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尽管《史传》篇重点是从历史散文的写作方法上讲的，但在如何写好历史散文和这些散文应以什么思想作指导等问题上均反映出刘勰的史学思想。
(一)“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社会功用思想
《史传》开篇就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就是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历史久远，人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历史上的事情，就是靠史书典籍。
史书的作用，刘勰认为是为了供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居今识古”，“殷鉴兴废”。因为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有“表征盛衰”的功能。通过历史材料，可以“殷鉴兴废”，吸取历史经验。因而，刘勰对《春秋》评价极高，他说：《春秋》的作用“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
对于《春秋》一书的社会作用，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就曾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过评论，在回答壶遂的质问时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以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正是因为史书的这种社会功能，使得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史书的编修工作。而史官也尤其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其父司马谈曾执迁手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者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王贤君忠臣死义之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刘勰这种修史为“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由来已久了，刘勰只是这一传统思想的继承者。
(二)“文非泛论，按实而书”的史家良德
史家之良德要求，不仅是为有功业者歌功颂德，同时还得将历史上的丑恶皆记，以供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按儒家的要求：“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又说天子“失度，则史书之……是天子不得为非也”②。尽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秉笔直书的史臣为此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但统治者在要求上还是坚持这一“直书”的原则。刘勰作为言必“征圣”、“宗经”的思想家，在史书撰写上自然坚持秉笔直书、宁缺毋滥的传统观点。他在评论以往史书时说：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疏谬少信”，司马彪的《续汉书》“翔实”。孙盛的《晋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这些评语，都反映了刘勰在对待史书的内容上强调了一个“真实”，史料要征文有据，反对“激抗难征”，要求“事信而不诞”。《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为后世之楷式。这些评论，都反映了刘勰对史书要求真实的史学思想。
自古史家和统治者都要求史臣要秉笔直书，那为什么在史书中又往往出现一些虚假的东西呢?刘勰《史传》篇认为：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 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
这就是说，史书贵在信实，可为什么会有不实之辞呢?这是因为：第一，一般人都有猎奇之心，听到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于遥远的事情也要做详细的描写，放弃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去追求奇特。牵强附会，把以往史料中从未有过的东西也写到自己的书里，这是讹滥的根源。第二，写当代史，由于当事人还在，或儿女尚在，受到某种权力的制约或利害的驱使，也容易出现曲笔，对位高德薄的人加以赞颂，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纵有美德，也加以嗤笑。因而，记述远古史会出现虚假，写当代史也歪曲事实。所以刘勰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按照瑕不掩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宁缺毋滥，这是史家之良德。
(三)“依经附圣”的思想原则
刘勰的整个《文心雕龙》就是要求写文章必须“征圣”、“宗经”，反对文不附质和追求诡丽荒诞。而《史传》作为《文心雕龙》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离不开这一原则。刘勰在《史传》中说：
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如果说《文心雕龙》全书的“征圣”、“宗经”主要是从写作艺术方面而言的话，那么《史传》篇则是从指导思想方面单独作了强调。
刘勰这种“依经”、“附圣”的史学编撰原则是在他对以往史书的品评上表现出来的。例如他评《史记》“爱奇反经之尤，条例 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这说的是班彪的《史记论》。《史记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表面看来这说《史记》“爱奇反经”的话好像是班彪的话，其实刘勰引在文中，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观点与班彪同，所以对《史记》这种“爱奇反经”和“轻仁义”的评论，也就是刘勰自己的意见了。
刘勰认为《史记》“反经”的一个实例是司马迁的妇女观。《史记》和《汉书》都为曾一度执掌朝政的吕后立纪，刘勰认为这是“违经失实”，“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牝鸡无晨”是祖训，不可违抗。“班、史立纪，违经失实”，“难为后法”。①
(四)“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的史家责任
春秋笔法，被历代史家所崇奉，其特点是通过谨慎地用字来表现作者的立场、观点，以达到“惩恶扬善”、“表征盛衰”和“殷鉴兴废”的目的。古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足见其史家之责任重大。这种责任的产生，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要求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上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与我国古代官修史书这种特殊体制有关。至少从商代以来就有了利用历史对君主进行劝诫的作法，到春秋时期已扩大到了劝诫整个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他们不仅注意遥远的过去，更注重眼前。企图利用历史树立起自己当代的理想楷模，以谴责违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人和事，因而史官的责任就显得尤其重要。这种修史的责任感，不仅为史家所遵循，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给予支持，尽管有时牵涉到当权者的隐私。例如《左传·僖公七年》记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在管子看来，已经做了的事，史官没有记下，这是史官的史德不高的表现。《左传·宣公二年》还记载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的事，并“示于朝”。对于董狐的这一直笔，刘勰在评古代史家之史德时说：“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①
所谓史家的责任感，也就是史家之史德，就是要求史书编写者对于历史事件不隐恶，不蓄美，按实而书，不惜以生命求真实。刘勰所称道的南史氏就是这样一位史臣。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谁记载其事，崔杼就杀死谁，已经为此有两位史官被杀，但南史氏仍冒死拿着记好的竹简送去。直到得知其事已记录在案为止。历史上，这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养成了史家之良德，以至于不惜生命以维护史料之真实。这种责任感就是刘勰所称道的：“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②刘勰叹司马迁和班固一代良史，犹不能免遭非议之嫌，而况别人，所以“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可见史家之责任是何等重要。
(五)编撰史书的具体方法
《文心雕龙·史传》说：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史传》篇的这段话，讲了史书的社会作用和撰写史书的具体步骤及方法。正因为史书负有总结社会发展规律和惩恶扬善的作用，因而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应特别慎重，不可草率从事。
第一，先占有尽可能多的史料，做到“博练于稽古”，不惜“抽裂帛，检残竹”。
刘勰谈论这一问题时，举了汉王朝的事例。以汉修国史为例，先将全国各王国郡县的所有文书计簿集中起来，让史官详细阅读，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以做到心中有数，为了充分占有材料不惜“ 裂帛，检残竹”，参古察今，达到一个“博”字。
第二，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确定撰书的指导思想。
书的指导思想，是书的灵魂，是每一位作者在动笔前必须确定了的，这就是刘勰文中谈的“立义”。刘勰出于传统观点，主张“依经”、“附圣”，这是他主张史书撰写的指导思想。
第三，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核和精密的安排。
对于史料的处理程序，刘勰举“纪传”体史书为例。他说：“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纪”是指本纪。本纪是由帝王的传和国家大事记结合而成的一种文体。“传”是指人物传记，即史书上的列传。“编年缀事”，是指把史实按年月日编排和记叙史实两项工作。①由于这一文体的特殊性要求，使得作者不同于写作其他文种可以泛泛地发表议论，而是必须按实而书。刘勰认为，这就给史书的撰写者带来了两大困难：一是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纷杂，说法不一，其考证也就难以精密；二是由于事件的复杂性，特别是有些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之间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清理出头绪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难免出现疏漏。对于史料的编排，难处也很大。在一本书的人物传记里，同一件事与之有关的人很多，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内容，就会出现重复，如果只记在一个人身上，又造成偏颇。使史书的内容叙述得既简洁又详明，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像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大家所写的《史记》和《汉书》，也被张衡挑出十几处这样的毛病。①这要求史臣必须有相当高的史才，方可写出好的作品。
第四，撰写史书要确定体例并明确标出条例。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
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刘勰对于《春秋》所用撰书条例给予赞赏，对于《史记》和《汉书》未标明条例而给予批评，借班彪之口说《史记》有“条例 落之失”。指出自《史记》以后直到邓粲撰写《晋纪》才有条例，并给孙安国提供了范例。所谓“《春秋》经传，举例发凡”，是指晋杜预在为《春秋左传》作注时所抉发的史书撰写体例。杜预在《春秋左传注》序文中说：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其事非一，故言志以综之也。如僖公十六年齐人止公之类)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杜预抉发的《春秋左传》的这些体例，有的是周公时已定的，有的是孔子编《春秋》时定的。
《春秋》的这些义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在解释了对叔孙侨如在《春秋》中有时称“叔孙侨如”，有时称“侨如”这种现象以后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言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撰写史书，建立并标明体例，不仅可以增加全书的条理性，统一性，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而且也使作者撰写时有一个统一的准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标明了撰写此书的原则和全书的框架结构，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便利。
总之，刘勰对史书的源流、编写体例、指导思想和表现手法等诸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振甫曾评论刘勰的《史传》篇说：“就历史说，《史传》是《史通》的先河。在《史传》以前，还没有人像这样评论过史书的源流、作家和体例得失的。《史通》里讲《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可以说是《史传》的发展。《史传》里对史官建置、古今史书及史书体例都讲了。不仅这样，《史通》里有的论点也本于《史传》，像《史传》里评编年纪传的得失，称编年缀事，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纪传则人始区分，详而易览，但总会为难，铨配未易，《史通·二体》里发展了这个论点。因此，就史评的角度说，《史传》在史官建置、史书的源流体例、史家成就、作史的目的功用和态度，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是有它的开创之功的。”①
台湾文心学家王更生在评论《文心雕龙》的史学思想时说，“今贤钱宾四评校《文心雕龙》与《史通》的优劣，平实中肯，足资留心史学者所借鉴。他说：‘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在《史通》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的是评论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在评论史著，不是评论历史……回头来看刘勰的《文心雕龙》，那就伟大得多了。他讲文学便讲到文学的本源，学问中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对整个学术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能从大处会通处着眼，他是从经学讲到文学的，这就是他能见其本源，能见其大；大本大源他已把握住……因他能注意到学问之大全，他能讨论到学术的本源，文学的最后境界应在哪里？这些用心，却是刘知几所缺乏的’。我们借用钱先生的史学眼光，就更可以看出彦和先生史学思想之博精。然而人恒知《文心雕龙》为文论的名著，竟忽视了他在文论中的史学方面的成就。至于荟萃其史学思想的《史传》篇，更是史学界考史、论史空前未有之作”②。
但是，刘勰的史学思想也有他保守的一面。他虽然提倡直笔和“按实而书”，由于他的指导思想是“征圣”、“宗经”，而儒家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对刘勰不能说没有消极影响。事实上他在谈到“尼父之旨”的“尊贤隐讳”时，说是“纤瑕不能玷瑾瑜”。对孔子的这种错误听之任之，未提出批评，并给予原谅。刘勰史学思想中的另一错误是他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性。这表现在他对《史记》和《汉书》为吕后立纪的批评，表现在把秦宣太后理政说成是“乱政”。因为吕后实际上是临朝理政，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她掌握全国的统治权达八年之久，是事实上的皇帝。秦国的宣太后在秦昭王年幼不能理政的情况下，她亲自治事，重用魏冉和白起，为秦国的强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刘勰反抱着传统的保守思想，以其“牝鸡无晨”和“妇无与国”的传统观念给予反对，这与他的“秉笔直书”思想是相悖的。刘勰就《史记》和《汉书》对吕后的实录评之为“违经失实”。所以刘勰的妇女观和“依经”、“附圣”与他的“按实而书”的直笔思想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他落后于早他五六百年的司马迁和班固。
第三节 史学思想
刘勰的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尽管《史传》篇重点是从历史散文的写作方法上讲的，但在如何写好历史散文和这些散文应以什么思想作指导等问题上均反映出刘勰的史学思想。
(一)“表征盛衰，殷鉴兴废”的社会功用思想
《史传》开篇就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这就是说，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以来，历史久远，人们之所以能够了解历史上的事情，就是靠史书典籍。
史书的作用，刘勰认为是为了供人们特别是统治者“居今识古”，“殷鉴兴废”。因为史书记载的历史事件有“表征盛衰”的功能。通过历史材料，可以“殷鉴兴废”，吸取历史经验。因而，刘勰对《春秋》评价极高，他说：《春秋》的作用“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
对于《春秋》一书的社会作用，早在汉代的司马迁就曾在《太史公自序》中有过评论，在回答壶遂的质问时说：
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以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正是因为史书的这种社会功能，使得历代统治者特别重视史书的编修工作。而史官也尤其认识到自身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其父司马谈曾执迁手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者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王贤君忠臣死义之事，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可见刘勰这种修史为“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①的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是由来已久了，刘勰只是这一传统思想的继承者。
(二)“文非泛论，按实而书”的史家良德
史家之良德要求，不仅是为有功业者歌功颂德，同时还得将历史上的丑恶皆记，以供后人从中吸取教训。按儒家的要求：“太子有过，史必书之。史之义不得不书过，不书过则死。”又说天子“失度，则史书之……是天子不得为非也”②。尽管历史上不知有多少秉笔直书的史臣为此付出了血和生命的代价，但统治者在要求上还是坚持这一“直书”的原则。刘勰作为言必“征圣”、“宗经”的思想家，在史书撰写上自然坚持秉笔直书、宁缺毋滥的传统观点。他在评论以往史书时说：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疏谬少信”，司马彪的《续汉书》“翔实”。孙盛的《晋阳秋》、鱼豢的《魏略》、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这些评语，都反映了刘勰在对待史书的内容上强调了一个“真实”，史料要征文有据，反对“激抗难征”，要求“事信而不诞”。《史记》“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为后世之楷式。这些评论，都反映了刘勰对史书要求真实的史学思想。
自古史家和统治者都要求史臣要秉笔直书，那为什么在史书中又往往出现一些虚假的东西呢?刘勰《史传》篇认为：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 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
这就是说，史书贵在信实，可为什么会有不实之辞呢?这是因为：第一，一般人都有猎奇之心，听到传闻，就想大写特写，对于遥远的事情也要做详细的描写，放弃大家共同认可的东西，去追求奇特。牵强附会，把以往史料中从未有过的东西也写到自己的书里，这是讹滥的根源。第二，写当代史，由于当事人还在，或儿女尚在，受到某种权力的制约或利害的驱使，也容易出现曲笔，对位高德薄的人加以赞颂，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纵有美德，也加以嗤笑。因而，记述远古史会出现虚假，写当代史也歪曲事实。所以刘勰认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应按照瑕不掩瑜的原则，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宁缺毋滥，这是史家之良德。
(三)“依经附圣”的思想原则
刘勰的整个《文心雕龙》就是要求写文章必须“征圣”、“宗经”，反对文不附质和追求诡丽荒诞。而《史传》作为《文心雕龙》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离不开这一原则。刘勰在《史传》中说：
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
如果说《文心雕龙》全书的“征圣”、“宗经”主要是从写作艺术方面而言的话，那么《史传》篇则是从指导思想方面单独作了强调。
刘勰这种“依经”、“附圣”的史学编撰原则是在他对以往史书的品评上表现出来的。例如他评《史记》“爱奇反经之尤，条例 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这说的是班彪的《史记论》。《史记论》曰：“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表面看来这说《史记》“爱奇反经”的话好像是班彪的话，其实刘勰引在文中，目的是证明自己的观点与班彪同，所以对《史记》这种“爱奇反经”和“轻仁义”的评论，也就是刘勰自己的意见了。
刘勰认为《史记》“反经”的一个实例是司马迁的妇女观。《史记》和《汉书》都为曾一度执掌朝政的吕后立纪，刘勰认为这是“违经失实”，“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牝鸡无晨”是祖训，不可违抗。“班、史立纪，违经失实”，“难为后法”。①
(四)“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的史家责任
春秋笔法，被历代史家所崇奉，其特点是通过谨慎地用字来表现作者的立场、观点，以达到“惩恶扬善”、“表征盛衰”和“殷鉴兴废”的目的。古有“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足见其史家之责任重大。这种责任的产生，一方面是统治阶级要求在历史文献的记录上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又与我国古代官修史书这种特殊体制有关。至少从商代以来就有了利用历史对君主进行劝诫的作法，到春秋时期已扩大到了劝诫整个统治阶级的主要成员。他们不仅注意遥远的过去，更注重眼前。企图利用历史树立起自己当代的理想楷模，以谴责违背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人和事，因而史官的责任就显得尤其重要。这种修史的责任感，不仅为史家所遵循，就是统治阶级内部也给予支持，尽管有时牵涉到当权者的隐私。例如《左传·僖公七年》记管仲说：“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记奸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记，非盛德也。”在管子看来，已经做了的事，史官没有记下，这是史官的史德不高的表现。《左传·宣公二年》还记载董狐记录赵盾弑其君的事，并“示于朝”。对于董狐的这一直笔，刘勰在评古代史家之史德时说：“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①
所谓史家的责任感，也就是史家之史德，就是要求史书编写者对于历史事件不隐恶，不蓄美，按实而书，不惜以生命求真实。刘勰所称道的南史氏就是这样一位史臣。据《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夫崔杼杀了国君，谁记载其事，崔杼就杀死谁，已经为此有两位史官被杀，但南史氏仍冒死拿着记好的竹简送去。直到得知其事已记录在案为止。历史上，这种强烈的职业责任感养成了史家之良德，以至于不惜生命以维护史料之真实。这种责任感就是刘勰所称道的：“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②刘勰叹司马迁和班固一代良史，犹不能免遭非议之嫌，而况别人，所以“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可见史家之责任是何等重要。
(五)编撰史书的具体方法
《文心雕龙·史传》说：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必阅石室，启金匮，抽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
《史传》篇的这段话，讲了史书的社会作用和撰写史书的具体步骤及方法。正因为史书负有总结社会发展规律和惩恶扬善的作用，因而史学家在编写史书时应特别慎重，不可草率从事。
第一，先占有尽可能多的史料，做到“博练于稽古”，不惜“抽裂帛，检残竹”。
刘勰谈论这一问题时，举了汉王朝的事例。以汉修国史为例，先将全国各王国郡县的所有文书计簿集中起来，让史官详细阅读，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制作功夫，以做到心中有数，为了充分占有材料不惜“ 裂帛，检残竹”，参古察今，达到一个“博”字。
第二，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确定撰书的指导思想。
书的指导思想，是书的灵魂，是每一位作者在动笔前必须确定了的，这就是刘勰文中谈的“立义”。刘勰出于传统观点，主张“依经”、“附圣”，这是他主张史书撰写的指导思想。
第三，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核和精密的安排。
对于史料的处理程序，刘勰举“纪传”体史书为例。他说：“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纪”是指本纪。本纪是由帝王的传和国家大事记结合而成的一种文体。“传”是指人物传记，即史书上的列传。“编年缀事”，是指把史实按年月日编排和记叙史实两项工作。①由于这一文体的特殊性要求，使得作者不同于写作其他文种可以泛泛地发表议论，而是必须按实而书。刘勰认为，这就给史书的撰写者带来了两大困难：一是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纷杂，说法不一，其考证也就难以精密；二是由于事件的复杂性，特别是有些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之间往往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要想清理出头绪是很不容易的，这就难免出现疏漏。对于史料的编排，难处也很大。在一本书的人物传记里，同一件事与之有关的人很多，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内容，就会出现重复，如果只记在一个人身上，又造成偏颇。使史书的内容叙述得既简洁又详明，是很不容易的事。即使像司马迁和班固这样的大家所写的《史记》和《汉书》，也被张衡挑出十几处这样的毛病。①这要求史臣必须有相当高的史才，方可写出好的作品。
第四，撰写史书要确定体例并明确标出条例。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
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刘勰对于《春秋》所用撰书条例给予赞赏，对于《史记》和《汉书》未标明条例而给予批评，借班彪之口说《史记》有“条例 落之失”。指出自《史记》以后直到邓粲撰写《晋纪》才有条例，并给孙安国提供了范例。所谓“《春秋》经传，举例发凡”，是指晋杜预在为《春秋左传》作注时所抉发的史书撰写体例。杜预在《春秋左传注》序文中说：
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故发传之体有三，而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显。文见于此，而起义在彼，称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缘陵之类也；二曰志而晦。约言示制，推以知例，参会不地、与谋曰及之类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从义训，以示大顺，诸所讳辟、(其事非一，故言志以综之也。如僖公十六年齐人止公之类)璧假许田之类是也；四曰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五曰惩恶而劝善，求名而亡，欲盖而章，书齐豹盗、三叛人名之类是也。推此五体，以寻经传，触类而长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伦之纪备矣。
杜预抉发的《春秋左传》的这些体例，有的是周公时已定的，有的是孔子编《春秋》时定的。
《春秋》的这些义例，《左传·成公十四年》在解释了对叔孙侨如在《春秋》中有时称“叔孙侨如”，有时称“侨如”这种现象以后说：“故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言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撰写史书，建立并标明体例，不仅可以增加全书的条理性，统一性，便于读者阅读和理解，而且也使作者撰写时有一个统一的准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就标明了撰写此书的原则和全书的框架结构，给读者的阅读提供了便利。
总之，刘勰对史书的源流、编写体例、指导思想和表现手法等诸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周振甫曾评论刘勰的《史传》篇说：“就历史说，《史传》是《史通》的先河。在《史传》以前，还没有人像这样评论过史书的源流、作家和体例得失的。《史通》里讲《六家》、《二体》、《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可以说是《史传》的发展。《史传》里对史官建置、古今史书及史书体例都讲了。不仅这样，《史通》里有的论点也本于《史传》，像《史传》里评编年纪传的得失，称编年缀事，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纪传则人始区分，详而易览，但总会为难，铨配未易，《史通·二体》里发展了这个论点。因此，就史评的角度说，《史传》在史官建置、史书的源流体例、史家成就、作史的目的功用和态度，作了较系统的论述，是有它的开创之功的。”①
台湾文心学家王更生在评论《文心雕龙》的史学思想时说，“今贤钱宾四评校《文心雕龙》与《史通》的优劣，平实中肯，足资留心史学者所借鉴。他说：‘我们平心来看这两部书，《文心雕龙》之价值，实还在《史通》之上。我曾讲过，史学当有三种工作，即考史、论史、著史。《史通》向来被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的是评论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在评论史著，不是评论历史……回头来看刘勰的《文心雕龙》，那就伟大得多了。他讲文学便讲到文学的本源，学问中为什么要有文学，文学对整个学术应该有什么样的贡献。他能从大处会通处着眼，他是从经学讲到文学的，这就是他能见其本源，能见其大；大本大源他已把握住……因他能注意到学问之大全，他能讨论到学术的本源，文学的最后境界应在哪里？这些用心，却是刘知几所缺乏的’。我们借用钱先生的史学眼光，就更可以看出彦和先生史学思想之博精。然而人恒知《文心雕龙》为文论的名著，竟忽视了他在文论中的史学方面的成就。至于荟萃其史学思想的《史传》篇，更是史学界考史、论史空前未有之作”②。
但是，刘勰的史学思想也有他保守的一面。他虽然提倡直笔和“按实而书”，由于他的指导思想是“征圣”、“宗经”，而儒家那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思想，对刘勰不能说没有消极影响。事实上他在谈到“尼父之旨”的“尊贤隐讳”时，说是“纤瑕不能玷瑾瑜”。对孔子的这种错误听之任之，未提出批评，并给予原谅。刘勰史学思想中的另一错误是他在妇女问题上的保守性。这表现在他对《史记》和《汉书》为吕后立纪的批评，表现在把秦宣太后理政说成是“乱政”。因为吕后实际上是临朝理政，对社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她掌握全国的统治权达八年之久，是事实上的皇帝。秦国的宣太后在秦昭王年幼不能理政的情况下，她亲自治事，重用魏冉和白起，为秦国的强大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刘勰反抱着传统的保守思想，以其“牝鸡无晨”和“妇无与国”的传统观念给予反对，这与他的“秉笔直书”思想是相悖的。刘勰就《史记》和《汉书》对吕后的实录评之为“违经失实”。所以刘勰的妇女观和“依经”、“附圣”与他的“按实而书”的直笔思想是矛盾的。在这一点上，他落后于早他五六百年的司马迁和班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