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心雕龙》的结构和内容

《文心雕龙》，从《原道》至《序志》共五十篇，至于为什么不多不少恰恰就是五十篇呢?刘勰自己解释说：“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之用，四十九篇而已。”《易·系辞》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刘勰为避萧衍之讳，称“大衍之数”为大易之数。按照《隋书·经籍志》说《文心雕龙》十卷，然《梁书》和《南史》只记其为五十篇。刘勰自己说是分为上篇和下篇。他在《序志》里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照刘勰的这个说法上篇的编次为：
《原道》第一
《征圣》第二
《宗经》第三
《正纬》第四
《辨骚》第五
《明诗》第六
《乐府》第七
《诠赋》第八
《颂赞》第九
《祝盟》第十
《铭箴》第十一
《诔碑》第十二
《哀吊》第十三
《杂文》第十四
《谐隐》第十五
《史传》第十六
《诸子》第十七
《论说》第十八
《诏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封禅》第二十一
《章表》第二十二
《奏启》第二十三
《议对》第二十四
《书记》第二十五
在上篇的二十五篇文章中，前五篇为“文之枢纽”，这是刘勰的说法。按今天的意思，就可以叫做绪论。自《明诗》篇至《哀吊》八篇为论文。从《史传》篇至《书记》篇共十篇为叙笔，其中的《杂文》篇和《谐隐》篇介乎论文和叙笔之间。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这样说：“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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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刘勰这个说法，只能按次第列出十三篇，尚有十二篇未能列上。可是，自唐至今通行的版本次第如下：
《神思》第二十六
《体性》第二十七
《风骨》第二十八
《通变》第二十九
《定势》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镕裁》第三十二
《声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丽辞》第三十五
《比兴》第三十六
《夸饰》第三十七
《事类》第三十八
《练字》第三十九
《隐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养气》第四十二
《附会》第四十三
《总术》第四十四
《时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刘勰把正文安排了四十九篇，第五十篇《序志》即如今人所说的序言，古人作书多将序言放在书后，如《史记》、《汉书》等皆用其体例。
以上《文心雕龙》的篇章结构次第安排是采用唐以来的通行本，而且每五篇为一卷，共十卷。但现在的研究者对这个编次提出了许多不同意见。首先是《物色》篇，通行本放在第四十六。范文澜认为应当放在“《附会篇》之下《总术篇》之上。盖物色犹言声色，即《声律》篇以下诸篇之总名，与《附会篇》相对而统于《总术》篇，今在卷之首疑有误”①。到20世纪70年代末，对《文心雕龙》现通行的十卷本编次问题引起研究者的怀疑。首先由郭晋稀以《〈文心雕龙〉的卷数和篇次》②为题提出质疑，并公布自己的研究成果，随后由牟世金对郭晋稀的文章提出商榷。③王元化也撰文表示改动缺少实据，认为《物色》放在第四十六更合乎道理。④然后日本学者安东谅对牟文又提出了新的补充意见。⑤郭晋稀又撰文答安东谅，坚持自己的研究成果，并把自己的成果应用在他的《文心雕龙译著十八篇》、《文心雕龙注译》和《白话文心雕龙》中，郭晋稀的改动只涉及下篇。1982年我国台湾学者李曰刚出版他的《文心雕龙斠诠》，不仅下篇次第改动较大，上篇次第也有改动。对于这些改动的意见，虽然国内不仅下篇次第改动较大，上篇次第也有改动。对于这些改动的意见，虽然国内外学者也认为按今人的理解似乎有道理，但未必符合刘勰原意。因为毕竟是1500多年以前的人写的书，与今人的理解肯定是有差别的。例如《才略》、《知音》、《程器》三篇的次第，按今人的理解就不能如此相排，因为《才略》论作家的才能，《程器》论作家的品德，但通行本却将《知音》篇插在二者其间。按今人的理解“才”和“德”是相连的，何以当中插上《知音》篇呢？可是由于它与《序志》篇中的“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次第正好相符，所以迄今为止，谁也没法产生怀疑。由这一事实足以说明刘勰对《文心雕龙》篇次的安排未必妥当，或与今人的理解有差别。由这一事例可知全书的篇次肯定有不合理或不合于今人的看法之处，如果都给予完全的另排，每个研究者各按自己的主张另行编写篇次，那就会乱了，最好的办法是现通行本的编次不变，在各自的注解里加以注明自己的见解为好。对此，牟世金认为：“通行本《文心雕龙》篇次，当以不改为妥。虽然难以断言五十篇的次第绝对无一错乱，但为对古籍持慎重态度，在没有找到可靠的史证之前，对研究者认为有问题的篇次，可以存疑，可以讨论研究，也可断言应作何种改正，但对原书还是暂不改编为好。鄙见以为，现行的篇次基本可视为刘勰撰定的原貌。其中少数篇序,看来似不合理，这主要是如何理解的问题。对待古人的论著，显然不能要求古人就我，而应我就古人。就是说，应从考察古人的用意出发，力求准确地了解其原意。其安排合理的篇次结构，则予肯定，其不合理者，只能指出其不当，而不是予以改变或调整。否则，各以己见改编其书，很可能使之面目全非，若按某种新编本来探讨刘勰的理论体系，就未必是刘勰的理论体系了。”①
按照《文心雕龙》通行的篇次和《序志》的提示，可以分为四大部分。前五篇为“文之枢纽”，是第一部分。上已谈及，即现代人所说的“绪论”部分，或者说是全文的总纲。在这部分里，又可以把前三篇分为一组，是全书的总论，为人们的创作提出了总的原则和指导性意见。石家宜认为“必须把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全面把握《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应当把《原道》篇看成是《文心雕龙》的哲学篇。①这是很有见地的。而其后的两篇又可列为另一组，即是说前三篇是要求写作要“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但社会上有伪托的经书，是不能效仿的，所以专列《正纬》一篇放在其内。纬书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这是刘勰论文所需要的，因而用了一个“正”字。而在要求“征圣”、“宗经”的时候，为了防止人们曲解他的本意，把合乎《离骚》这一中国文学史继《诗经》之后汉赋之前的作品，作为否定他的主张，刘勰又专门把《辨骚》一篇放在其中，指出其是按照经典做了以经书为标准，折中汉代诸家的评论，指出屈、宋的作品同于《风》、《雅》者的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四事，异于经典的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四条。这两个四条，刘勰的本意是为了说明《离骚》哪些是效法了经典，哪些是创新了的东西。以往人们对《楚辞》由于“鉴而弗精，玩而未核”造成一些曲解。刘勰用意在正前人评价的混乱，为后人效法儒典而正本清源，所以用了一个“辨”字，以说明他主张应当把儒家经典的雅正文风和《楚辞》的奇丽文风结合起来，达到宗经和酌骚相结合，使之奇正相参、华实并茂。虽然研究者中有人将其归列下二十篇的文体论中，细品原味并非为论文体而写。
从《明诗》到《书记》共二十篇，为第二部分，史称文体论。我国台湾学者徐复观称之为“文类论”，也有道理。在这部分中又可分为三组。前八篇为论文，从《史传》第十六至《书记》第二十五为叙笔。在古代，人们把讲究韵律的文章称为文，把无韵的文章称为笔。在这部分中由于包括分析各种文体，所以刘勰把它叫做“论文叙笔”。在写法上每一篇基本本着四个方面进行论说：一是指出其每种文体的定义和写作特点，二是叙述各种文体的发展概况，三是对各种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评论，四是总结每一种文体的写作经验，这一部分是为了后面的大论打基础。
在文体论中，从《明诗》到《哀吊》为一组，是“文”；《史传》到《书记》为一组，是“笔”。第十四篇《杂文》和第十五篇《谐隐》是介乎“文”和“笔”之间的一种杂体，应单独作为一组。这一组指出杂文是自汉以来兴起的一种“名号多品”的文种，把它“总括其名，并归杂文之区”。《谐隐》是出自民间的俚语俗言，本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它对于抑制某些昏暴的统治者“颇益讽诫”，甚至能在“兴治济身”中发挥一定的效用。所以刘彦和把它们排在文和笔中间加以评论，是非常科学的。也有学者把这部分分为文学性文体和实用性文体。文学性文体有《明诗》、《乐府》、《诠赋》、《杂文》、《谐隐》篇；实用性文体又细分为一般实用性文体和宫廷实用性文体：一般实用性文体有《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史传》、《论说》、《诸子》、《书记》篇；宫廷实用性文体有《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篇。①
自《神思》至《总术》的十九篇文章，史称创作论。王运熙认为“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写作方法统论”②。在这部分文章中又可分为几组，即《神思》篇作为这部分之首，专论作文的构思和想象。因为刘勰认为艺术构思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③。又因为它是整个写作论的总纲，所以它单独为一组。另一组是《体性》、《风骨》、《通变》、《定势》四篇文章，着重讨论风格问题。《体性》指出由于作家的才性和学养不同，而形成了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种不同的风格，用罗宗强的说法，应叫做体貌。并用这八种体貌表明自己的爱憎。下面的《情采》和《　裁》为一组，是为了承上启下的两篇文章，专论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及其规范和剪裁问题。但“　裁”一词还不完全等同于今人说的剪裁。因为刘勰自己说“规范本体谓之熔，剪裁浮词谓之裁”。所以“熔”是对作品内容的规范，“裁”是对繁文浮词的剪裁。这是从“思绪初发”到作品写成后的润饰修改，贯彻在整个写作中的工作。
从《声律》至《指瑕》九篇文章为一组，这一组除《章句》篇兼论章法外，其他皆专论修辞学，即研讨遣词造句和修辞手段及作文技巧等具体问题。
《养气》、《附会》、《总术》三篇文章，是呼应前文，是对上面所谈情思和布局谋篇的一个补充。因为上面《神思》强调“陶钧文思，贵在虚静”。要想保持旺盛的情思必须学会工作，也就是要注意休息，即“养气”。因为“神疲气衰”、“精气内销”则“神志外伤”。“气”是一个人的内在之物，“神”是一个人的外表之物，只有“清和其心，调畅其气”，才能思路敏捷，畅通无阻，反之即可休息，即“烦而即舍，勿使壅滞”。《附会》篇主要讲谋篇布局时，如何统筹安排。“附”是对文章形式方面的处理，“会”是对文章内容方面的处理。在本篇中刘勰以人体比作文体，提出了做文章“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四要素原理。《总术》篇是在上面论证了写作的种种方法和原则后做的一个总结，综合论证写作方法的重要性。指出如果能“执术驭篇”，写出的文章就会“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于斯盛矣”。
《时序》篇至《程器》篇五篇文章为《文心雕龙》的第四部分，史称批评鉴赏论。在这一部分中又可分为三组。《时序》和《物色》为一组，专门论述文学与社会现象、文学与自然现象的关系。在《时序》篇中，刘勰从历代文学创作的变化和发展情况，来探究文学与社会现象的关系。在论证过程中总结出三种关系，一是“风动于上，而波振于下”，从商周的诗歌，到汉晋的文学都反映了这一现象；二是“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乱世，能造就出“雅好慷慨”、“梗概而多气”的作品；三是儒道思想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从中总结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规律，提出文学的发展变化受社会的制约。
《物色》篇专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在这篇中提出了“情以物迁，辞以情发”的基本原理，说明四时变化对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都能产生不同的影响。
《时序》和《物色》这一组文章强调了客观世界对作家主观意识的决定作用，说明刘勰在文学理论方面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是他整个文学理论最重要的闪光点，但这两篇在结构的归属上学界有分歧。
有些文心学研究者主张将《物色》篇移到创作论部分去①，认为着重谈了如何作自然景色的描写，是属于创作论。而王元化则认为《物色》篇虽然“谈到如何写好自然景色，内容与第三部分诸篇接近，但论据还不足。因为：第一，说《物色》篇编次错乱，纯属推测，在版本上缺乏依据。第二，如前所述，第三部分诸篇，讲构思、谋篇的体制风格、用词造句，不但内容，就是篇名如《神思》、《声律》等等，都是从写作方法角度着眼的，而‘物色’则是激发作者创作冲动的因素和文学描写的对象，与第三部分诸篇角度不同，移到前面，并不相称。第三，从第四部分的结构看，《时序》讲文学与时代(政治社会环境)的关系，《物色》讲文学与景物(自然环境)的关系，连在一起，也讲得通。两篇开头云：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时序》)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物色》)
二者词句非常对称，内容都是说明环境对于文学的影响，看来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表明刘勰认为这两篇有着密切的关系”①。
不过也应该看到《时序》和《物色》与创作确也有关，创作不能不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但批评鉴赏也应考虑作品形成的客观环境。看来《时序》和《物色》确是介于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之间的，也不能说划到第三部分就没有道理。
从《才略》到《程器》三篇为一组，在这一组文章中又各有分工。《才略》篇专论作家的创作才情。对先秦、两汉到魏晋时期各朝代的作家近百人及其作品进行批评，指出其优劣及其原因，可说是古代文学史上作家论之洋洋大观。并提出了作家成就的大小与其所处的时代有关，不仅强调了作家的主观因素，同时也注意到作家成就的客观因素。《知音》篇是专论如何进行文学批评的问题，这是刘勰文学鉴赏论和批评论的中心部分。在此篇中作者指出批评鉴赏的困难有两方面：一是“音实难知”，即作品本身难以被人理解和鉴别；二是“知实难逢”，即作家难以遇到理解和鉴赏者。这就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说明文学批评难以做到正确合理的原因。本篇中同时也指出了文学评论中的错误倾向，即批评者的“贵古贱今”和“崇己抑人”以及“信伪迷真”，再是凭个人的好恶去评论他人的长短。鉴于上述不良现象，刘勰在最后提出：一是要加强评论者的道德修养和文学修养，提高自身的鉴赏水平；二是采用正确的批评方法，即利用“六观”法，具体说是观作品的“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程器》篇是讲作家的品德修养和政治修养。要求作家的作品不仅要有文采，作家本身也得有一个好的修养，使文品与人品结合起来，做到德才兼备。本篇又可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讲作家注意品德修养的必要性；第二层以具体作家为例，指出要辩证地看待历史上作家们的毛病；第三层是指出一个作家不仅要有文学创作的才华，要有一个好的人品，还要加强政治修养，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文、武、政互兼的学者；第四层强调指出理想的作家应当是“有文有质”，德才兼茂，能够进可以担当军国重任，退可以独善垂文后世。这正是刘勰自己思想和身世的真实写照。正如纪昀所评：“观此一篇，彦和亦发奋而著书者……彦和入梁乃仕，故郁郁乃尔耶。”①
《序志》是本书的最后一篇，也是本书的序言，学者们往往称之为第五部分。它交代了作者撰写本书的目的、意图、方法、态度以及指导思想和内容安排。本篇有五个层次。第一层交代书名的由来；第二层交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第三层指出自魏晋以来文论著作的共同毛病是没有寻根溯源；第四层说明对全书内容的安排；第五层交代自己评论作家作品和阐述写作理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