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思廉《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齐梁时期的定林寺经藏，学界公认的是以僧祐名义传世的《出三藏记集》，内中有大量的“序”，当为刘勰本传“录而序之”之证据。
刘勰当年在定林寺是以书佣身份从事文化打工，协助僧祐校经，此之功德自然记在僧祐名下。但是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其“僧众行记”，当是指《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卷十五的《高僧传》。明万历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序》说：“《传》称勰为文深于佛理，京师寺塔，名僧碑志，多其所作。予读《高僧传》，往往及之，但惜不见全文一篇。勰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博通经论，定林寺藏，勰所次也。窃恐 《高僧传》，乃勰手笔耳。”明徐批本《文心雕龙》第三册卷末附叶曰：“按藏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三篇，有其目无其文。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序录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①之论，不诬矣。”②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七十一释僧祐下严可均自注曰：“案《梁书·刘勰传》，勰早孤，依沙门僧祐，居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志(寺)经藏，勰所定也。如传此言，僧祐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至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学术界至今未取得共识。香港饶宗颐的《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石垒的《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辄以之为据，考《文心雕龙》诸用语皆源于佛教理论学说，其文艺思想亦以佛学为根柢。③饶宗颐说：“总之，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教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④。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篇注(二)云：“《释藏》迹十释慧远《阿毗昙心序》、《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会宗，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⑤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的书名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是受了印度佛学的影响。针对范注，台湾学者张立斋批评说：“范氏注颇示渊博，妄引释慧远《心序》谓彦和精佛理，《文心》之作，自《书记》，即所谓界品也；《神思》以下，即所谓问论也。此盖以臆测，未加精审，其不知《文心》一书，虽涉解渊汇，殊不及内典一字一事也。以皈依佛法之彦和，而其宏著若是者，可以窥知其人矣。今范氏附会及之，诚所谓蔑古作者之用心，犹夫俗所谓饶舌，篇中‘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明言文心二字所本，与佛典何涉？”①马宏山在《论文心雕龙的纲》和《文心雕龙散论》中，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佛道，是“以佛统儒”的。针对马宏山的观点，孔凡在《文心雕龙学刊》第一期发表了《刘勰与佛教》一文，对马宏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孔凡说：“《刘勰传》说他长于佛理，其实他亦精通玄学，他所笃信的佛理即是玄学化的佛学，当时佛学和玄学都属本体之学，注重体用、本末之辨，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是一致的。”“他在《文心雕龙》这样一部重要著作中，非但没有采纳佛学为指导思想，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倾向，这是难能可贵的。”②对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明代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序》曰：“余反覆斯书，聿考本传，每怪彦和晚节，燔其鬓发，更名慧地；是虽灵均之上客，实如来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仅‘般若’之一语；援引虽博，罔祗陀之杂言，岂普通之津梁，虽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终难逾越者乎？”王否认《文心雕龙》中有佛教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采用“般若之绝境”一语的用意，方元珍解释说：“彦和此文旨在评论魏晋玄学家论辩文之得失。言宋岱、郭象之作，思考敏锐，精微神妙；王衍、裴 之作，交辨有无，皆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或偏于物感之形用，或趋于心思之寂寥，悉为一偏之解，盖惟动用心思，穷究妙理之本源，方可臻于佛家所云智慧之最高境界。”③对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朱文民在其所著的《刘勰传·后记》中说：“一部《文心雕龙》是刘勰从政前的著作，尽管有人说它是以佛学思想为主导，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有佛学的影子。”今人研究刘勰的佛教思想，虽然多以《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为题目去论证刘勰的佛学思想，除了说刘勰采用了印度的因明学这一抽象的论据外，多为望人生义，而非资料源于《文心》者也。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一文中，虽然用了大量笔墨，列举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两书中相同的用语和理论特点作为论据，以证明两书出于一人之手，那也只是论说而已，《出三藏记集》毕竟是以僧祐的名义行世的，也不能作为今人论证刘勰佛教思想的资料。至于《刘子》一书中的《清神》、《防欲》、《去情》诸，虽然在思想上与佛教宣扬的理论相暗合，但毕竟不是以佛教面目出现的作品。今可供用来研究刘勰佛教思想的资料，仅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两文而已。
第一节 有关刘勰佛学的资料和诸家意见之概述
姚思廉《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齐梁时期的定林寺经藏，学界公认的是以僧祐名义传世的《出三藏记集》，内中有大量的“序”，当为刘勰本传“录而序之”之证据。
刘勰当年在定林寺是以书佣身份从事文化打工，协助僧祐校经，此之功德自然记在僧祐名下。但是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集杂记铭目录序》中说：“其山寺碑铭，僧众行记，文自彼制，而造自鄙衷。”其“僧众行记”，当是指《出三藏记集》卷十四、卷十五的《高僧传》。明万历凌云五色套印本《刘子文心雕龙·序》说：“《传》称勰为文深于佛理，京师寺塔，名僧碑志，多其所作。予读《高僧传》，往往及之，但惜不见全文一篇。勰不婚娶，依沙门僧祐，与之居处十余年，博通经论，定林寺藏，勰所次也。窃恐 《高僧传》，乃勰手笔耳。”明徐批本《文心雕龙》第三册卷末附叶曰：“按藏经《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勰有《钟山上定林寺碑铭》、《建初寺初创碑铭》、《僧柔法师碑铭》三篇，有其目无其文。曹能始云：‘沙门僧祐作《高僧传》，乃勰手笔。’今观其《法集》总目序录及《释迦谱序》、《世界序》等篇，全类勰作，则能始①之论，不诬矣。”②清严可均《全梁文》卷七十一释僧祐下严可均自注曰：“案《梁书·刘勰传》，勰早孤，依沙门僧祐，居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志(寺)经藏，勰所定也。如传此言，僧祐诸《记》、《序》，或杂有勰作，无从分别。”至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学术界至今未取得共识。香港饶宗颐的《刘勰文艺思想与佛教》、石垒的《文心雕龙与佛儒二教义理论集》，辄以之为据，考《文心雕龙》诸用语皆源于佛教理论学说，其文艺思想亦以佛学为根柢。③饶宗颐说：“总之，佛学者，乃刘勰思想之骨干。故其文艺思想亦以此为根柢；必于刘氏与佛教关系有所了解，而后《文心》之旨，斯能豁然贯通也”④。范文澜《文心雕龙·序志》篇注(二)云：“《释藏》迹十释慧远《阿毗昙心序》、《阿毗昙心》者，三藏之要颂，咏歌之微言，管统众经，领其会宗，故作者以心为名焉。有出家开士，字曰法胜，渊识远鉴，探深研机，龙潜赤泽，独有其明。其人以为《阿毗昙经》源流广大，难卒寻究，非赡智宏才，莫能毕综。是以探其幽致，别撰斯部，始自界品，讫于问论，凡二百五十偈。以为要解，号之曰心。彦和精湛佛理，《文心》之作，科条分明，往古所无。自《书记》篇以上，即所谓界品也，《神思》篇以下，即所谓问论也。盖采取释书法式而为之，故能理明晰若此。”⑤一言以蔽之，《文心雕龙》的书名和严密的逻辑结构，是受了印度佛学的影响。针对范注，台湾学者张立斋批评说：“范氏注颇示渊博，妄引释慧远《心序》谓彦和精佛理，《文心》之作，自《书记》，即所谓界品也；《神思》以下，即所谓问论也。此盖以臆测，未加精审，其不知《文心》一书，虽涉解渊汇，殊不及内典一字一事也。以皈依佛法之彦和，而其宏著若是者，可以窥知其人矣。今范氏附会及之，诚所谓蔑古作者之用心，犹夫俗所谓饶舌，篇中‘心哉美矣，故用之焉’是明言文心二字所本，与佛典何涉？”①马宏山在《论文心雕龙的纲》和《文心雕龙散论》中，认为刘勰《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佛道，是“以佛统儒”的。针对马宏山的观点，孔凡在《文心雕龙学刊》第一期发表了《刘勰与佛教》一文，对马宏山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孔凡说：“《刘勰传》说他长于佛理，其实他亦精通玄学，他所笃信的佛理即是玄学化的佛学，当时佛学和玄学都属本体之学，注重体用、本末之辨，其理论体系和思维方法是一致的。”“他在《文心雕龙》这样一部重要著作中，非但没有采纳佛学为指导思想，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倾向，这是难能可贵的。”②对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明代王惟俭《文心雕龙训故·序》曰：“余反覆斯书，聿考本传，每怪彦和晚节，燔其鬓发，更名慧地；是虽灵均之上客，实如来之高足也。乃篇什所及，仅‘般若’之一语；援引虽博，罔祗陀之杂言，岂普通之津梁，虽足移人，而洙、泗之畔岸，终难逾越者乎？”王否认《文心雕龙》中有佛教思想。对于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采用“般若之绝境”一语的用意，方元珍解释说：“彦和此文旨在评论魏晋玄学家论辩文之得失。言宋岱、郭象之作，思考敏锐，精微神妙；王衍、裴 之作，交辨有无，皆独步当时，流声后代；然或偏于物感之形用，或趋于心思之寂寥，悉为一偏之解，盖惟动用心思，穷究妙理之本源，方可臻于佛家所云智慧之最高境界。”③对于《文心雕龙》中是否有佛学思想，朱文民在其所著的《刘勰传·后记》中说：“一部《文心雕龙》是刘勰从政前的著作，尽管有人说它是以佛学思想为主导，我却怎么也看不出有佛学的影子。”今人研究刘勰的佛教思想，虽然多以《文心雕龙》与佛教之关系为题目去论证刘勰的佛学思想，除了说刘勰采用了印度的因明学这一抽象的论据外，多为望人生义，而非资料源于《文心》者也。日本学者兴膳宏在《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一文中，虽然用了大量笔墨，列举了《文心雕龙》与《出三藏记集》两书中相同的用语和理论特点作为论据，以证明两书出于一人之手，那也只是论说而已，《出三藏记集》毕竟是以僧祐的名义行世的，也不能作为今人论证刘勰佛教思想的资料。至于《刘子》一书中的《清神》、《防欲》、《去情》诸，虽然在思想上与佛教宣扬的理论相暗合，但毕竟不是以佛教面目出现的作品。今可供用来研究刘勰佛教思想的资料，仅有《灭惑论》和《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铭》两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