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刘勰(467-538)，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省莒县)人。南朝齐梁时期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莒县定林寺校经楼
刘勰出身于士族官僚家庭，汉城阳王刘章后裔。城阳王都莒200余年，传九世十王，其子孙先后封侯者计54人。王莽篡权后，刘章后裔皆削爵，至晋永嘉时期，刘章后裔随琅邪王举家渡江南迁，侨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刘勰祖上的仕宦情况，今查到史料的有六世祖刘抚为彭城内史，五世祖刘爽为山阴令，四世祖刘仲道为余姚令，祖灵真，史料未记官职，其父刘尚为越骑校尉，刘勰从祖父刘秀之为宋司空。
刘勰出身世代官宦人家，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曾产生过前程似锦的幻想，以至于“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但由于父亲在南朝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的建康平叛战役中阵亡，致使刘勰早孤家贫。家庭的不幸变故，并没有使刘勰意志消沉，而是“笃志好学”，立志“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①。刘勰在贫苦中求学，与母亲�
嘁牢２恍业氖悄盖滓苍谒∷甑氖焙颍蚧统杉踩ナ溃踣奈盖资厣ト辍Ｄ铣胗烂靼四�(公元490年)，齐武帝下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随才授职，进得其人，受登贤之赏；荐非其才，获滥举之罪。”②这使得处于苦闷中的刘勰看到了一线希望，于是他抱着被举荐的欲望，奔走于建康城内的亲友故旧之间。
此时定林寺僧侣与皇室关系密切，刘勰认为定林寺是个可去的地方，退可以有一个读书吃饭的所在，进可以有机会见到政要，或许能遇到伯乐。于是，去定林寺依沙门僧祐居处十余年。十余年的寺院生活，并没有使刘勰成为一名佛教徒，只是在寺院作为书佣，助 校经。
时僧祐已是著名的佛教法师，不仅来往于皇室，而且也出没于名山寺院，生平所得布施，皆投入定林寺和建初寺两寺的基本建设上，所得经书、卷轴皆藏于定林寺。定林寺为当时全国四大藏经处之一，僧祐把整理经藏的任务交由刘勰担当。十余年的校经生涯，遂使刘勰博通经纶。定林寺经藏均由刘勰区别部类，录而叙之，整理而成。据学者研究，今传世的佛典目录《出三藏记集》虽署名僧祐撰，实出于刘勰手笔。
刘勰因学问高深，又能写一手好文章，且书艺超群而受到京师朝野士人和名僧的器重，京师寺塔及名僧碑志，多请刘勰制文。齐永明十年(公元492年)，定林寺高僧超辩圆寂，由刘勰为其撰写碑文。齐建武元年(公元494年)，定林寺高僧僧柔圆寂，沙门僧祐为之立碑，碑文也由刘勰撰写。
由于刘勰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烈的仕途欲望使他身居佛门，心系仕宦，成名成家的思想使他不能安于现状。他认为“君子处世，树德建言”，要么从政当官，恩及于百姓；要么著书立说，以垂后世。在充分估量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之后，刘勰认为只有著书立说是可以做到的。他想到为经书作注，以阐释圣人的旨趣，但又想到马融和郑玄在注经方面已做得相当出色，自己纵有深解，也难以自成一家。文章对于安邦治国却不是可有可无的，一切政务要靠它来实施；君臣之业要靠它来发扬光大。但是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文章内容，以至于“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为了纠正这种不正文风，刘勰遂遵“尼父陈训”，“搦笔和墨，乃始论文”，充分利用助僧祐校经的一切业余时间，费时约四五年，于梁天监元年春夏期间完成一部“论古今文体”的文学评论著作——《文心雕龙》。书成之后，虽曾在文人间传过，但未为时流所重，然而刘勰却深知其书的学术价值，于是决计自荐于文坛领袖沈约。由于当时沈约贵盛，刘勰无由自达，于是便背上他的书稿，等候在沈约时常来往的路上。当沈约车辆到来之时，他上前献书，沈约便命仆人取来试读。沈约被文章打动，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并带回家中陈诸几案，随时研读。
由于沈约对刘勰文才的褒扬，不久刘勰被任命为奉朝请。奉朝请一职，既无实权，又无属员，只是奉朝会请召而已，但这却是刘勰走向仕宦的第一步。
南朝梁天监三年(公元504年)，临川王萧宏为中军将军，遂引刘勰为记室。刘勰离开定林寺，开始了仕宦生涯。天监七年(公元508年)十一月，刘勰奉敕入定林寺与僧旻等30人一起抄经，到八年四月抄毕，凡八十八卷。此时中军临川王萧宏已为司空，车骑将军王茂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遂调刘勰为车骑仓曹参军。天监九年(公元510年)，刘勰出为太末县令，三年届满，吏部考评“政有清绩”，遂调入仁威将军南康王府为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天监十五年(公元516年)，由僧祐主持的剡县石城寺弥勒佛石像工程竣工，请刘勰前往撰写了《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
自从梁武帝于天监三年舍道事佛以后，佛教成为国教，道教受到打击，佛道斗争日趋激烈。天监十六年(公元517年)，武帝下诏宗庙祭祀改用蔬果，敕太医不得以生灵为药，并敕废天下道观，令道士皆还俗。刘勰抓住机遇上表建议二郊农社祭祀应如七庙同改，武帝诏付尚书省讨论，得以通过，照刘勰建议行事。刘勰也于本年撰写了《灭惑论》一文，反驳道士对于佛教的攻击。一系列的护佛工作，取得了梁武帝的欢心，于是迁步兵校尉，兼通事舍人如故。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僧祐法师在建初寺圆寂，葬于钟山开善路西定林寺之旧墓地，弟子正度立碑，刘勰制碑文。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刘勰免步兵校尉职，与沙门慧震入定林寺撰经。普通三年(公元522年)，梁武帝下诏，要求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对民间疾苦上报朝廷。在这一政治气氛下，《刘子》一书完成。刘勰与慧震在定林寺自天监十八年(公元519年)至梁大同三年(公元537年)止，共整理和撰经约七千五百余卷。待完成撰经任务，自己也已是古稀之人，看眼下，形影相吊，瞻念前程，一切皆为梦幻，一股悲凉和愤恨之感涌上心头，于是先燔发自誓，遂上书皇帝复命并请求出家，梁武帝应允，并赐法名慧地。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出家后，未期而卒。但也有人认为并未去世，而是潜回了故乡莒县，并创立了浮来山定林寺。
二
据《梁书·刘勰传》说，刘勰有文集行于世，但在《隋书》中不见记载，现在能找到的刘勰著作有《文心雕龙》、《刘子新论》(或称《刘子》)、《灭惑论》、《梁建安王造剡县石城寺石像碑铭》。其余几篇碑文只见存目，不见文字。
刘勰一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法学、兵学、人才学、社会管理学等诸多方面。
在哲学方面，尽管《梁书·刘勰传》中说刘勰“为文长于佛理”，但他的文章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成分。
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太极”一词，出自《易·系辞上》，以前人们多释为天地未分之前的混沌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时间概念，指上古时期，因而“人文之元，肇自太极”，也就是人文始于上古。刘勰那个时代，尚未有考古学，他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人文，就是八卦之类的东西，所以有“《易》象惟先”之说。这说明刘勰的世界观既不是客观唯心主义，也不是主观唯心主义，而是唯物主义的。
刘勰的著作中充满了辩证法。《文心雕龙·时序》篇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这就是说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刘勰认为，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在不停地运行变化之中，而且都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活动，超过了这个“度”就会走向反面，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能遵循，不能违抗。
民本主义的清明政治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主要成分。刘勰在《文心雕龙·书记》篇说：“律者，中也。黄钟调起，五音以正；法律驭民，八刑克平。以律为名，取中正也。”
荐贤举能，均任适才的人才思想是刘勰政治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
刘勰基本的文风思想是主张文章要“衔华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的“诡奇”、“淫靡”之文风，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在《梁书·刘勰传》中，虽然说他“为文长于佛理”，但从刘勰现有佛学著作看，多言他人所已言，未见有什么创新。
刘勰的思想是复杂的，有些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例如，在《文心雕龙·养气》篇，他主张形神一体，形在神在，形死神灭，在《灭惑论》中他却主张通过佛法练神的一系列步骤，可以使神脱离形体而长在。
三
刘勰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历代王朝对刘勰的著作一再刻印，刘勰的言论一再被引用。《文心雕龙》今已译成日文、英文、意大利文、捷克文、韩文传往世界各国。自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以来，刘勰研究由自发研究走向了有组织的自觉研究，先后在中国、日本、美国等多次举行《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据不完全统计，从1907年起至2002年止，已公开发表论文4700余篇，出版专著300余部。“文心雕龙学”已成为世界显学，刘勰的文学理论也成为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的指导思想。
为了纪念刘勰，在刘勰祖籍山东莒县建有他的大型立身石雕像，莒县城内的一条东西大街被命名为“文心路”，山东省设有“刘勰文学评论奖”，在江苏省镇江市建有“文苑”，镇江市图书馆设立了中国《文心雕龙》研究资料中心。刘勰正在从学者的书斋走向人民大众，为更多的人所熟悉。
