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文为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可见刘勰一生写的碑文是很多的。刘勰撰写的碑文，今天能找得到目录的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里的《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和《僧柔法师碑铭》。据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记载，刘勰还撰写了《释僧祐碑铭》、《齐定林上寺释超辩碑文》。这五篇碑铭，有目无文，今已无从查找原文了，这对于刘勰的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刘勰写的碑铭，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今存宋孔延之《会稽缀英总集》卷十六中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这篇碑铭计2280字。在《艺文类聚》里也有节录，题作《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这位史称“京师寺塔必请勰制文”的一时之大手笔，仅存此一文，可说弥足珍贵。
关于建安王的事迹，《梁书》有传，释慧皎的《高僧传·释僧护传》里也有反映。《释僧护传》说：“像成之后，建安王苦稍疗，今年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梁书·南平王传》说：“南平元襄王伟，字文达，太祖第八子也……天监元年……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天监)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户如故。”由此可知，碑文所反映的事实与以上两书所记是一致的。
这篇碑文，刘勰写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文中反映，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原为释僧护发起，但终因经费不足，未能建成。后因得到梁朝王室资助，并请僧祐重新设计监理而成。僧祐主持从“天监十有二年岁次鹑尾二月十二日，开凿爰始，到十有五年，龙集滩，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可知这篇碑文之所以请刘勰来写，不仅是因为刘勰的文章写得好，还应是由僧祐主持建造的缘故，这幢碑的建造属僧祐主持弥勒石像的一部分。因碑称萧伟为建安王，从《梁书》知萧伟于天监十七年三月改封为南平王，因此，此文的写作时间上限是天监十五年三月，下限为天监十七年三月萧伟改封之前的两年中。估计是僧祐尚未离开石城寺工地之前写成，具体时间应是天监十五年夏天以前。
这篇碑文的内容是记录石城寺弥勒像的造像原因和施工过程，以及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文中充满了迷信和佛学的因果思想，同时文中也歌颂了石城的壮丽和奇观。但作者却不是出于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的目的，而是为了说明此处如何山明水秀，正是佛家圣地。正是刘勰写的这一碑文给石城寺创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为我国南朝的佛学史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人研究刘勰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第三节 碑文
《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文为长于佛理，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必请勰制文”。可见刘勰一生写的碑文是很多的。刘勰撰写的碑文，今天能找得到目录的有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里的《钟山定林上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和《僧柔法师碑铭》。据释慧皎撰写的《高僧传》记载，刘勰还撰写了《释僧祐碑铭》、《齐定林上寺释超辩碑文》。这五篇碑铭，有目无文，今已无从查找原文了，这对于刘勰的研究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刘勰写的碑铭，唯一保留下来的是今存宋孔延之《会稽缀英总集》卷十六中的《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这篇碑铭计2280字。在《艺文类聚》里也有节录，题作《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碑铭》。这位史称“京师寺塔必请勰制文”的一时之大手笔，仅存此一文，可说弥足珍贵。
关于建安王的事迹，《梁书》有传，释慧皎的《高僧传·释僧护传》里也有反映。《释僧护传》说：“像成之后，建安王苦稍疗，今年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梁书·南平王传》说：“南平元襄王伟，字文达，太祖第八子也……天监元年……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户，给鼓吹一部……(天监)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户如故。”由此可知，碑文所反映的事实与以上两书所记是一致的。
这篇碑文，刘勰写于何年，史无明文记载，文中反映，剡县石城寺弥勒石像原为释僧护发起，但终因经费不足，未能建成。后因得到梁朝王室资助，并请僧祐重新设计监理而成。僧祐主持从“天监十有二年岁次鹑尾二月十二日，开凿爰始，到十有五年，龙集滩，三月十五日，妆画云毕。”可知这篇碑文之所以请刘勰来写，不仅是因为刘勰的文章写得好，还应是由僧祐主持建造的缘故，这幢碑的建造属僧祐主持弥勒石像的一部分。因碑称萧伟为建安王，从《梁书》知萧伟于天监十七年三月改封为南平王，因此，此文的写作时间上限是天监十五年三月，下限为天监十七年三月萧伟改封之前的两年中。估计是僧祐尚未离开石城寺工地之前写成，具体时间应是天监十五年夏天以前。
这篇碑文的内容是记录石城寺弥勒像的造像原因和施工过程，以及施工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文中充满了迷信和佛学的因果思想，同时文中也歌颂了石城的壮丽和奇观。但作者却不是出于歌颂祖国的壮丽山河的目的，而是为了说明此处如何山明水秀，正是佛家圣地。正是刘勰写的这一碑文给石城寺创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为我国南朝的佛学史研究者提供了详实的资料，也为今人研究刘勰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