著《文心雕龙》，可谓殚心淬虑，实能道出文人甘苦疾徐之故；谓有益于词章则可，谓有益于经训则未能也。乃自述所梦，以为曾执丹漆礼器于孔子随行，此服虔、郑康成辈之所思，于彦和无与也。况其熟精梵夹，与如来释迦随行则可，何为其梦我孔子哉。”清史念祖认为刘勰身兼儒释，造成文章风格极不相称，一部《文心雕龙》“征引既繁，或支或割，辞排气壅，如肥人艰步”①。
对于刘勰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佛学思想问题，至明朝才有人开始研究，至清代则有所深入，有人看到了刘勰思想中的儒释杂糅，也有的由于对刘勰所处时代之缺少足够的了解，认为《文心雕龙·序志》中明明说自己梦随仲尼，而到晚年又归于如来，“可谓咄咄怪事”。
(三)对刘勰著作的评价
对《文心雕龙》的评价，首推梁王朝时期的沈约，《梁书·刘勰传》说：“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唐卢照邻在《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中说：“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唐代对《文心雕龙》评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刘知几，把《文心雕龙》当成自己构思谋篇的楷模。晚唐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说：“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明代的胡维新在《两京遗编·序》中说：“勰文藻翩翩，读之千古如掌，晋魏之滥觞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说文》卷二三说：“古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沈津《百家类纂刘子新论题辞》中说：“观勰所著《文心雕龙》，辞旨伟丽。”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中》说：“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清人臧琳《经义杂记·三刘三绝》说：“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章，刘劭《人物志》论人，刘知几《史通》之论史，可谓千古绝作，余所深嗜而快读者。著书人皆姓刘，亦奇事也。”臧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关于文章作法的书，值得注意。
封建社会时期对于《文心雕龙》的评价大都是褒，只有极少数人如史念祖认为《文心雕龙》“征引既繁……如肥人艰步”。
对《刘子》一书的评价，历代褒贬不一。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评《刘子》说：“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王应麟在《玉海》中评《刘子》说：“凡五十五篇。《清神》至《九流》。书目三卷。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至明代，蒋以化在万历刻本《刘子引》中说：“《刘子》初不知其为何代人，曩余偕伯兄读书山中，喜括秘书语，偶得其缮写半帙，见其语多近博士家言，拔其尤者已入所著《珠郎》中，而以不睹其全为歉。余见其分类铸辞，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龙》语，谓必梁舍人刘勰著也。”李维桢在《刘子序》中说：“刘子咀英吐华，成一家言，其大旨不谬于圣人，是所谓千里一贤犹比肩，百世而遇犹旦暮也，而必屏诸门墙之外，无乃已甚乎?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大取人为善，言询刍荛、道在糠秕，皆是物也。……假令刘子生当洙、泗，时与闻善诱，庶几备身通六艺之科矣。”认为《刘子》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集大成者，倘若生在洙泗之间，必为孔子之高徒。王道焜为孙矿评本作序中认为《刘子》在论证周密、辩证详备方面是唯一的一部书。到清代，刊刻的本子多，对全书评价的少。
三、学者及成果介绍
(一)姚氏父子与《梁书·刘勰传》
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西)人。世代望族，幼好学，善文史。起家为梁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兼尚书驾部郎。梁元帝即位，授原乡令，后为佐著作。陈后主时期，任秘书监，又任吏部尚书，为官清廉。入隋以后，任秘书丞，受诏撰写梁陈二代史书，封北绛郡公。《梁书》和《陈书》尚未完全脱稿就去世了，这一任务由其子姚思廉继承下来。
姚思廉(557-637)，著名史学家。本名简，以字行世。初在陈隋，曾为代王侍读。归唐以后，授秦王府学士。秦王为太子，姚思廉迁洗马。太子即位，思廉改任著作郎。与魏征共撰《梁书》和《陈书》，思廉参考谢、吴的《梁书》撰成今传世的《梁书》和《陈书》。
从现有资料看，姚氏父子和谢、吴都是对刘勰有过研究的人，特别是姚察生前《梁书·文学传》已撰成。《梁书·刘勰传》记录了刘勰的主要生平事迹，并评刘勰“为文长于佛理”。通过在本传中收录《文心雕龙·序志》篇，把刘勰的思想、志向记录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刘勰的第一手资料。
(二)李氏父子对刘勰的研究
在唐代对刘勰生平事迹有过研究的，还有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李氏父子是相州人。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李大师被流放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被赦回，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大师在世时，以多识前朝旧事闻名于朝中，常苦于南北各朝因相互敌对而史实有误，称谓亦相互不敬，计划重修南北史，仅编成《春秋》编年，刊究南北史的事未完成任务就已去世。其子李延寿继承其志，续写南北史。李延寿在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修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参与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一书。
李氏父子编撰的《南史·刘勰传》相对于《梁书·刘勰传》，没有添上新材料，只是由于《南史》融宋、齐、梁、陈四书于一书，由于篇幅过大，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删节(个别的也作了一些补充)。但《刘勰传》只有缩没有增，而且对《梁书·刘勰传》的删节并不科学。例如对其家世和履历的删节，作为传记来说是主要史料，但李氏却删了，而且这一删，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种种不该有的猜疑。
(三)刘知几对于刘勰的研究
刘知几(661-721)，彭城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名知几，因避玄宗嫌讳，以名行世。从小善《春秋左传》，以精通文史知名。永隆进士，领国史且30年，官虽徙，职常如旧。刘知几因《史通》名世。
刘知几对刘勰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刘知几认为刘勰承起了齐梁时期拯救社会时弊的作用。
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 芥者矣。
这就是说，刘勰的著作，担当起了社会批评家的职责，刘知几在说明自己的同时，将刘勰的伟大社会贡献烘托了出来。
第二，对于刘勰史学思想的研究。
刘知几欣赏刘勰所作《文心雕龙》一书的篇章结构，并以《史通》的模拟表现出来，上文已经述及。刘知几对刘勰的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在《史通》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例如，对于史书的功用和作史的指导思想方面，刘勰在《史传》中认为作史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下历史史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因此，他主张在作史时应先“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这个标准符合圣贤和经传的要求。刘知几不仅同意刘勰的观点，而且还继承了刘勰的这一思想，他在《史通·直笔》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在《曲笔》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连语句都是从刘勰那里袭用来的。
刘勰是主张秉笔直书的，并指出文辞上效法《春秋》，史德上要向董狐学习。刘知几指出：由于人们受利害的驱使，世间流俗“多避邪弃正，不践君子之迹”，“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但这皆为“人之所贱”，是“小人之道”。“人之所贵”的是有“君子之德”的“正直者”。“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今称之。”并对刘勰认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是“直道不足”。刘知几主张史官执简应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后人往往把刘勰与刘知几并提，将《文心雕龙》与《史通》同列。宋人黄庭坚在《山谷全书·与王立之第一帖》中说：“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皆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今人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中《刘知几学行述略上》说：“知几之书多出于刘勰，故其书亦全模拟之，立意亦多取之也，两氏思想亦多相同。”并断言《史通》一书即《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①
(四)杨慎及其对《文心雕龙》的批点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新都(今属四川)人。世代书香。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科举获殿试第一，时年24岁。
杨慎自幼警敏，11岁能诗，中状元后，授翰林院编修。一生嗜读成瘾，书无所不览。《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
杨慎是明代的博雅君子，著名的诗人、学者和评论家。他所著的《丹铅录》和《升庵文集》中对《文心雕龙》和《刘子》多有涉猎。
杨慎评点的《文心雕龙》今已不见其单刻本，今见之者多附着于梅庆生音注本中。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之前，在宋代已有辛处信的《文心雕龙注》，但早已亡佚。因而杨氏的批点对后世为《文心雕龙》作注的各家起了一个开路的作用。其作用在今传的凌云本卷首之闵绳初《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中有评价，闵绳初说：“若夫握五管，点缀五色文，则吾明升庵杨先生实始基之。先生起成都，探奇摘艳，渔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库。凡经目所涉猎，手所指点，若暗室而赐之烛，闭关而提之钥也。”
梅庆生音注本有不同的刻本，据日本户田浩晓《〈文心雕龙〉梅庆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一文考证，梅氏音注本至少有6种不同版本。根据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录》介绍，至少有9种版本。这些版本都是以杨氏批点本为底本刻印的。此本在今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杨明照处皆有藏本。
关于杨氏的批注方法梅氏音注本中有《杨慎与张禺山书》，此信中说：“批点《文心雕龙》，颇谓得刘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误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盖立意一定，时有出入者，是乘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对司马，有苗对无棣，虽系人名、地名，而俪偶之切，又常用青笔圈之。此岂区区宋人之所能尽？高明必契鄙言耳。”关于杨氏用五色批点《文心雕龙》一事，明顾起元在为梅庆生万历音注本作序时说：“升庵先生酷嗜其文，咀唼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标举胜义，读者快焉。”可见杨氏的批点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批点内容的学术性上，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杨氏对于《文心雕龙》的评点，直称刘勰为刘子，这是一大特点。兼之他又是以一位文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来批点的，因而他的批点突出了形象思维，强调情感，富有想象力。例如他批点《风骨》说：“《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这就将刘勰抽象的概念给予了形象性、具体化的解释，显得通俗易懂而又富有诗意之美。杨评又说：“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风也，健即骨也。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这些比附，只有诗人才能有如此高明的阐释，即使不中彦和之意，亦不失为一家之言。又如《封禅》篇中有“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杨慎对此批点曰：“‘意古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不特封禅之准，他文亦当如此。”刘勰的上两句话可说是他对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刘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氏看到了这两句话的普遍意义，说明杨与刘思想上的一致性。再如《情采》篇中有“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固知翠纶桂饵，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辞也”。对此一段话，杨评之曰：“《庄子》云：‘言隐于荣华。’”这不仅道破刘勰用典的来历，更说明刘勰文学思想的真实论要求。过分的夸饰，反而掩盖了事理的真实性，这是与明理相悖的，所以刘勰搬出庄子之言，强调一个“真”字。这也说明刘勰的《宗经》并非仅宗儒经，道经也有遵循。今人研究刘勰，见其梦随仲尼，又有《宗经》篇，就认为刘勰是儒，不免有失片面。就是一部《文心》也是儒、道同尊，这不仅是纠正当时齐梁文学淫靡之风的需要，也是刘勰本身思想的表现。这一思想直到后来《刘子》中的《九流》篇才直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当然这不是从文章学讲的，而是从政治学讲的，但也看出刘勰思想中的儒道架构。今人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吉惠评论说：“南朝的思想家刘勰在其所著的《刘子·九流》中就已经表述了这个观点。他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这里的‘九流’，泛指多元文化，不只一家。所谓‘二化’，实际就是讲的以儒家、道家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一段话，就是以儒、道为主体结构的多元中国文化的古典表述。”①
另，杨氏在对《文心雕龙》的批点中，也在文字校勘上下了不少功夫。从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詹 的《文心雕龙义证》可以看出，杨慎在《原道》、《铭箴》、《杂文》、《论说》、《风骨》、《指瑕》、《总术》篇中各校出一字，在《征圣》篇校出两字，共计校出9字。这虽然较之王惟俭和梅庆生、朱郁仪等人在校勘上功绩相对少一点，但杨氏的批点，更多的则是在创作论方面阐释刘勰的理论。
(五)王惟俭及其《文心雕龙训故》
王惟俭，字损仲，明朝祥符(今河南开封)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职潍县令，迁兵部职方主事。后因辽东总兵官马林忤税案被削职回家。家居二十年后，时光宗始立，王惟俭被起用为光禄丞，三迁大理少卿。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
王惟俭的《文心雕龙训故》，初由王惟俭自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①。是书卷首为祥符张同德写的《合刻训注〈文心雕龙〉〈史通〉序》，序中说：“二刘训故者，梁刘彦和、唐刘子玄所著书，而损仲王君为之训也。……损仲慕古好奇，于学无所不窥，读是二书，有味乎其言，翻阅辟籍，注为训笺。参互诸刻，正其差谬。疑则乙其处，以俟考订。浃岁而书成，刻以传焉。……万历辛亥四月之吉，祥符张同德昭甫氏题。”其次是王惟俭自序，末署“万历己酉夏日王惟俭序”。王序之后是《南史·刘勰传》和凡例。今将凡例移录如下，以见王氏之用心：
一、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即有奥语伟字，如鸟际鱼纲之隐，玄驹丹鸟之奇，既读斯书，未应河汉，姑不置论。
一、故实虽烦，以至舜禹周孔之圣，游夏侨
一、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见，或一事而累出，止于首见注之。其或人虽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为训什。
一、此书卷分上下，篇什相等。而上卷训释，视下倍之。以上卷详诸文之体，事溢于词；下卷详撰述之规，词溢于事。故训有繁简，非意有初终也。
一、训释总居每篇之末，则原文便于读诵。至于直载引证之书，而不复更题原文者，省词也。
一、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四处。其标疑者，即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
从以上凡例，可以看出王氏在注释时不像杨慎和梅庆生等人注重于词语，而是侧重于上卷的文体论。也许他认为此书的要旨是一部文章学的理论书，更不像杨慎以诗人的眼光看待《文心雕龙》，注重创作论，而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眼光看《文心雕龙》，并长于古籍整理和注释，只是为了要人读懂是书即可，而不是借题发挥，去阐释刘勰的理论。因而在《凡例》里说：“上卷详诸文之体，事溢于词；下卷详撰述之规，词溢于事。故训有繁简，非意有初终也。”这也是王惟俭在《训故》中遇事必释，遇词往往略过的原因。也许在他看来有些词语中的隐含典故人们能读懂，或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所以不予注释。人们从他列的这个《凡例》中，可以看出王惟俭对《文心雕龙》分上下两卷的理解是：上卷是论文体，下卷是论文术。或许时人读《文心雕龙》注重文术，忽视文体，他来个矫枉过正，偏重了文体论，至少于杨慎是如此。所以他对于文体部分旁征博引，凡与文有牵涉的人名、地名、篇名、史实典故，大都理出了来龙去脉，读其注释，如同读一部分体文学史。但他对文术论部分注释得又过于简单。《神思》篇注出10条，《体性》篇没注，《风骨》篇仅有2条注、《通变》篇有4条注、《定势》篇有2条注、《情采》篇有4条注、《 裁》篇有4条注、《声律》篇有2条注、《章句》篇有3条注，而且每注仅寥寥数语。在《丽辞》、《比兴》、《夸饰》、《事类》和《练字》五篇中，对于《丽辞》、《事类》和《练字》又明显加大了功夫，或因为字、辞及用事是文章学的功力所在，因而王氏给予特别的关注。
对于王惟俭的《文心雕龙训故》一书的学术价值，张少康等人评论说“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在明代‘龙学研究’史上是一奇迹”，“王氏《训故》是其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王氏学养深厚，校读古籍经验丰富，王氏训故与梅氏音注犹如一场竞技较量，王氏一人身兼数人之功”，“在为《文心雕龙》作注方面，王惟俭成就远在梅庆生之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在‘龙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①。
(六)梅庆生及其《文心雕龙音注》
梅庆生，字子庾，明朝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明代著名学者，版本学家。《文心雕龙》在梅氏注音之前，朱郁仪、谢兆申、徐 等均有意将自己的校注本付梓，但终将自己的心血汇聚于梅本当中，这足以证明当时文人学士对梅庆生的信赖，从另一方面也证明梅氏的学识征服了他们。当时以朱郁仪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中的骨干有曹学、徐 、谢兆申等60余人，他们以研究《文心雕龙》为共同兴趣，互相交流识见。天启二年(1622年)梅庆生重修音注本，谢兆申跋语下梅庆生有一说明，其文曰：“此谢耳伯己酉年初刻是书时作也，未尝出以示予。其研讨之功，实十倍予。距今十四载，予复改七百余字，乃无日不思我耳伯。六月间偶从乱书堆得耳伯《雕龙》旧本，内忽见是稿，岂非精神感通乃尔耶!令予悲喜交集者累日夕。因手书付梓，用以少慰云。”此文足证他们交往之深。据谢兆申跋语知，梅氏还撰有《水经注笺》一书。
《文心雕龙音注》本，初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杨明照认为是刻于南京，詹 认为刻于南昌，二说不一。考杨明照说刻于南京，可能是根据顾起元序末有：“万历己酉嘉平月，江宁顾起元撰于懒真草堂”中的“江宁”二字。詹 的“刻于南昌”说，或许根据梅庆生是豫章人，故有“刻于南昌”说。两相比较，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杨说接近事实。梅庆生的音注本，据日本户田浩晓考证说：“现存的《梅庆生音注本》至少有六种不同版本。”①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第八中记录了梅氏七种刻本，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的杨氏附录中记录了九种梅本。户田浩晓说认为梅氏自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刊行了那么多的不同版本，不断地进行研究和修订，由此可见梅庆生对于《文心雕龙》的关注。
对于梅庆生音注本的评价，傅增湘《徐兴公校〈文心雕龙〉跋》说：“《文心雕龙》一书，论文章之流别，为词苑之南针，文人学士，诵习不衰。而传世乃少善本，阮华山之宋椠，自钱功甫一见后，踪迹遂隐；即黄荛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本，后此亦不知何往。明代刻本，以弘治甲子吴门最先，嗣是嘉靖中，建安、新安等处付梓者凡六本。万历中，自张之象以后，付梓者凡四本，而夺文讹字，多不能举正。至金陵梅庆生本出，乃取诸家校本，汇集而刊之，虽校定未必悉当，然考证之功，亦云勤矣。”可见梅本是一集时代之大成的著作。
但是梅氏注本没有将注放到刘勰生活的大环境中，而是孤立地就字解字，就词解词。因而对刘勰当时的用意也就注解不出来。梅氏注本“虽可以为读者免去部分搜寻典故的麻烦，却缺乏关于刘勰文论体系的深入思考，说明梅氏对《文心雕龙》这部书性质之理解也是有限的，他将《文心雕龙》从活生生的历史背景中抽出来，作为一个纯文字的文本材料来进行处理”①，降低了其书的学术价值。
(七)黄叔琳及其《文心雕龙辑注》
黄叔琳(1672-1756)，字宏献，号昆圃，顺天大兴县(今属北京)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读。雍正元年(1723年)调吏部侍郎，命赴湖南议盐政，革除陋规，疏清各省支援兵粮附近县拨运。不久授浙江巡抚职。黄叔琳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均以文学著称，当时推为文学大家，又称北平黄先生。
《文心雕龙辑注》一书，据顾镇编《黄昆圃先生年谱》介绍，纂于雍正九年(1731年)，后与人商量校证至乾隆三年(1738年)，最后与陈祖范论定。前后历时八年，初刻于乾隆六年(1741年)。杨明照认为此本“刊误正讹，征事数典，皆优于王氏训故、梅氏音注远甚，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也”②。此本问世之前，社会上已有王惟俭《训故》本和梅庆生《音注》本，黄氏深感二本为当时最佳之本，然读来相互参照极为不便，于是便以梅本为基础参照《训故》本加上自己的校勘考证，合为一书。也有人认为此书是黄氏手校，门客某甲补注。此说真假已难辨，但从黄氏自序看，不像门客所为。
《文心雕龙辑注》黄氏自序曰：“明代梅子庚(庾)氏为之疏通证明，什仅四三耳；略而弗详，则创始之难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别风淮雨，往往有之，虽子庚(庾)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然中间脱讹，故自不乏，似犹未得为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书，偶以暇日，承子庚(庾)之绵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见闻，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句字。人事牵率，更历寒暑，乃得就绪，覆阅之下，差觉详尽矣”，其含辛茹苦，体会深刻，应是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
《文心雕龙辑注》由于是在前人基础上集成的，故学术价值高于以往诸本，但由于作者在辑注过程中没有将校勘的地方完全注明哪是前人的，哪是自己的，甚至有将前人的说成是自己的，尤其在前言中没有声明王惟俭的《训故》，只是在元校姓名上加了王惟俭的名字，在学术史上被人认为有“攘其美以为己有耶”①之嫌疑。如果细研黄氏《例言》，黄叔琳也已声明：“后得王损仲本，援据更为详核，因重加考订，增至什之五、六，尚有阙疑数处，以俟博雅者更详之。”说明还是承认采用了王氏《训故》。
但是，“黄氏《辑注》，顾名思义有集校集注的性质，对此一工程，黄氏态度十分认真，精力投入也是巨大的，他是在梅氏音注、王氏训故基础上来结撰其《辑注》的，他把前人的成果与自己的研究作一番整理，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都显得更眉目清楚，便于阅读，即使确认其因袭梅氏等人已有校勘成果，但是也应看到，黄氏根据各种校本的比对工夫还是一丝一不苟的，因为‘择其义之长者’，本身就有考辨与研究的性质，而能够择善而从，则正体现了其‘龙学’造诣”②。
(八)纪昀对刘勰的研究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初授编修，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学识渊博，长于考证训诂，能诗善文。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十余年，主持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考证经、史、子、集，集公私著述之得失、异同，为中国目录学要集，并著有《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对刘勰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刘勰著作的研究上。
纪昀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一书的眉批中。纪昀之评包括对刘勰《文心雕龙》原书的评论和对黄注的评论两部分。对《文心雕龙》的评论，包括对刘勰所表现的理论上的评论和《文心雕龙》版本的文字校勘上。
第一，对《文心雕龙》文字的校勘。纪昀在《原道》、《宗经》、《正纬》、《明诗》、《乐府》、《诠赋》、《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议对》、《体性》、《通变》、《情采》、《 裁》、《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养气》、《序志》等二十九篇中校勘48处。从现在的研究校勘成果看，纪昀校勘的这48处中，有24处是不正确的，功过各半。在这正确的24处中有7处在纪昀以前就有人发现其错误，这说明纪氏真正享有发现权的仅有17处。
第二，对《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的考评。在《原道》篇中纪昀评论说：“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在《程器》篇，纪昀评曰：“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氏虽未作详细考证并指出理由，但结论却明确表达，认为成书于齐末。这是中国刘勰研究史上最早明确考证《文心雕龙》成书时间的一家说法。①其后主此说的有郝懿行、顾千里、黄丕烈、刘毓崧等人。
第三，指出《隐秀》篇为明人伪托。纪昀在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例言》中关于《隐秀》一篇时评曰：“此篇出于伪托，义门为阮华山所欺耳。”这是就何义门校宋本跋语中的话而发的评语。何义门校宋本跋语中说：“《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抄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这并不是阮华山欺骗了何义门，而是何义门相信钱允治的话。钱允治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冯舒手校本跋语中说：“至《隐秀》一篇，均之阙如也。余从阮华山得宋本抄补，始为完书。”钱允治也相信阮华山的话。钱允治亲见了宋本，并取之于阮华山手。至于这《隐秀》篇是否为明人伪托，今人意见仍不一致。
第四，对《文心雕龙》主旨的评论。纪昀在《原道》篇评曰：“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其众流”；“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纪昀的这些评论，是当时人尚未能达到的深度。特别是“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这句评语使一部《文心雕龙》的主旨跃然突显。在《定势》篇评“自然之趣”时说：“自篇首至‘自然之势’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势”。这些解释直至现代人才达到此种深刻理解程度。纪氏对《文心雕龙》的深刻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体例的理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
第五，纪昀认为《文心雕龙》一书为文论著作，这是其书存世经久的原因。纪昀在《论说》篇评论说：“彦和论文多主理，故其书历久独存。”这不仅指出了《文心雕龙》历久存世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文心雕龙》的性质。在《史传》篇评之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但这句评语是对《文心雕龙》的性质作的一家之说。
纪评由于对《文心雕龙》性质认为是文学理论，所以在《书记》篇，纪评曰：“此种皆系杂文，缘第十四先列《杂文》，不能更标此目，故附之《书记》之末，以备其目。然与《书记》颇不伦，未免失之牵合，况所列或不尽文章，入之论文之书，亦为不类。若删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鸿笔’句直接‘笺记之分’句下，较为允协”；“二十四种杂文，体裁各别，总括为难，不得不如此，侗笼统敷衍”；“此处仍以《书记》结，与中间所列无涉，文意亦不甚相属。知是前类《杂文》，无类可附，强入之《书记》篇耳”。这就表现出了纪昀与刘勰观点的差异。刘勰认为应属杂文的，纪昀则不认为是。在《诸子》问题上，纪昀认为子书不属于文，而是独成一家。《诸子》篇纪评曰：“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本意是论各种文体，纪昀认为是文论，故提出如此批评。
第一节 古代中国的刘勰研究
一、概述
学者们认为《文心雕龙》成书于齐末梁初，所以古代中国对刘勰研究的时限可界定为梁陈至清王朝前中期(公元502-1840年)。为了叙述方便，又可把这一时期大体分为梁陈(公元502-589年)、隋唐(公元589-960年)、宋元(公元960-1367年)、明清(公元1368-1840年)时期。
一是梁陈时期。梁陈时期对于刘勰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其著作的研究，二是对刘勰生平的研究。对于刘勰思想的研究，虽然没有明显的材料证明，但从《文选》的选文范围和刘勰文体论思想看多有相似之处。而在萧绎的《金楼子·立言》中有的语句与《文心雕龙·指瑕》中的句子大同小异。王利器认为“彦和时代较梁元帝略早，当彦和此书与沈约之后，约‘大重之’，其书必因而流传，故梁元帝得以节录之耳”②。此时任昉的《宣德皇后令一首》、到洽的《赠任昉诗》等有与《文心雕龙》中大同小异的句子。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已经提出“味论”。具体句子《情采》篇有“研味《李》、《老》，则知文质附乎性情”，“繁采寡味，味之必厌”。《附会》篇有：“道味相符，悬绪自接。如乐之和，心声克协。”《总术》篇有：“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钟嵘《诗品》成书晚于《文心雕龙》，《诗品》的“滋味”论，明显受刘勰的影响。如《诗品》中有“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理过辞，淡乎寡味者”，等等。“滋味”说是《诗品》的一大特点，可说是《文心雕龙》“味论”的发挥。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中关于文章源出五经的说法直接取《文心雕龙》的观点。虽然在文体分类、归属上和五经的编序上有些微的差别，但在行文模式上和五经为文章源头的观点上却是一脉相承。颜氏的《文章》篇严斥文人迂诞浮华，悖慢无检，很少能砥砺廉隅，以名节自立方面与《文心雕龙·程器》篇在评论人物的编序、事例上、评语上也几如相同，观点一致。在文章的谋篇布局上也几乎使用了相同的句子。如《文心雕龙·附会》篇说：“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宜为骨 ，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颜氏家训·文章》篇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虽然在用词上与刘勰有差别，但在以人体部位喻布局方面却如出一辙。颜之推本是梁朝人，他出世时，刘勰尚在世，其父颜协与之推都曾在梁元帝手下为官，元帝《金楼子》也曾套用《文心雕龙》中的话，两人当对《文心雕龙》有过研讨。颜之推自幼博览群书，《文心雕龙》对他的影响已明显可见。
对刘勰本人的生平研究可以从姚察的《梁书》得到证明。姚察早在陈初就已开始参与编撰梁史，入隋后，又曾奉命编撰《梁书》，只是书未成而去世，后由其子姚思廉继承父业。在姚氏父子的《梁书》成书之前已有许亨的《梁书》五八卷，谢吴的《梁书》四九卷，陈代的何之元《梁典》三〇卷。《梁书》虽然到公元7世纪30年代才成书，但《文学传》姚察在生前早已写成。这说明从刘勰的著述到其生平，早在梁陈时期就有人从事研究。对于《文心雕龙》的性质，姚氏父子认为是一部“论古今文体”的书，而不是像今人说的是一部文学理论专著。
二是隋唐时期。隋唐时期离齐梁不远，存有关于刘勰的不少材料，对于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隋统一全国后，南北文化处于碰撞和融合期，特别是梁陈的淫靡文学之风，对社会政治产生不良影响，当权者强调文学典雅，正需要《文心雕龙》提供标准。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孔颖达注《五经正义》、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日本的《文镜秘府论》等对《文心雕龙》多有引用和提及。唐卢照邻、释神清、刘知几、陆龟蒙及五代时的孙光宪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对刘勰及其著作多有征引。唐太宗在《晋书·艺术传》序中曾引用《文心雕龙》之“真虽存矣，伪亦凭焉”和“神道设教”等语，在《荐举贤能诏》中说：“宁容仲舒、伯起之流，遍钟美于往代；彦和、广基之侣，绝响于今辰。”这是说作为朝廷要振兴儒学，可以刘勰著作为楷模。唐人卢照邻《南阳公集序》说：“近日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异议风起，高谈不息。”反映了对刘勰著作研究已成时尚，并表明《文心雕龙》与《诗品》相互配合发挥着效用。《文心雕龙》除了受到文学家的重视之外，还受到了史学家的重视。刘知几在编撰《史通》时不仅在篇章结构上，而且在史学思想上，都有诸多效仿。例如《文心雕龙》的结构为四块，即“文原论”、“文体论”、“文术论”、“文学批评论”。而《史通》也分为四块，即“总论”、“史体论”、“作史方法论”、“史学批评论”。甚至从具体立篇上都模仿《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史传》篇所表现出来的史学思想也全部被刘知几所继承。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 芥者矣。”刘知几在《自叙》中列举了对自己有重要影响的六部书，《文心雕龙》就是其中之一。①
晚唐五代人孙光宪在诗僧齐己《白莲集序》中评《文心雕龙》说：
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
除此以外，在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中，已见有标注的记录。如补漏、删衍、分段，不识草书者旁标正楷字、释字等标记。这说明在隋唐之际，已有人对《文心雕龙》作校勘、补脱、删节、注释、标段、提示等简单注释。
对刘勰生平作研究的在唐代的代表人物除了姚氏父子之外，还有李延寿父子。李延寿父子编纂的《南史》，是对宋齐梁陈四书进行增删成书的。《南史》中的《刘勰传》是对《梁书·刘勰传》的大量删节而成的，毫无新材料加入。
隋唐对于刘勰著作的研究除了其思想影响之外，对于著作的传抄刊刻也颇兴盛，从传世的敦煌石窟发现的《文心雕龙》和《刘子》多种残卷，足可证刘勰著作在当时的影响力。
三是宋元时期。宋元时期对刘勰的研究，不及唐代兴盛。据杨明照在《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录》统计，宋人仅对《文心雕龙》一书的著录者就有八书、品评者七家、采摭者十二家、因习者八家、引征者十一家、考订者三家之说。事实上，总数还应大大超过这个数字。据《宋史·艺文志》载，宋代的辛处信曾专为《文心雕龙》作注，因而《宋史》记下了这一版本。辛氏所注本今已不传，今人虽无法得以睹物，从史书记载看，辛氏是为之作注的第一人。这说明宋代对于刘勰及其著作的研究较之前代进了一步。《新唐书·艺文志》不仅记下《文心雕龙》为刘勰所作，而且《刘子》一书也记为刘勰所作。郑樵的《通志·艺文略》把《刘子》从以往的杂家类归入了儒家类中，说：“《刘子》三卷，梁刘勰撰”。王应麟的《玉海》、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等均有著录。王构的《修辞鉴衡》、潘昂霄的《金石例》、徐骏的《诗文轨范》等都曾征引《文心雕龙》的语句，有奚克让《刘子音释》、《刘子音义》，说明当时对刘勰著作有认真的研究，并产生影响。但宋代人对《刘子》一书评价不高。李维桢在明蒋以化刊本《刘子序》中论其原因是《刘子》儒、道同尊“有辱宋儒唇吻”，所以宋儒评价不高。
刘勰的著作，在宋元时期刻印和抄传颇多，可惜今传的只有元至正十五年刻的《文心雕龙》本，为今人校证《文心雕龙》的母本，与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和《太平御览》对《文心雕龙》的征引，为今人研究《文心雕龙》版本的最好材料。《刘子》一书也留下了宋代《刘子新论》的刊印本传世，今藏上海图书馆。
四是明清时期。明代至清前期的刘勰研究成果更多的则是表现在对其著作的校勘、刊印以及在刊印本上写下的序跋文字，成就可观，是以往任何时期所无法超越的。这除了由于印刷业和刊印技术的发展提高以外，还在于学者们对于刘勰著作价值的进一步认同。今见诸记载的《文心雕龙》明清写本有10种，单刻本34种，丛书本10种，选本14种，校本27种，注本3种。《刘子》一书，刊刻各种版本38种，皆居同类书籍之前列。明代有一抄本《刘子新论》，仅在书上留下的印记就有81枚，可见文人争诵之风。而明代对于《文心雕龙》的校勘成就最大，近人李详评之曰：“《文心雕龙》有明一代校者十数家，朱郁仪、梅子庾、王损仲其尤也。梅氏本有注，取小遗大，琐琐不备。北平黄昆圃侍郎注本出，始有端绪。复经献县纪文达公点定，纠正甚多。”①据统计，谢兆申校出27字，朱郁仪校出40字，徐 校出50字，梅庆生校出62字，王惟俭校出136字。①
明清时期的学者对刘勰的著作评价很高。杨慎、曹学、钟惺、程宽、都穆、叶盛�
热税选段男牡窳妨腥胱邮椋屏踣奈踝樱浴段男牡窳返男灾屎土踣牡乃枷胍嘧髁艘欢ǖ奶教帧７朐手性凇段男牡窳访骱胫问吣甑目瘫拘蛑兴担骸肮燮浔镜涝ィ扔诎偈希瞥缙鹗迹赋缕渚鳎允Ц乘潭拢参宥呒遥慌矶鴵ご侵谰撸谎д呷绮挥脑蛞眩缬模崾悄苎伞！嗨卮种任模坷朗鞘椋娌蝗淌汀！闭茄д呙堑陌皇褪郑攀沟昧踣闹餮芯肯破鹑瘸薄Ｑ钌鞫浴段男牡窳返呐悖曛咀湃嗣嵌浴段男牡窳返难芯恳巡辉偻Ａ粼谛？保窍蚶砺垩芯糠⒄梗嵌浴段男牡窳防砺垩芯康目恕＞萑毡净锖葡丁次男牡窳得非焐糇⒈镜牟煌姹尽芬晃慕樯埽鲆桓霭姹局辽儆辛职姹究逃〈馈Ｃ肥弦糇⒈臼羌獭读踝釉ⅰ贰ⅰ段男牡窳沸链π抛⒅蟮挠忠恢匾芯砍晒Ｕ庖皇逼诨褂斜让肥弦糇⒈驹绨肽甑耐跷┘蟆丁次男牡窳笛倒省繁镜某鱿帧Ｍ跏涎倒时镜募壑当让肥弦糇⒈净垢撸宕送跏慷G说：“黄山谷云：‘明王侍郎损仲惟俭作《文心雕龙》、《史通》二书《训故》。以此二《训故》援据甚博，实二刘之功臣。’余访求二十年始得之，子孙辈所当宝惜。”②据詹 考证王氏之《训故》本，是后来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本的重要材料来源③，但黄氏没有声明此事。
王船山还把《文心雕龙》中的“势”论引入了他的诗论中。孙梅在他的《四六丛话》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更指出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
整个古代社会对刘勰著作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其著作的著录、品评、引证、因习和采摭以及版本的考订上。据不完全统计，整个古代社会，仅《文心雕龙》一书考订的就有63家，引证者有130家，因习者有46家，采摭者自梁至明代就有59家，对《文心雕龙》全书作过品评的有53家，分篇品评的有39家。①这仅是就见之于传世的文献中的统计，还有大量未传世的文献则更无法统计。
二、古代社会有关刘勰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
(一)刘勰与《刘子》的问题
在整个古代社会，对刘勰著作自唐中期以后发生了《刘子》著作权的争议，源自为《刘子》作注的袁孝政的《序言》和张 的小说。袁序今已不全，仅见宋陈振孙引录的一段：“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据宋人刘克庄《后村大全集·诗话续集》记载说唐人张 的《朝野佥载》中有：“刘子书，咸以为刘勰撰，乃渤海刘昼所制。昼无位，博学有才，□取其名，人莫知也。”这个“□”缺字，《四部丛刊》本已缺，余嘉锡在《四库全书提要辨证》转引作“窃”字。如果真是一个“窃”字，那就是说，张 认为《刘子》一书是刘昼作的，刘昼虽博学多才，但因无位，而冒充刘勰。其根据是什么，他没说，这一说法似与袁孝政同源。今传世的张 《朝野佥载》没有刘克庄所引的话。五代时修《旧唐书》和宋代欧阳修编撰《新唐书》时，肯定已知有袁序，但不信“街谈巷语”，“传言异辞”，而本于官方意见，或亲见实物，辨析考证后，在《旧唐书》、《新唐书》中仍记《刘子》刘勰撰，唐代的《随身宝》也记为刘勰著。唐代释慧琳《一切经音义》中有：“刘勰，梁朝时才名之士也，著书四卷，名《刘子》。”值得注意的是释慧琳编撰《一切经音义》的时候，张 的《朝野佥载》已成书，慧琳是否已见到此书，不得而知。总之，唐代的《刘子》作者刘昼说，盖源于袁孝政。而袁孝政是个识见很有限的人。今人曹道衡根据杨明照对袁注《刘子》的指谬说：“此人对《刘子》理解似乎不多。因此，把他的论点作为定说，亦恐欠谨慎。”曹道衡还说：“袁序讲到刘昼的生平经历，与《北史》、《北齐书》的记载颇有矛盾。”“如果相信《北史》和《北齐书》，就很难相信《袁序》的话。”①
到了宋元时期，对于《刘子》作者归属问题除了《新唐书》明确归属刘勰外，还有郑樵的《通志》。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虽说《刘子》三卷，齐刘昼孔昭撰，袁孝政注，但却又提出怀疑，说“或以为刘勰，或以为刘孝标，未知孰是”。看来他是见到了《刘子袁注》，但又对袁序提出怀疑。王应麟的《玉海》对《刘子》的作者也记是刘昼，但他同时又引了晁公武的话，也表示了怀疑。赵希弁《郡斋读书附志·诸子类》中，照录袁序之后，接着说：“袁孝政《序》之际已不能辨之矣。”章俊卿的《山堂考索》卷一〇《诸子百家门·杂家类》照录了两说。元代的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四一子部，照录宋人陈振孙的话。陈氏言中有“其书近出，传记无称，莫详其始末，不知何以知其名昼而字孔昭也。”马氏也记下了陈氏的疑问。
宋濂的《诸子辨》说：“今考勰所著《文心雕龙》，文体与此正类，其可征不疑”，明确认为《刘子》作者为刘勰。元人编著《宋史》，著《刘子》作者为“题刘昼”。据有人研究，“题”为怀疑之意。明代主《刘子》为刘勰作的代表人物有宋濂、蒋以化、王惟俭等人，主《刘子》刘昼作的代表人物有王道焜、周子义等人，存疑的代表人物有叶子寅和明万历二十年吉府刻二十家子书的编者，曹学则认为是刘勰�
郧暗娜俗鞯摹Ｖ燎宕д呙嵌粤踔缢刀嘤写嬉桑渲饕д哂校核镄茄堋⑿硇摹 ⒐嗽瞥獭⒙膹�、纪昀、王昶春、陈 以及《四库提要》的编撰者。主刘昼的学者主要有严可均、陆心源等人。
由于对《刘子》作者刘昼的怀疑者越来越多，加之清代学风的严谨性，使得一些出版家也本着宁缺毋滥的态度，部分版本的序跋只谈版本流传史，而不言书的作者的现象。
(二)刘勰与《出三藏记集》
刘勰青年时期入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并居处十余年，《梁书·刘勰传》说“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今传世的经藏已无法区别哪些是定林寺曾收藏过的，哪些不是定林寺收藏过的。但见今传世的《出三藏记集》是以僧祐的名义发行的，《弘明集》也是以僧祐的名义发行的，今人多认为是定林寺的藏经目录。这些佛典与刘勰有多大关系，这是研究刘勰生平的大事。这一问题在明代以前未见研究的记载，直至明代曹学才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并认为以僧祐名义发行的《出三藏记集》，实是刘勰捉刀。曹学在《文心雕龙�
妨柙莆迳子】瘫拘蛑兴担骸啊洞烦欺奈纳钣诜鹄恚┦λ滤荆嗥渌鳎
瓒痢陡呱吠爸Р患囊黄［牟换槿ⅲ郎趁派v，与之居处十余年，博通经论，定林寺藏，勰所次也。窃恐 《高僧传》乃勰手笔耳。”曹氏的这一识见得到徐 共识。徐 在《文心雕龙》校本跋语中说：“按藏经《出三藏记集》卷一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祐法师碑铭》三篇，有目无其文。曹能始①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乎，今观其《法集总目序》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之论，不诬也。”徐氏受曹氏之启发，其研究又向前推进一步，不再限于《高僧传》，而是扩大到了《释迦谱序》和《世界序》等篇。王惟俭对此研究更深一步，他不仅看到了刘勰的佛学作品，而且从思想深处研究，认为刘勰并没有纯粹弃儒向佛。他在《文心雕龙训故序》中说：“余反覆斯书，聿考本传，每怪彦和晚节，燔其鬓发，更名慧地，是虽灵君之上客，实如来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公‘般若’之一语；援引虽博，冈祗陀之杂言。岂普通之津梁，虽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终难逾越者乎?”王惟俭认为刘勰思想深处还是以儒学为主。
清代的李家瑞否认刘勰有儒家之风，认为刘勰是一个十足的佛徒，他在《停云阁诗话》中说：“刘彦和著《文心雕龙》，可谓殚心淬虑，实能道出文人甘苦疾徐之故；谓有益于词章则可，谓有益于经训则未能也。乃自述所梦，以为曾执丹漆礼器于孔子随行，此服虔、郑康成辈之所思，于彦和无与也。况其熟精梵夹，与如来释迦随行则可，何为其梦我孔子哉。”清史念祖认为刘勰身兼儒释，造成文章风格极不相称，一部《文心雕龙》“征引既繁，或支或割，辞排气壅，如肥人艰步”①。
对于刘勰与佛教的关系，以及佛学思想问题，至明朝才有人开始研究，至清代则有所深入，有人看到了刘勰思想中的儒释杂糅，也有的由于对刘勰所处时代之缺少足够的了解，认为《文心雕龙·序志》中明明说自己梦随仲尼，而到晚年又归于如来，“可谓咄咄怪事”。
(三)对刘勰著作的评价
对《文心雕龙》的评价，首推梁王朝时期的沈约，《梁书·刘勰传》说：“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唐卢照邻在《幽忧子集·南阳公集序》中说：“近日刘勰《文心》，钟嵘《诗评》，异议蜂起，高谈不息。”唐代对《文心雕龙》评价是很高的，特别是刘知几，把《文心雕龙》当成自己构思谋篇的楷模。晚唐孙光宪在《白莲集序》中说：“风雅之道，孔圣之删备矣，美刺之说，卜商之序明矣。降自屈宋，逮乎齐梁，穷诗源流，权衡辞义，曲尽商榷，则成格言，其惟刘氏之《文心》乎!后之品评，不复过此。”明代的胡维新在《两京遗编·序》中说：“勰文藻翩翩，读之千古如掌，晋魏之滥觞乎?”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说文》卷二三说：“古之论文者，有魏文帝《典论》、陆机《文赋》、挚虞《文章流别论》、任昉《文章缘起》、刘勰《文心雕龙》……作文之法，盖无不备矣。苟有志于文章者，能于此求之，欲使体备质文，辞兼丽则，则去古人不远矣。”沈津《百家类纂刘子新论题辞》中说：“观勰所著《文心雕龙》，辞旨伟丽。”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中》说：“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清人臧琳《经义杂记·三刘三绝》说：“刘勰《文心雕龙》之论文章，刘劭《人物志》论人，刘知几《史通》之论史，可谓千古绝作，余所深嗜而快读者。著书人皆姓刘，亦奇事也。”臧认为《文心雕龙》是一部关于文章作法的书，值得注意。
封建社会时期对于《文心雕龙》的评价大都是褒，只有极少数人如史念祖认为《文心雕龙》“征引既繁……如肥人艰步”。
对《刘子》一书的评价，历代褒贬不一。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评《刘子》说：“凡五十五篇。言修心治身之道，而辞颇俗薄。”王应麟在《玉海》中评《刘子》说：“凡五十五篇。《清神》至《九流》。书目三卷。泛论治国修身之要，杂以九流之说。”至明代，蒋以化在万历刻本《刘子引》中说：“《刘子》初不知其为何代人，曩余偕伯兄读书山中，喜括秘书语，偶得其缮写半帙，见其语多近博士家言，拔其尤者已入所著《珠郎》中，而以不睹其全为歉。余见其分类铸辞，尊仲尼卑百家，一似《文心雕龙》语，谓必梁舍人刘勰著也。”李维桢在《刘子序》中说：“刘子咀英吐华，成一家言，其大旨不谬于圣人，是所谓千里一贤犹比肩，百世而遇犹旦暮也，而必屏诸门墙之外，无乃已甚乎?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孔子集大成，而孟子大取人为善，言询刍荛、道在糠秕，皆是物也。……假令刘子生当洙、泗，时与闻善诱，庶几备身通六艺之科矣。”认为《刘子》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集大成者，倘若生在洙泗之间，必为孔子之高徒。王道焜为孙矿评本作序中认为《刘子》在论证周密、辩证详备方面是唯一的一部书。到清代，刊刻的本子多，对全书评价的少。
三、学者及成果介绍
(一)姚氏父子与《梁书·刘勰传》
姚察(533-606)，字伯审，吴兴武康人(今浙江德清西)人。世代望族，幼好学，善文史。起家为梁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后兼尚书驾部郎。梁元帝即位，授原乡令，后为佐著作。陈后主时期，任秘书监，又任吏部尚书，为官清廉。入隋以后，任秘书丞，受诏撰写梁陈二代史书，封北绛郡公。《梁书》和《陈书》尚未完全脱稿就去世了，这一任务由其子姚思廉继承下来。
姚思廉(557-637)，著名史学家。本名简，以字行世。初在陈隋，曾为代王侍读。归唐以后，授秦王府学士。秦王为太子，姚思廉迁洗马。太子即位，思廉改任著作郎。与魏征共撰《梁书》和《陈书》，思廉参考谢、吴的《梁书》撰成今传世的《梁书》和《陈书》。
从现有资料看，姚氏父子和谢、吴都是对刘勰有过研究的人，特别是姚察生前《梁书·文学传》已撰成。《梁书·刘勰传》记录了刘勰的主要生平事迹，并评刘勰“为文长于佛理”。通过在本传中收录《文心雕龙·序志》篇，把刘勰的思想、志向记录下来，成为今人研究刘勰的第一手资料。
(二)李氏父子对刘勰的研究
在唐代对刘勰生平事迹有过研究的，还有李大师、李延寿父子。李氏父子是相州人。李大师曾在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中做过尚书、礼部侍郎。窦建德失败后，李大师被流放西会州(今甘肃境内)，后被赦回，卒于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大师在世时，以多识前朝旧事闻名于朝中，常苦于南北各朝因相互敌对而史实有误，称谓亦相互不敬，计划重修南北史，仅编成《春秋》编年，刊究南北史的事未完成任务就已去世。其子李延寿继承其志，续写南北史。李延寿在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以修撰劳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参与过编辑唐朝的“国史”，并著有《太宗政典》一书。
李氏父子编撰的《南史·刘勰传》相对于《梁书·刘勰传》，没有添上新材料，只是由于《南史》融宋、齐、梁、陈四书于一书，由于篇幅过大，不得不进行大量的删节(个别的也作了一些补充)。但《刘勰传》只有缩没有增，而且对《梁书·刘勰传》的删节并不科学。例如对其家世和履历的删节，作为传记来说是主要史料，但李氏却删了，而且这一删，给后来的研究者造成种种不该有的猜疑。
(三)刘知几对于刘勰的研究
刘知几(661-721)，彭城人，唐代著名史学家。字子玄，名知几，因避玄宗嫌讳，以名行世。从小善《春秋左传》，以精通文史知名。永隆进士，领国史且30年，官虽徙，职常如旧。刘知几因《史通》名世。
刘知几对刘勰的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刘知几认为刘勰承起了齐梁时期拯救社会时弊的作用。
刘知几在《史通·自叙》中说：
词人属文，其体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异彩，后来祖述，识昧圆通，家有诋诃，人相掎摭，故刘勰《文心》生焉。若《史通》之为书也，盖伤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自《法言》已降，迄于《文心》而往，固以纳诸胸中，曾不 芥者矣。
这就是说，刘勰的著作，担当起了社会批评家的职责，刘知几在说明自己的同时，将刘勰的伟大社会贡献烘托了出来。
第二，对于刘勰史学思想的研究。
刘知几欣赏刘勰所作《文心雕龙》一书的篇章结构，并以《史通》的模拟表现出来，上文已经述及。刘知几对刘勰的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度，在《史通》中表现得也很明显。例如，对于史书的功用和作史的指导思想方面，刘勰在《史传》中认为作史不仅仅是为了记录下历史史实，更重要的是为了“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因此，他主张在作史时应先“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这个标准符合圣贤和经传的要求。刘知几不仅同意刘勰的观点，而且还继承了刘勰的这一思想，他在《史通·直笔》中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在《曲笔》中说：“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连语句都是从刘勰那里袭用来的。
刘勰是主张秉笔直书的，并指出文辞上效法《春秋》，史德上要向董狐学习。刘知几指出：由于人们受利害的驱使，世间流俗“多避邪弃正，不践君子之迹”，“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但这皆为“人之所贱”，是“小人之道”。“人之所贵”的是有“君子之德”的“正直者”。“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今称之。”并对刘勰认为“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是“直道不足”。刘知几主张史官执简应当“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
后人往往把刘勰与刘知几并提，将《文心雕龙》与《史通》同列。宋人黄庭坚在《山谷全书·与王立之第一帖》中说：“刘勰《文心雕龙》、刘子玄《史通》，此两书皆读否?所论虽未极高，然讥弹古人，大中文病，不可不知也。”今人傅振伦在《刘知几年谱》中《刘知几学行述略上》说：“知几之书多出于刘勰，故其书亦全模拟之，立意亦多取之也，两氏思想亦多相同。”并断言《史通》一书即《文心·史传》篇意推广而成。①
(四)杨慎及其对《文心雕龙》的批点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朝新都(今属四川)人。世代书香。杨慎于正德六年(1511年)科举获殿试第一，时年24岁。
杨慎自幼警敏，11岁能诗，中状元后，授翰林院编修。一生嗜读成瘾，书无所不览。《明史·杨慎传》说：“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
杨慎是明代的博雅君子，著名的诗人、学者和评论家。他所著的《丹铅录》和《升庵文集》中对《文心雕龙》和《刘子》多有涉猎。
杨慎评点的《文心雕龙》今已不见其单刻本，今见之者多附着于梅庆生音注本中。杨慎批点《文心雕龙》之前，在宋代已有辛处信的《文心雕龙注》，但早已亡佚。因而杨氏的批点对后世为《文心雕龙》作注的各家起了一个开路的作用。其作用在今传的凌云本卷首之闵绳初《刻杨升庵先生批点〈文心雕龙〉引》中有评价，闵绳初说：“若夫握五管，点缀五色文，则吾明升庵杨先生实始基之。先生起成都，探奇摘艳，渔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库。凡经目所涉猎，手所指点，若暗室而赐之烛，闭关而提之钥也。”
梅庆生音注本有不同的刻本，据日本户田浩晓《〈文心雕龙〉梅庆生音注本的不同版本》一文考证，梅氏音注本至少有6种不同版本。根据杨明照《增订文心雕龙校注·附录》介绍，至少有9种版本。这些版本都是以杨氏批点本为底本刻印的。此本在今北京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和杨明照处皆有藏本。
关于杨氏的批注方法梅氏音注本中有《杨慎与张禺山书》，此信中说：“批点《文心雕龙》，颇谓得刘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一二误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红，或黄，或绿，或青，或白，自为一例；正不必说破，说破又宋人矣。盖立意一定，时有出入者，是乘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长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对司马，有苗对无棣，虽系人名、地名，而俪偶之切，又常用青笔圈之。此岂区区宋人之所能尽？高明必契鄙言耳。”关于杨氏用五色批点《文心雕龙》一事，明顾起元在为梅庆生万历音注本作序时说：“升庵先生酷嗜其文，咀唼菁藻，爰以五色之管，标举胜义，读者快焉。”可见杨氏的批点无论从方法上还是从批点内容的学术性上，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杨氏对于《文心雕龙》的评点，直称刘勰为刘子，这是一大特点。兼之他又是以一位文学家和诗人的眼光来批点的，因而他的批点突出了形象思维，强调情感，富有想象力。例如他批点《风骨》说：“《左氏》论女色，曰：‘美而艳’。美犹骨，艳犹风也。文章风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艳两致矣。”这就将刘勰抽象的概念给予了形象性、具体化的解释，显得通俗易懂而又富有诗意之美。杨评又说：“引‘文明以健’，尤切。明即风也，健即骨也。诗有格有调，格犹骨也，调犹风也。”这些比附，只有诗人才能有如此高明的阐释，即使不中彦和之意，亦不失为一家之言。又如《封禅》篇中有“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杨慎对此批点曰：“‘意古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坠于浅’。不特封禅之准，他文亦当如此。”刘勰的上两句话可说是他对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是刘勰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杨氏看到了这两句话的普遍意义，说明杨与刘思想上的一致性。再如《情采》篇中有“是以联辞结采，将欲明理，采滥辞诡，则心理欲翳。固知翠纶桂饵，所以失鱼。‘言隐荣华’，殆谓辞也”。对此一段话，杨评之曰：“《庄子》云：‘言隐于荣华。’”这不仅道破刘勰用典的来历，更说明刘勰文学思想的真实论要求。过分的夸饰，反而掩盖了事理的真实性，这是与明理相悖的，所以刘勰搬出庄子之言，强调一个“真”字。这也说明刘勰的《宗经》并非仅宗儒经，道经也有遵循。今人研究刘勰，见其梦随仲尼，又有《宗经》篇，就认为刘勰是儒，不免有失片面。就是一部《文心》也是儒、道同尊，这不仅是纠正当时齐梁文学淫靡之风的需要，也是刘勰本身思想的表现。这一思想直到后来《刘子》中的《九流》篇才直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化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当然这不是从文章学讲的，而是从政治学讲的，但也看出刘勰思想中的儒道架构。今人陕西师范大学的赵吉惠评论说：“南朝的思想家刘勰在其所著的《刘子·九流》中就已经表述了这个观点。他说：‘道者玄化为本，儒者德教为宗，九流之中，二化为最。’这里的‘九流’，泛指多元文化，不只一家。所谓‘二化’，实际就是讲的以儒家、道家为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一段话，就是以儒、道为主体结构的多元中国文化的古典表述。”①
另，杨氏在对《文心雕龙》的批点中，也在文字校勘上下了不少功夫。从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和詹 的《文心雕龙义证》可以看出，杨慎在《原道》、《铭箴》、《杂文》、《论说》、《风骨》、《指瑕》、《总术》篇中各校出一字，在《征圣》篇校出两字，共计校出9字。这虽然较之王惟俭和梅庆生、朱郁仪等人在校勘上功绩相对少一点，但杨氏的批点，更多的则是在创作论方面阐释刘勰的理论。
(五)王惟俭及其《文心雕龙训故》
王惟俭，字损仲，明朝祥符(今河南开封)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初授职潍县令，迁兵部职方主事。后因辽东总兵官马林忤税案被削职回家。家居二十年后，时光宗始立，王惟俭被起用为光禄丞，三迁大理少卿。天启三年(1623年)八月，擢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
王惟俭的《文心雕龙训故》，初由王惟俭自刻于明万历三十九年①。是书卷首为祥符张同德写的《合刻训注〈文心雕龙〉〈史通〉序》，序中说：“二刘训故者，梁刘彦和、唐刘子玄所著书，而损仲王君为之训也。……损仲慕古好奇，于学无所不窥，读是二书，有味乎其言，翻阅辟籍，注为训笺。参互诸刻，正其差谬。疑则乙其处，以俟考订。浃岁而书成，刻以传焉。……万历辛亥四月之吉，祥符张同德昭甫氏题。”其次是王惟俭自序，末署“万历己酉夏日王惟俭序”。王序之后是《南史·刘勰传》和凡例。今将凡例移录如下，以见王氏之用心：
一、是书之注，第讨求故实，即有奥语伟字，如鸟际鱼纲之隐，玄驹丹鸟之奇，既读斯书，未应河汉，姑不置论。
一、故实虽烦，以至舜禹周孔之圣，游夏侨
一、诸篇之中，或一人而再见，或一事而累出，止于首见注之。其或人虽已及，而事非前注者，方再为训什。
一、此书卷分上下，篇什相等。而上卷训释，视下倍之。以上卷详诸文之体，事溢于词；下卷详撰述之规，词溢于事。故训有繁简，非意有初终也。
一、训释总居每篇之末，则原文便于读诵。至于直载引证之书，而不复更题原文者，省词也。
一、是书凡借数本，凡校九百一字，标疑七四处。其标疑者，即墨□本字，以俟善本，未敢臆改。
从以上凡例，可以看出王氏在注释时不像杨慎和梅庆生等人注重于词语，而是侧重于上卷的文体论。也许他认为此书的要旨是一部文章学的理论书，更不像杨慎以诗人的眼光看待《文心雕龙》，注重创作论，而是以一位史学家的眼光看《文心雕龙》，并长于古籍整理和注释，只是为了要人读懂是书即可，而不是借题发挥，去阐释刘勰的理论。因而在《凡例》里说：“上卷详诸文之体，事溢于词；下卷详撰述之规，词溢于事。故训有繁简，非意有初终也。”这也是王惟俭在《训故》中遇事必释，遇词往往略过的原因。也许在他看来有些词语中的隐含典故人们能读懂，或不影响对原文的理解，所以不予注释。人们从他列的这个《凡例》中，可以看出王惟俭对《文心雕龙》分上下两卷的理解是：上卷是论文体，下卷是论文术。或许时人读《文心雕龙》注重文术，忽视文体，他来个矫枉过正，偏重了文体论，至少于杨慎是如此。所以他对于文体部分旁征博引，凡与文有牵涉的人名、地名、篇名、史实典故，大都理出了来龙去脉，读其注释，如同读一部分体文学史。但他对文术论部分注释得又过于简单。《神思》篇注出10条，《体性》篇没注，《风骨》篇仅有2条注、《通变》篇有4条注、《定势》篇有2条注、《情采》篇有4条注、《 裁》篇有4条注、《声律》篇有2条注、《章句》篇有3条注，而且每注仅寥寥数语。在《丽辞》、《比兴》、《夸饰》、《事类》和《练字》五篇中，对于《丽辞》、《事类》和《练字》又明显加大了功夫，或因为字、辞及用事是文章学的功力所在，因而王氏给予特别的关注。
对于王惟俭的《文心雕龙训故》一书的学术价值，张少康等人评论说“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在明代‘龙学研究’史上是一奇迹”，“王氏《训故》是其独立完成的学术成果”，“王氏学养深厚，校读古籍经验丰富，王氏训故与梅氏音注犹如一场竞技较量，王氏一人身兼数人之功”，“在为《文心雕龙》作注方面，王惟俭成就远在梅庆生之上”，“能够取得如此大的业绩，在‘龙学’史上是十分罕见的”①。
(六)梅庆生及其《文心雕龙音注》
梅庆生，字子庾，明朝豫章(今江西南昌)人。明代著名学者，版本学家。《文心雕龙》在梅氏注音之前，朱郁仪、谢兆申、徐 等均有意将自己的校注本付梓，但终将自己的心血汇聚于梅本当中，这足以证明当时文人学士对梅庆生的信赖，从另一方面也证明梅氏的学识征服了他们。当时以朱郁仪为中心形成的文人集团中的骨干有曹学、徐 、谢兆申等60余人，他们以研究《文心雕龙》为共同兴趣，互相交流识见。天启二年(1622年)梅庆生重修音注本，谢兆申跋语下梅庆生有一说明，其文曰：“此谢耳伯己酉年初刻是书时作也，未尝出以示予。其研讨之功，实十倍予。距今十四载，予复改七百余字，乃无日不思我耳伯。六月间偶从乱书堆得耳伯《雕龙》旧本，内忽见是稿，岂非精神感通乃尔耶!令予悲喜交集者累日夕。因手书付梓，用以少慰云。”此文足证他们交往之深。据谢兆申跋语知，梅氏还撰有《水经注笺》一书。
《文心雕龙音注》本，初刻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杨明照认为是刻于南京，詹 认为刻于南昌，二说不一。考杨明照说刻于南京，可能是根据顾起元序末有：“万历己酉嘉平月，江宁顾起元撰于懒真草堂”中的“江宁”二字。詹 的“刻于南昌”说，或许根据梅庆生是豫章人，故有“刻于南昌”说。两相比较，根据当时的交通情况，杨说接近事实。梅庆生的音注本，据日本户田浩晓考证说：“现存的《梅庆生音注本》至少有六种不同版本。”①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附录第八中记录了梅氏七种刻本，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的杨氏附录中记录了九种梅本。户田浩晓说认为梅氏自万历三十七年至天启六年，刊行了那么多的不同版本，不断地进行研究和修订，由此可见梅庆生对于《文心雕龙》的关注。
对于梅庆生音注本的评价，傅增湘《徐兴公校〈文心雕龙〉跋》说：“《文心雕龙》一书，论文章之流别，为词苑之南针，文人学士，诵习不衰。而传世乃少善本，阮华山之宋椠，自钱功甫一见后，踪迹遂隐；即黄荛圃所得之元至正嘉禾本，后此亦不知何往。明代刻本，以弘治甲子吴门最先，嗣是嘉靖中，建安、新安等处付梓者凡六本。万历中，自张之象以后，付梓者凡四本，而夺文讹字，多不能举正。至金陵梅庆生本出，乃取诸家校本，汇集而刊之，虽校定未必悉当，然考证之功，亦云勤矣。”可见梅本是一集时代之大成的著作。
但是梅氏注本没有将注放到刘勰生活的大环境中，而是孤立地就字解字，就词解词。因而对刘勰当时的用意也就注解不出来。梅氏注本“虽可以为读者免去部分搜寻典故的麻烦，却缺乏关于刘勰文论体系的深入思考，说明梅氏对《文心雕龙》这部书性质之理解也是有限的，他将《文心雕龙》从活生生的历史背景中抽出来，作为一个纯文字的文本材料来进行处理”①，降低了其书的学术价值。
(七)黄叔琳及其《文心雕龙辑注》
黄叔琳(1672-1756)，字宏献，号昆圃，顺天大兴县(今属北京)人。康熙三十年(1691年)进士，授编修，累迁侍读。雍正元年(1723年)调吏部侍郎，命赴湖南议盐政，革除陋规，疏清各省支援兵粮附近县拨运。不久授浙江巡抚职。黄叔琳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均以文学著称，当时推为文学大家，又称北平黄先生。
《文心雕龙辑注》一书，据顾镇编《黄昆圃先生年谱》介绍，纂于雍正九年(1731年)，后与人商量校证至乾隆三年(1738年)，最后与陈祖范论定。前后历时八年，初刻于乾隆六年(1741年)。杨明照认为此本“刊误正讹，征事数典，皆优于王氏训故、梅氏音注远甚，清中叶以来最通行之本也”②。此本问世之前，社会上已有王惟俭《训故》本和梅庆生《音注》本，黄氏深感二本为当时最佳之本，然读来相互参照极为不便，于是便以梅本为基础参照《训故》本加上自己的校勘考证，合为一书。也有人认为此书是黄氏手校，门客某甲补注。此说真假已难辨，但从黄氏自序看，不像门客所为。
《文心雕龙辑注》黄氏自序曰：“明代梅子庚(庾)氏为之疏通证明，什仅四三耳；略而弗详，则创始之难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别风淮雨，往往有之，虽子庚(庾)自谓校正之功五倍于杨用修氏，然中间脱讹，故自不乏，似犹未得为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书，偶以暇日，承子庚(庾)之绵蕞，旁稽博考，益以友朋见闻，兼用众本比对，正其句字。人事牵率，更历寒暑，乃得就绪，覆阅之下，差觉详尽矣”，其含辛茹苦，体会深刻，应是自己辛苦劳动的成果。
《文心雕龙辑注》由于是在前人基础上集成的，故学术价值高于以往诸本，但由于作者在辑注过程中没有将校勘的地方完全注明哪是前人的，哪是自己的，甚至有将前人的说成是自己的，尤其在前言中没有声明王惟俭的《训故》，只是在元校姓名上加了王惟俭的名字，在学术史上被人认为有“攘其美以为己有耶”①之嫌疑。如果细研黄氏《例言》，黄叔琳也已声明：“后得王损仲本，援据更为详核，因重加考订，增至什之五、六，尚有阙疑数处，以俟博雅者更详之。”说明还是承认采用了王氏《训故》。
但是，“黄氏《辑注》，顾名思义有集校集注的性质，对此一工程，黄氏态度十分认真，精力投入也是巨大的，他是在梅氏音注、王氏训故基础上来结撰其《辑注》的，他把前人的成果与自己的研究作一番整理，无论是校勘，还是注释，都显得更眉目清楚，便于阅读，即使确认其因袭梅氏等人已有校勘成果，但是也应看到，黄氏根据各种校本的比对工夫还是一丝一不苟的，因为‘择其义之长者’，本身就有考辨与研究的性质，而能够择善而从，则正体现了其‘龙学’造诣”②。
(八)纪昀对刘勰的研究
纪昀(1724-1805)，字晓岚，一字春帆，号石云，直隶献县(今属河北)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初授编修，官至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学识渊博，长于考证训诂，能诗善文。任《四库全书》总纂官十余年，主持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考证经、史、子、集，集公私著述之得失、异同，为中国目录学要集，并著有《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对刘勰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刘勰著作的研究上。
纪昀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一书的眉批中。纪昀之评包括对刘勰《文心雕龙》原书的评论和对黄注的评论两部分。对《文心雕龙》的评论，包括对刘勰所表现的理论上的评论和《文心雕龙》版本的文字校勘上。
第一，对《文心雕龙》文字的校勘。纪昀在《原道》、《宗经》、《正纬》、《明诗》、《乐府》、《诠赋》、《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议对》、《体性》、《通变》、《情采》、《 裁》、《声律》、《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养气》、《序志》等二十九篇中校勘48处。从现在的研究校勘成果看，纪昀校勘的这48处中，有24处是不正确的，功过各半。在这正确的24处中有7处在纪昀以前就有人发现其错误，这说明纪氏真正享有发现权的仅有17处。
第二，对《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的考评。在《原道》篇中纪昀评论说：“据《时序》篇，此书实成于齐代，今题曰梁，盖后人所追题，犹《玉台新咏》成于梁而今本题陈徐陵耳。”在《程器》篇，纪昀评曰：“观《时序》篇，此书盖成于齐末，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纪氏虽未作详细考证并指出理由，但结论却明确表达，认为成书于齐末。这是中国刘勰研究史上最早明确考证《文心雕龙》成书时间的一家说法。①其后主此说的有郝懿行、顾千里、黄丕烈、刘毓崧等人。
第三，指出《隐秀》篇为明人伪托。纪昀在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例言》中关于《隐秀》一篇时评曰：“此篇出于伪托，义门为阮华山所欺耳。”这是就何义门校宋本跋语中的话而发的评语。何义门校宋本跋语中说：“《隐秀》篇自‘始正而末奇’，至‘朔风动秋草’朔字，元至正乙未刻于嘉禾者，即缺此一叶，此后诸刻仍之。胡孝辕、朱郁仪皆不见完书，钱功甫得阮华山宋椠本抄补；后归虞山，而传录于外甚少。”这并不是阮华山欺骗了何义门，而是何义门相信钱允治的话。钱允治在明天启七年(1627年)冯舒手校本跋语中说：“至《隐秀》一篇，均之阙如也。余从阮华山得宋本抄补，始为完书。”钱允治也相信阮华山的话。钱允治亲见了宋本，并取之于阮华山手。至于这《隐秀》篇是否为明人伪托，今人意见仍不一致。
第四，对《文心雕龙》主旨的评论。纪昀在《原道》篇评曰：“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体之尊，所以截断其众流”；“齐梁文藻，日竞雕华，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纪昀的这些评论，是当时人尚未能达到的深度。特别是“标自然以为宗，是彦和吃紧为人处”这句评语使一部《文心雕龙》的主旨跃然突显。在《定势》篇评“自然之趣”时说：“自篇首至‘自然之势’一段，言文各有自然之势”。这些解释直至现代人才达到此种深刻理解程度。纪氏对《文心雕龙》的深刻理解，还表现在他对《文心雕龙》体例的理解，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其书《原道》以下二十五篇，论文章体制；《神思》以下二十四篇，论文章工拙，合《序志》一篇，为五十篇。”
第五，纪昀认为《文心雕龙》一书为文论著作，这是其书存世经久的原因。纪昀在《论说》篇评论说：“彦和论文多主理，故其书历久独存。”这不仅指出了《文心雕龙》历久存世的原因，同时也指出了《文心雕龙》的性质。在《史传》篇评之曰：“彦和妙解文理，而史事非其当行。”但这句评语是对《文心雕龙》的性质作的一家之说。
纪评由于对《文心雕龙》性质认为是文学理论，所以在《书记》篇，纪评曰：“此种皆系杂文，缘第十四先列《杂文》，不能更标此目，故附之《书记》之末，以备其目。然与《书记》颇不伦，未免失之牵合，况所列或不尽文章，入之论文之书，亦为不类。若删此四十五行，而以‘才冠鸿笔’句直接‘笺记之分’句下，较为允协”；“二十四种杂文，体裁各别，总括为难，不得不如此，侗笼统敷衍”；“此处仍以《书记》结，与中间所列无涉，文意亦不甚相属。知是前类《杂文》，无类可附，强入之《书记》篇耳”。这就表现出了纪昀与刘勰观点的差异。刘勰认为应属杂文的，纪昀则不认为是。在《诸子》问题上，纪昀认为子书不属于文，而是独成一家。《诸子》篇纪评曰：“此亦泛述成篇，不见发明。盖子书之文，又各自一家，在此书原为谰入，故不能有所发挥。”刘勰写《文心雕龙》的本意是论各种文体，纪昀认为是文论，故提出如此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